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要对明清时期的书画鉴藏进行研究时，徽州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区域。当徽商在明代崛起之后，这片黄山之麓的村落就成为书画收藏的重镇。

　　徽州书画鉴藏群体的产生、发展最为直接的原因是伴随着徽州经济兴盛的文化繁荣。从重要鉴藏家的出身来看，他们全部属于儒商家族。明朝初期开始，徽商就开始在松江、苏州等江南地区经商。明中期后，苏州已经成为徽商长途货贩的枢纽，竞趋逐利的徽商云集在此。徽州与江南地区的文化互动伴随着自明初徽商的贸易活动就已经开始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寓居江南的徽商广泛结交当地的文人学士;二是许多江南地区的文人应邀在徽州交游。

　　江南地区自古文风昌盛，随着明代中期经济的发展繁荣，形成了“玩古”的风尚。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对当时江南地区古董收藏与玩古的风尚作了概括。当时的徽商颇受苏州“玩古”风尚的影响，他们入乡随俗，以收藏为雅事，多成为好事者。詹景凤(1520-1602)，字东图，号白岳山人，安徽休宁人。他是一位长期往来于江南的徽州鉴藏家，多与当地文人交往。在其书画著录《东图玄览编》中，记载了许多徽州鉴藏家的书画藏品以及他与江南鉴藏家藻鉴书画的事迹。詹景凤除了夸耀自己的眼力高明之外，还表明在当时徽州的收藏趣味多继苏州之后，徽州的鉴藏家受到苏州书画鉴藏风尚和鉴藏家的影响，紧随其后。

　　书画收藏，为徽商介入文化的一种方式，他们以此标榜财富与学识。同时，书画收藏也是徽商结交文人士大夫的一个重要途径。徽州文人们几乎都出生于商人家庭，对书画收藏的热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沉溺于书画成为他们闲暇之时的雅事。自明代中期开始，收藏之风在徽州各县兴盛起来。

　　对于明中晚期徽州书画收藏之盛，明清之际的徽州古董商吴其贞所撰写的《书画记》中记述道：“忆昔我徽之胜，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只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时得甚多。其风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林程氏，以得皆为海内名器。”

　　吴其贞所提及的徽州大收藏家族——溪南吴氏、汪氏、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林程氏等皆为徽州名门望族，也是富甲一方的徽商世家。其中，溪南吴氏，即歙县西溪南吴氏，在明末清初的徽州书画鉴藏领域中，由于其宗族中收藏书画人数之多、藏品之精湛和丰富、对徽州乃至江南地区的收藏影响之深远，可以称得上首屈一指的徽州收藏望族，徽州各地的其他宗族无一可与之相提并论。西溪南吴氏所藏书画多历代名家珍品，吸引海内名流关注与频频交游。

　　西溪南，旧时亦称丰溪、丰南、溪南，位于黄山南麓，歙县西部。因位处新安江上游，丰乐水之南，而得名“丰南”。宋元时期，吴姓成为西溪南李、金、彭等姓氏中的第一大姓。《新安歙西溪南吴氏世谱》载：徽州吴氏先世为唐左台御史少微，始居徽州休宁。其后人光公于唐咸通元年(860)由休宁迁居西溪南。“公善堪舆，避地择居，由休宁凤凰山迁徙于此。当时卜居有三，一曰莘墟，地刚而隘，山峭而偏，居之者主贵，而不利于始迁;一曰横渠，地广而衍，水抱而居之者主富，而未蕃于后胤;一曰丰溪之南，土宽而正、地弱而厚、水楫而回，后世其大昌也，遂安焉……”

　　西溪南吴氏多为盐商世家。《丰南志》有言：“吾家自前明入国朝，历二百年，世袭盐策。”万历《歙志》记载：“邑中之盐策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明末西溪南人吴士奇在《征信编》中的“货殖传”载：“嘉、隆以来，淮海以南，富于财者，贾则山西高氏、宋氏、韩氏，歙县吴氏、汪氏。”明正德、嘉靖间，西溪南吴氏便开始在两淮从事盐业生意。如太学生出身的吴光，其父就曾“以盐策客淮扬”，他子承父业，深精经商之术，在扬州被人奉为“盐业祭酒”。吴黄谷“客广陵数十年”。吴一敬“客广陵淮楚间，收事盐业，修先业而息之。”嘉靖时期的吴彦先，其家“七世业盐策，客于淮海。”至清代，西溪南吴氏多集中在扬州从事盐业。《扬州画舫录》载：“吴氏为徽州望族，分居西溪南、南溪南、长林桥、北岸、岩镇诸村。其寓扬州者，即以所居之村为派。”

