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活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也许他们并不知道米开朗基罗,不知道罗丹,但是他们却一定知道《收租院》。《收租院》在中国的家喻户晓也许并不是因为它暗合了超级写实主义的世界浪潮,它的社会价值可能更在于用艺术的方式记载了所有中国人的时代记忆与精神热情。时隔30年,作为中国为主宾国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前期活动的一部分,103件玻璃钢镀铜《收租院》群雕在2009年9月23日,欧洲最重要的艺术展览地——德国法兰克福申恩展览馆(SCHIRN KUNSTHALLE)开展,再次引起轰动。法兰克福副市长、法兰克福市参议员、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前院长、德国资深的《收租院》研究者莱热教授(Reiner Kallhart),以及法兰克福各界人士数百人出席了展览开幕仪式。开幕式的盛况吸引了众多媒体前来报道。展览现场,人头攒动,前来参观的人们排成长队,其间的热闹与喧嚣使人恍惚回忆起《收租院》上个世纪7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荣光。
迟来的2009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已享誉全国的泥塑《收租院》就收到了来自西方艺术界的橄榄枝,例如卡塞尔文献展的哈尔特·塞曼先生曾计划邀请《收租院》到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一展风采。但由于自身创作材料的限制,以及当时复杂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收租院》走出国门的梦想始终未能成真,这也是当代中外艺术交流史上的一大憾事。
但客观上,这一延滞也促成了《收租院》自身的不断成长与完善。《收租院》最初完成于1965年。当时它只是一组泥塑,制作并不精良且不适合于搬运与巡展。但由于它凝聚了特殊时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以及代表了学院雕塑艺术与民间艺术完美结合,这组泥塑在大邑当地展出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国内赢得了“一颗原子弹”的高度评价。为了更好地宣传泥塑《收租院》的教育意义,从1973年开始,在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对《收租院》进行了前后近4年的“复制和再创作”,最终完成了一套用玻璃钢制作、镀铜表面处理,艺术处理与表现更加成熟和完善的《收租院》群雕。但之后由于文革的结束,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这套在文革中被大力追捧的群雕在力求思想不断更新的新环境下不可避免地被漠视,并陷于长期的沉寂之中。直至2000年,四川美术学院60周年校庆,这组闻名已久的大型群雕103件作品才第一次整体亮相。经过精心地修缮与重新的展示设计,作品细节的展示更加生动,连环画式的场景表现也更加完善。2008年《收租院》14件玻璃钢镀铜作品出现在纽约亚洲协会博物馆举办的“艺术与中国革命”(Art and China’s Revolution)展上,获得了热烈反响。而2009年5月,这套作品在上海美术馆全部展出,9月又来到法兰克福申恩展览馆,实现了《收租院》70年代“复制和再创作”用于国内外巡回展览的初衷。而此时却已经是这一作品“复制和再创作”完成后的31年,距离哈尔特·塞曼的邀请已有37年之久。
闪耀法兰克福
如今,这些凝注了那个时代中国人集体记忆的雕塑在罗马人广场上矗立的正义女神雕像的注视下,成为了法兰克福书展中的一件盛事。不仅在申恩展览馆周边,就连毗邻的地铁站内都贴满了《收租院》展览的海报,到处都能感受到法兰克福对于《收租院》的热情与关注。
这一耗费甚巨的展览历经中德双方三年精心筹备。从展品恒温恒湿、无酸纸内壁、PE填充、宽幅张力的运输包装,再到耗时两个月的海上运输,以及3000多万元人民币的保险加持,《收租院》走出国门的每一步都得到了最无微不至的保护与至高无上的尊重。而在展览布置方面,更是精心设计,细致入微。展览场地主要分序厅和展厅两部组成。序厅刻意用红白两色对照布局,使观众一进展场便能感受到来自特定时代的气息。鲜明弧形的红色幕墙用于展示《收租院》德文版的相关历史文献,白色的矩形空间用于展播上海美术馆拍摄的《收租院》历史影像资料。展厅精心选择了充满历史厚重感的青灰色打底,地墙一色。在长68米,宽8米的展厅中,《收租院》群雕靠左侧墙壁一线展开。群雕按交租、验租、过斗、风谷、算账、逼租及反抗七个部分陈列。每组群雕都布局精致,注重细节,尤其注重灯光的烘托与映衬,雕塑人物眼神的衔接与辉映。主办方希望以最连续、真实、完整的方式再现承载了无数记忆的那个时代以及其间蕴涵的创作者们的艺术情愫。
