由两岸故宫合办、在台北故宫举行的“雍正大展”自10月6日开幕以来,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这是两岸故宫60年来首次合作。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解读两岸故宫破冰合作始末
两岸故宫:一个甲子的重逢
合作源于台北故宫一次偶然的投石问路
记者:从今年初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首访北京故宫,到10月双方合办的大展开幕,两岸故宫在分离整整一个甲子之后,跨越时空的千山万水深情相拥,仿佛冥冥中的注定。作为亲历者,您能讲讲“破冰”的始末吗?
郑欣淼:双方的合作源于台北故宫一次偶然的投石问路。
去年年中,台北故宫计划举办一个雍正展,但策划者在策展选件的过程中觉得少了雍正的肖像画、行乐图、朝服像等(它们都在北京故宫),感到非常遗憾,于是就考虑是否可以向北京故宫借展。今年年初,他们试探着向北京故宫提出这一要求,我们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
很快,他们就来了。2月14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一行抵达北京,开始了对北京故宫博物院为期四天的访问。这是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故宫博物院的院长第一次相聚,打破了两岸故宫60年的隔膜,被称为“破冰之旅”。
实际上,借文物的事我们已经同意了,都不用怎么谈了。我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更多谈的是双方合作的事。两岸故宫经过磋商,在八个方面形成了共识。
半个月后,3月1日至4日,我率领十人访问团回访台北故宫,这是60年来两岸故宫博物院院长首次正式互访。双方进行实质性合作达成8项共识。8月14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视频连线,共同宣布在10月份至明年1月合办“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本次展览预计展出总计246件雍正王朝的文物精品。其中台北故宫提供203件展品,北京故宫提供37件,另外还有来自上海和台湾有关机构的器物、文献等展品。由借展到合办,文物还是那些文物,但意义却更加深远,说明双方的交流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0月6日,我如约来到台北故宫,为“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揭幕。
北京故宫的参与,让“雍正大展”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展
记者:北京故宫的参与,能让“雍正展”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郑欣淼:对于雍正皇帝,其历史评价从来就是毁誉参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个勇于改革的皇帝,并且带动了一个革新的时代,在清代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例如,雍正皇帝在位时间并不长,只有13年,却是中国古代最关切宝岛台湾的君主之一。在“和衷”(即和睦同心)思想指导之下,雍正皇帝不断强化台湾的军政管理机构,升澎湖巡检司为澎湖厅,改台厦道为台湾道,将台湾总兵升为挂印总兵。他选拔内地出色的官员经略台湾。雍正皇帝对台湾原住民更是施恩布教,维护其耕猎之地不受侵扰。自雍正三年(1725年)起,清政府和福建泉州、漳州等地每年包销大量台湾稻米,以平抑大陆沿海粮价、缓解台湾粮食滞销。雍正五年(1727年),他删改禁令,谕准垦荒的大陆民众可以携眷过台,令宝岛人丁兴旺、粮果丰登。经过数代人的奋力,台湾成为清代“康亁盛世”下的一片热土。因此,在台北故宫办一个雍正展,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这次雍正大展,正是要重新诠释历史上清世宗雍正皇帝的本来面目,而所藉之途径乃正是珍贵文献档案与精美书画器物。
两岸故宫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圣殿,都是以清代皇家庋藏的历代文物精华为基础,这当中包括有大量雍正朝的文物精品,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互补性。台北故宫拟定的展览和研讨会主题是“为君难”,这件开题文物“为君难”印章是北京故宫的藏品。而此次北京故宫借出的《十二美人图》画面上陈设的一件汝窑椭圆花盆,则是台北故宫的精品。两岸的珍贵文物在这次“雍正大展”上重新聚首,珠联璧合,交相辉映,从而使展品具有非同寻常的完整性、代表性,这也使该展览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展。
记者:请介绍下北京故宫赴台参展文物的情况?
郑欣淼:本次我院赴台参展文物共计37件套。其中,书画类21件;器物类12件;宫廷类4件;一级品7件。
37件套虽然数量不多,但涉及我院主要文物收藏类别,并且是其中的精品甚至孤品,特别是像雍正帝朝服像、“为君难”玺、泥塑雍正像等,均为本次《雍正大展》的“点睛”所在。
此外,这些文物内容丰富。既有反映雍正皇帝御容以及从事政务活动的内容,也有表现日常生活及精神层面的题材,特别是雍正行乐图(行乐图是中国人物画的一种,一般以描绘皇家的娱乐生活为主题)、清人画美人图等,对观众感性上认识雍正其人,进而从理性上探究他的内心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比如,皇帝着装奇特,服饰类别丰富是雍正行乐图重要特点。满族入关以来,为防止被汉族同化,清政府明令禁止满人穿汉族服装。但是雍正在行乐图中,大多着汉服,扮为村夫、文士、官吏等。不仅如此,雍正还有穿蒙族、藏族和西洋文艺复兴后期、新古典时期服装的行乐图。这在中国古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也反映了雍正皇帝内心世界是非常丰富的,有标新立异的一面。
是文物的重聚更是心灵的共鸣
记者:在亲临台北出席“雍正大展”的日子里,有哪些感想、故事给您留下深刻影响?