　　西溪南自古就极富文风，早在宋代，就建有“溪南书院”。自明代西溪南吴氏在盐业经营中日渐崛起之后，其中许多人成为即拥有巨额财产又“贾而好儒”的商人，故西溪南在文化方面也十分繁荣，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可谓独树一帜。明代则有“崇文书院”。同时，刻书业也十分发达，吴氏大贾中就有许多是藏书家。西溪南的文化繁盛还表现在许多吴氏成员对艺术收藏十分热衷，明末清初时出现了“家家书画，户户鼎彝”的收藏盛况。作为徽州地区著名的收藏家族，西溪南吴氏为“休、歙之最”。吴氏家族在鉴藏方面人才辈出，尤以明末吴廷为最。

　　吴廷，又名吴国廷，字用卿，号江村，“余清斋”主，万历年间人，生卒年不详。《丰南志·士林》有吴廷传：“吴国廷，一名廷，字用卿，丰南人。博古善书，藏晋唐名迹甚富。董其昌、陈继儒来游，尝主其家。尝以米南宫真迹与其昌，其昌作跋，所谓‘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尚藏有右军官奴帖真本’者也。刻《余清斋帖》，杨明时为双钩入石，至今人珍袭之，谓不减于《快雪》、《郁冈》诸类帖。所刻有馆本《王右军十七帖》……皆刻于万历中。清大内所藏书画，其尤佳者半为廷旧藏，有其印识。”民国《歙县志》卷十《吴国廷传》与之相同。国廷为吴廷的谱名，今所见其跋语皆属“吴廷”或“用卿”、“江村居士”和“余清斋主人”。

　　吴其贞在《书画记》中多处提及“余清斋”，也著录了他在“歙友”家中看到的一些曾藏于吴廷处的书画，但未提及与之有交往。《书画记》最早的记录在明崇祯八年(1635)，那时吴廷已经故去。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与褚遂良《小楷阴符经》都是吴廷所藏之物，两者的题跋同书于明天启二年(1622)，为纪年最晚的跋语。由此可推断，吴廷应该生于1549年之后，卒于1635年之前。

　　关于吴廷的职业，根据文献可知其为古董商。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对吴廷有评价：“今日新安大估吴江村名廷者，刻《余清斋帖》，人极称之。”李维桢(1547——1662)撰《吴节母墓志铭》，其中有关于吴氏记载。吴母年未三十丧夫“用卿始扶床耳，其兄国逊方龀，其弟国旦方娠。”吴廷与其弟为诸生，后又入赘为太学生。“用卿则与兄俱之京师，悉出金钱筐篚易书画鼎彝之属，鉴裁明审，无能以赝售者。好事家见之，不惜重购。所入视所出什伯千万。”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四载：“夏圭绢写《江天晓色》一小轴，《祈雨图》一大轴，皆真本。以上四者俱于吾郡古董吴廷处见。”这说明吴廷与詹景也相识并有交往。由此可知，吴廷是一位鉴定水平过人的古董商。他所藏的书画多钤有“余清斋图书印”、“吴廷书印”等。

　　关于“余清斋”之名的由来，《书画记》卷一有说明：“王叔明《有余清图》纸画一幅……此图原系吴江村物，故名其斋曰余清，今有《余清斋帖》传世，系江村所刻。” “余清斋”的匾额为董其昌亲笔书写

　　吴廷与当时许多知名的文人学士为友，其中与董其昌的关系最为密切。董其昌一生中曾数次来徽州，青年时期就曾在歙县江村教书。许承尧《歙事闲谈》记载：“董其昌为诸生时，游新安。江村江一鹤迎馆于家，克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遗书画真迹最多。”董其昌与吴廷为好友，他来徽州时一般都居住在西溪南吴氏余清斋。