为了让观众更深刻的体会《收租院》雕塑艺术的逼真效果,展览馆还别出心裁地采取了开放式的展览方式,观众们可以最近距离地走近艺术作品,更细腻地体会人物的眼神与情态,更深刻地感受雕塑细节的刻画,以达到身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现场效果。
正是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与周到的布置,《收租院》在法兰克福的闪亮登场受到了从政界名流到商界精英,从艺术专家到普通艺术爱好者的一致追捧,展馆内观众始终川流不息,媒体蜂拥而至,德国电视一台甚至为这次展览制作了专门的纪录片。
意义的延续与延续的意义
对《收租院》意义的挖掘与研究从其诞生伊始就没有停止过。《收租院》诞生之初就以丰硕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引起国人的瞩目。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收租院》的研究开始进入更大的时空背景和世界范畴,艺术批评家开始把《收租院》与超级写实主义、装置艺术联系起来,而《收租院》产生的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独特的艺术呈现方式也引起了西方研究者的兴趣。据德方展览项目负责人埃斯特·施莱西特(Esther Schlicht)女士的介绍,《收租院》群雕自上世纪60年代问世后就受到欧洲艺术界的关注与讨论,其介绍材料曾被编译成15国文字,有些大学甚至还开展了专门的艺术研究。《收租院》作为一个艺术现象,一个杰出的艺术作品,一个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在艺术以及文化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
而如今《收租院》作为一个艺术符号出现在法兰克福,时代赋予了《收租院》更新的意义。在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政府通过与法兰克福市政府、当地近30多家文化机构合作举办的11个展览活动,7场会议与演讲,3场中国音乐和歌舞表演以及多场读书会与朗诵活动,努力展示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风采与魅力。“中国”俨然成为了本届书展最重要的关键词。而作为中德交流活动的前站,在申恩展览馆举行的这场名为“百万人的艺术”的《收租院》大型群雕展更是从活动一开始就提高了这场“中国热”的热度。
此次展览的中方负责人,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冯斌先生,也许最能体会《收租院》在法兰克福热展背后蕴含的意义。冯斌不仅作为收藏这套玻璃钢镀铜《收租院》群雕的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的馆长出任了展览的中方负责人,而且他为《收租院》的推广和研究竭尽心力。他先后参与编辑过1999年由河北美术馆出版社出版的《收租院群雕》大型画册,参加过2002年加拿大“文化革命和文化产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以《收租院: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为题专题讲演。2008年开始,他具体负责了四川美术学院《收租院》群雕铸铜工作。他的职责所系以及与《收租院》的特殊渊源使他成为了本次展览最忙碌的人。众多德国境内外媒体记者都为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风趣讲解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热烈的场面不仅让他本人,也让展览主办方都颇感意外,也如冯斌其后解释的那样,开幕式上法兰克福所看到的《收租院》的光彩与魅力,其实代表的正是德国人乃至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与惊奇:“我们希望《收租院》在法兰克福的展出预示了一种新的开始。”
也许,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收租院》作为促进文化交流的媒介,并没有真正消除中西文化的隔阂与差异,我们对于艺术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的认识也远没有达成一致,这一点从德国主办方所命名的那个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展览题目就能窥见一斑,但这并不影响两种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正如德国法兰克福市副市长费利克斯·泽梅尔罗特所说:这样的交流可能会证明中西文化之间更多的差异,但观点的碰撞从来都不是坏事,因为人类的创作也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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