郑欣淼:通过此次两岸故宫的交流与合作,我深切地感受到它已不仅是珍贵文物的重新聚首,更是两岸民众对于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的深情拥抱。在台湾和回到北京的这短短几天内,我能感受到这样的交流已在两岸民众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鸣。
这次赴台的4天期间,除了出席10月6日的“雍正展”开幕式之外,10月8日我还参加我的《故宫与故宫学》一书繁体字版的发布会。继今年3月出版《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之后,这是我在台出版的第二本书。发布会上,主办方精心筹办了茶席。同时,邀请著名京剧艺术家李宝春与新生代演员黄宇琳演出“四郎探母”唱段《坐宫》,以京剧雅集与香茶品茗的方式祝贺新书出版。整个活动中我时时都能感受到台湾文化界的深情厚意。
10月9日上午,我应邀来到台湾政治大学以“故宫与故宫学”为题做了专题演讲,其中有一个花絮,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演讲的时间为上午10点,但我9点半就到了。我说:我来早了。会议主持人政大文学院周院长接过话意味深长地说:“不早不早,已晚了60年了。”
出席“雍正展”开幕式期间,台北故宫原研究员、著名书画家、年过九旬的张光宾先生专门托人送我三本自己的著作,表达他对两岸故宫交流的期许,我非常感动。
这次我还见到了一位老故宫人的儿子。他叫庄灵,是台湾著名的摄影家,今年已70多岁。他的父亲庄严曾参与故宫博物院的筹建,后到台湾,任过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也是1948年底第一批故宫南迁国宝运台的押运者。庄严先生生前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希望原藏乾隆帝三希堂书斋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现藏台北故宫)、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后二者现藏北京故宫,三者并称三希帖)三件稀世珍宝有朝一日能再度团聚,但这个愿望他临终也没有实现。而今,它也成为庄灵先生的一个心结。近几年我们通过几次信,但没见过面。在这次雍正展的开幕式上,我们见面了。他对我说,他有一些故宫文物南迁时的珍贵资料,想捐献给北京故宫。他说,两岸故宫原本是一家,乐为两岸故宫的广泛合作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回京后,在香港的当代国学大师铙宗颐先生托其来京公干的女婿专门给我带话:“两岸故宫的交流很好。”
从台湾刚回到北京后不久,我还收到一封寄自高雄的邮件。是一幅带有镜框的素描画像,画的是我和周功鑫院长共同手持一幅画有台北故宫的小画,高80厘米,宽60厘米,挺大的。通过联系,得知作者是一位家住高雄的女画家,名叫刘姮妤,对她的其他情况我一无所知。我很感动,便给她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刘姮妤女士:您好!很高兴收到惠寄的大作。画面上周功鑫院长与我都很传神,这说明您画技的高明。谨致谢忱。您的画作,表达了对两个故宫及两岸文化交流的赞许和期望,我从中感受到了台湾同胞的厚意。这也是鞭策,我们会继续努力,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两院未来将进行更宽广的实质合作
记者:今年两岸故宫交流的效果如何?未来互访交流有着怎样的前景?
郑欣淼:今年年初定的几项交流合作项目都落实了。我院自4月至今先后接待了7批台北故宫人员来我院提看文物、查阅资料、参观访问。其中,台北故宫的陈博士于今年8月3日到9月18日,在我院文物保护与古陶瓷研究方面进行了近2个月的学术交流。9月22日、23日,台北故宫志工协会参访团一行30人来访我院。我院专门安排了参访团与我院相关部门进行了座谈。
此外,刊物资料书籍的互相交换等机制也都建立起来了。今年年底,双方故宫还都将开通视频,届时,双方可以随时召开电视电话会。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双方的学术研讨交流机制。也就是前几天(11月4日),台北故宫召开了为配合雍正展举办的以“为君难——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为主题的两岸故宫第一届学术研讨会。我院派出副院长为团长的一行8人出席了会议。会开得很好,明年10月,将举办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由我们承办,主题围绕“永乐宣德文物大展”。我想今后一定还会连续举办下去。
“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是半年多来两岸故宫交流的重要成果,也是下一阶段两岸故宫合作良好的开端。两院均表示未来将持续进行更宽广的实质合作。
两院未来新增合作计划包括:合作开展南宋玉器、宋代名窑瓷器、清内府鉴定、清代书籍版本、装帧、装潢等方面研究;两院互换院史档案和图片等等。
记者:雍正皇帝几百年前肯定想不到,几百年后,他还能起这么大的作用。
郑欣淼:是啊。84年前的10月,故宫博物院宣布成立。84年后,同样是10月,两岸故宫同仁在分离整整一个甲子之后,为“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再次重聚一堂。两岸故宫的交流是历史的必然,必然性中又有偶然。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雍正大展,北京故宫参展,共襄盛举,就是必然中的偶然。的确,在此我们应该感谢雍正皇帝,正因为有了他,才有了这次令世人瞩目的雍正大展;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展览,才有了两岸这一个难得的契机,才有了两岸故宫人翘首期盼的这一次亲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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