　　吴廷与董其昌的最早交往当在万历十八(1590)年。此后，两人在书画鉴藏方面交流、切磋，交往一直延续。董其昌在书画题跋中对吴廷多有提及，如某一珍品得于其手，或借来临摹，其间不但有金钱交易，也有物物交换。从这些跋语中可以了解董其昌与吴廷的交往情况，可知晚明书画交易的面貌。列举两跋，以说明：

　　《跋米芾蜀素帖卷》：“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余先得摹本，刻之鸿堂帖中。甲辰(万历三十二年，1604)五月，新都吴太学携真迹至西湖，遂以诸名迹易之。时徐茂吴方旨吴观书画，知余得此卷，叹曰：已探骊龙珠，余皆长物矣。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后自宽曰：米家书得所归。太学名廷，尚有右军《官奴帖》真本。董其昌题。”

　　《跋虞世南临王羲之<兰亭序>》：“万历丁酉观于真州吴山人孝甫所藏，以此为甲观。后七年甲辰上元日，吴用卿携至画禅室时，余已摹刻此卷于《鸿堂帖》中。董其昌题。”

　　吴廷与陈继儒亦为好友，他们与董其昌时常一起品鉴书画。董其昌题王羲之《行穰帖》有载：“此卷在处，当有吉祥云覆之，但肉眼不见耳。已酉(1609)六月二十有六日再题。通观者陈继儒，吴廷。董其昌书。”

　　李维祯称吴廷“鉴裁明审，无能以赝售者，”可见其鉴定文物及书画的眼力极高。因此，许多人请吴廷为之鉴定藏品。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明万历十四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春坊右庶子等职，与吴廷吴廷为友。《游居柿录》卷五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八月,吴廷曾在袁中道家中为其品鉴藏画：“新安友人吴用卿处见王羲之亲笔《迟汝帖》……用卿至瓶隐斋觅书画，予无所藏，仅得《杨妃上马图》一轴。用卿曰：此钱舜举笔，《滚尘图》则真韩干笔画。《春倦图》，用卿一见，即知为赵松雪笔。余沈石田数轴，皆非赝手。”

　　吴廷还时常邀请文人墨客到其宅中雅集，共同鉴赏鼎彝书画，谈古论今。陈衎为晚明文士，闽人，尝游江南。他曾有写《集吴用卿宅》，以诗为赞：“门巷虽尘世，尊窑具古风。”

　　杨明时在《虞世南临王羲之<兰亭序>》卷后题跋，记述了吴廷等人与他一起欣赏此作的情景：“万历戊戌(1598)除夕，用卿从董太史索归。是为同观者：吴孝父治、吴景伯国逊、吴用卿廷、杨不弃明时，焚香礼拜，时在燕台寓舍。执笔者杨明时也。”杨明时，字不弃，号未孺子，歙县人，生卒年不详。他是徽州地区的一位知名画家，擅长山水人物。他也懂鉴赏，由吴廷请入西溪南，《余清斋帖》就是经他勾勒刻石。根据法帖的跋语，可知杨明时寓居余清斋是在万历二十五年(1591)前后。

　　吴廷所藏的历代名家法书多收入《余清斋帖》中。此帖刻成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藏品大多经过董其昌和陈继儒鉴评，所刻法书多为晋、唐、宋名家墨迹，皆附有原帖各家题跋。此帖一经刻成，就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沈德符赞之：“今日新安大估吴江村名廷者，刻《余清斋帖》，人极称之。乃其友杨不器手笔，稍得古人遗意。”

　　《余清斋》帖刻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成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历经十八年。因原迹规格不同，且又分批上石，故刻石无统一规制。《余清斋帖》的刻石原存放在西溪南吴氏祠堂中，今陈列在歙县太白楼新安碑园内。现共收藏33方，其中28方刻石为双面镌刻，合计61块版面，与日本书道博物馆旧藏拓本目录一体。除苏轼《后赤壁赋》及少数评跋缺损，余皆完整。

