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关山月美术馆、深圳雕塑院、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共同主办的“四方沙龙”，本年度第五次讲座７月３０日开讲。当天下午，围绕年度主题“１９１１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和文化”，本次沙龙邀请敦煌研究院赵声良博士，从敦煌入手，在关山月美术馆主讲“２０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美术新动向”。

打开传统的另一扇窗

赵声良在讲座中介绍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李丁陇，事实上，李丁陇才是第一个踏足敦煌的中国画家。１９３８年，李丁陇一行１０人来到敦煌，在敦煌停留８个月，对壁画进行临摹。后来，他在西安举行展览，引起极大反响，张大千正是看到了这个展览，才决定前往敦煌一探究竟。１９４１年，张大千率领弟子、家人来到敦煌，他前后两年的时间，共临摹了３００多幅作品，并第一次给莫高窟编号。他临摹的作品相继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举办展览，产生巨大影响。在这件事情上，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张大千的功绩有很高评价。作为一个艺术家，张大千不仅临摹敦煌壁画，而且对每个时代壁画的风格有非常中肯的评价，他对于传播敦煌艺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后来成为敦煌艺术研究院第二任院长的段文杰，当时还在重庆读书，就是看到了张大千的展览，才受到吸引，后来远赴敦煌。而与此同时，赵声良认为，敦煌艺术也对张大千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大千晚年的泼墨泼彩山水中，对色彩的运用、开阔的境界都是受到了敦煌艺术的影响。

受到敦煌艺术影响的艺术家远远不止张大千一个，此后，源源不断地有艺术家远赴敦煌朝圣。岭南派大师关山月曾在１９４３年去到敦煌，他后来在南洋写生中创作的一系列人物，都有敦煌壁画的影子。曾经创作《开国大典》的油画家董希文是最早追随常书鸿先生在敦煌建立研究所的成员之一，他的名作《开国大典》中，人物的布局、色彩的运用上都吸收了敦煌艺术精神。

走进敦煌的先行者

在赵声良看来，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一大批艺术家前往敦煌临摹壁画，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是促成了敦煌石窟等文化遗迹的保护。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从１９０７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敦煌盗走一大批珍贵文物开始，直到１９３８年李丁陇前往敦煌，几十年间，中国的文化界没有人去过敦煌。“现在我们想这段历史的时候，想起陈寅恪先生说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者也’，他伤心的不完全是这个东西被外国人拿走了，更伤心我们的文化人是比较麻木的，我们没有人想到要去考察一下敦煌到底怎么回事，有没有剩下来的东西，没有人去。”赵声良说。旧文人没有实地考察的精神，而１９４０年前后，是美术家走在了前头，继李丁陇、王子云、张大千考察临摹之后，以常书鸿为首的一批艺术家促成了敦煌研究所的成立，开始对这批珍贵的遗迹进行保护。

第二是扩展了人们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认识。敦煌给中国艺术家打开了一扇大门。在希望用西方艺术来改造中国画的艺术家们看来，与明清文人画完全不同的敦煌艺术带来了中国艺术的另外一个传统，我们有这么好的艺术，而且这个艺术比西方的文艺复兴早了一千年，是否能用敦煌壁画去改造中国画的软弱状态呢？这促使很多人在思考，思考我们的传统怎么样发展、怎样吸收。更值得注意的是，敦煌艺术的宏大也让艺术家们看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形成了更加强大的艺术，要知道，敦煌艺术正是在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很多外来文化而形成的。关山月在后来谈到敦煌之行时曾经表示，通过临摹，使得他对中国画更加有信心。

第三方面，敦煌艺术在美术界越来越深入人心，很多艺术家吸取了敦煌艺术的营养，在创作中表现出来。赵声良在讲到这里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问题：有人说敦煌的影响力这么大，为什么不建立一个敦煌画派呢？他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敦煌太大了，跨越一千多年，内容太丰富了。“搞一个小的画派？太小瞧敦煌艺术了，这是不了解敦煌艺术所产生的想法。我认为敦煌艺术的继承和创新应该是一个很丰富的，而且是精神层面的，我们从中体会和领悟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些精神，从中体会中国传统当中很宽阔的境界，然后用这种境界来丰富我们自己，去创造一个新的艺术作品。这个艺术作品不是说哪块颜色是敦煌的，哪个形象是敦煌的，而是境界是敦煌的，那样的话才是一个高层次的学习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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