　　《余清斋帖》全册共有单帖二十六篇，帖后的评跋六十五篇，观记题识二十一处(句)，计有九十九人次，多为历朝达官名人和书家;落款最早时限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最晚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时跨近六百年，名人的题识真实记录了墨迹的流传历程;其书体正、草、隶、篆俱有，大字十六厘米见方，小字仅半厘米见方。而万历年间的评跋则有二十四篇，董其昌(时年四十一岁)就作有十一篇，其余皆为吴廷、杨明时所作。

　　据日本书道博物馆收藏的拓本编排目录，《余清斋帖》分为正篇(六册十六卷)：第一册，序题、晋·王羲之《十七帖》;第二册，晋·王羲之《迟汝帖》、《兰亭序》、《乐毅论、黄庭经、霜寒帖》;第三册，晋·王洵《伯远帖》，晋·王献之《中秋帖》、《兰草帖》、《东山帖》，隋·智永《归田赋》，唐·虞世南《积时帖》;第四册，唐·孙过庭《千字文》，唐·颜真卿《祭侄文稿》;第五册，宋·苏轼《后赤壁赋》，宋·米芾《千字文》;第六册，宋·米芾《评纸帖》、宋·米芾《临右军至洛帖》。续篇(二册八卷)：第一册，晋·王羲之《行穰帖》、《思想帖》、《东方朔画赞》，晋·王献之《鸭头丸帖》、《洛神赋十三行》;第二册，晋·王羲之《胡母帖》、晋·谢安《中郎帖》、唐·颜真卿《蔡明远帖》。

　　吴廷的藏品除刻入《余清斋帖》的晋、唐、宋诸名家墨迹之外还有不少，如米芾《蜀素帖》，原为吴廷所藏，后被董其昌以其他名家墨迹换得。又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此帖吴廷得于王稺谷，后归锦衣卫刘承禧(?—1662)。刘承禧去世前，嘱咐家人将此帖归还吴廷以偿所欠的千两黄金。《余清斋帖》初刻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最后上石则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所以《蜀素帖》和《快雪时晴帖》都没有被《余清斋帖》收录、刻石。

　　此帖以往极少施拓，流传不广。晚清金石学家、书法家杨守敬(1839-1915)评判《余清斋帖》道：“吴江村收藏之富，几与项子京埒，远出文征明父子汇刻的《停云馆》帖(多为缺损补刻)、董其昌汇刻的《戏鸿堂》帖(焚毁后翻刻)、华夏汇刻的《真赏斋》帖(火厄后重刻)等诸帖之上。”其因就是《余清斋》刻石历经四百余年，还完好存世，当比《停云》、《真赏》、《戏鸿》等残损后再重翻刻的碑石，要价高一筹。若将几种拓本比照欣赏，《余清斋》确实清心悦目，高雅脱俗，毫无匠气。光绪六年(1880年)，杨守敬出使日本，游历四年，极力推崇此帖，于是受到日本书道界的赞誉。日本书论家中村不折(1868—1943)在《法帖书论集》中称赞此帖：“于晋，采自晋帖的佳者或大抵称得上真迹的钩摹本;于唐、宋，则全采自真迹，使此帖具有权威性”，“其多收羲、献等未刻于他帖的名迹，实为灿然。”

　　吴廷的书画收藏不但在徽州首屈一指，而且名振江南。他去世后没多久，这些珍品便逐渐流散。吴其贞《书画记》载叙了他在西溪南的见闻：“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三益曰：吴氏藏物十散有六矣。……至今皆渐次散去，计其得失不满百年。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书画记》中多处提到了吴廷藏品的流散情况，如，柯九思《竹谱图》、王蒙《有余清图》等后归歙县榆村藏家程正言：“王叔明《有余清图》......此图原系吴江村物，故名其斋曰：余清斋。今有《余清斋帖》传世，系江村所刻。以上书画于程正言家得观，时戊寅二月三日。”又，王献之《鸭头丸帖》、颜真卿《祭侄文稿》等皆转藏于同乡之手：“......以上四卷观于汪天赐、吴云从、吴国珍、宋元仲之手。原是吴江村之物，后属于王凤昆仲而、宋元仲等系王凤家人也。”

　　吴廷的藏品大多流入江南收藏家之手，最后又归于清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的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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