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之重宝，这些珍贵手卷的背后自然也少不了跌宕起伏的故事。

　　■康雍乾三帝爱收名家字画

　　乱世存粮，盛世收藏。

　　清初康乾盛世，百废俱兴。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好古董，因此前朝书法绘画名家品统统被搜罗入宫，对文物的保护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中乾隆对收藏的爱好堪称狂热，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恂《伯远帖》都是他收藏精品，他也非常喜欢题跋，很多名家大作上都有他的墨宝。此次展出的欧阳询的《仲尼梦奠帖》就有乾隆题的“真迹无疑”，南宋《寒鸦图》上也有乾隆御笔:超诣天真。

    经过三代皇帝的不懈努力，故宫藏品倍增，俨然一座大博物馆。乾隆皇帝更是“兼职”文物管理员，并做得非常称职。他开辟三希堂等专门“展厅”；鉴赏完精品后，盖“乾隆御赏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等章，以示流传有序；让各精其道的儒臣雅士，分门别类为文物著书编录，比如《石渠宝笈》初编、续编和三编都是当年“故宫藏品汇编”。

    “清朝前期，中国古代珍品空前大集中。专人负责看护，能工巧匠进行修补。可以说这三位皇帝的个人爱好，使大批珍贵文物得到保存至今。”戴立强说。此次展出的珍品几乎都是清朝时装裱，到现在仍十分精致，可见当时皇家的重视程度。

    ■溥仪将1300多件书画带出宫

    “一天，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在历史面前，一个强盗叫法兰西，另一个强盗叫英国。”法国文豪雨果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1840年和1860年，在西方列强隆隆的枪炮声中，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相继爆发，圆明园被付之一炬，所藏书画幸免者大都流散海外，如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没落王朝风雨飘摇，深藏宫内的历代文物开始经历劫难。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据记载，仅乾清宫一处，就被抢走瓷器、玉器、玛瑙、铜镀金佛、书画册等共340件。

    此次展出的这些珍品也曾上演了一出类似的悲剧，但并非列强造成，而是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一手导演而成。

    1911年辛亥革命后，溥仪在紫禁城呆了11年，这其间文物流失越演愈烈。1922年，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义，秘密把宫内收藏的古书和名人字画分6批运至天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宝《曹娥碑》、《二谢帖》；怀素、欧阳询、赵孟頫等人的真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赫然在列。另一方面，清朝遗老和太监宫女们也疯狂地偷盗宫内珍宝。紫禁城的建福宫曾深受乾隆宠爱，他将生平搜集到的珍宝玩物都存放在这里，是整个故宫文物精华所在。这座精美的花园自然也成了宫人盗窃重点。当溥仪打算彻查偷盗行为时，为掩盖罪行，卑鄙的盗窃者一把火烧掉了这座宫殿，荒诞的偷盗戏上演到高潮。这笔糊涂账也只能不了了之。

   据后来统计，从1922年11月16日开始，到1923年1月28日的73天时间里，溥仪将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假手溥杰带出皇宫。这些中国历代珍贵的书画精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宫。之后，溥仪在天津度过的6年，正是靠变卖部分作品来维持。1932年，溥仪辗转由天津到长春。1935年至1938年间，他分多次从天津偷运珠宝运抵长春。

    1938年，溥仪将携带国宝中的书画藏进新修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后人将其俗称小白楼)里，晋朝的《曹娥诔辞卷》、五代大画家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卷》、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等是其中最出色的一部分。

    1945年，伪满洲国随着抗日战争胜利而土崩瓦解，这批书画又上演了一幕惨烈的离散悲剧。“当时，溥仪打算出逃日本，于是从长春精心挑选出的57箱珍贵书画、珍宝逃往通化大栗子沟。”戴立强介绍，溥仪的方案是从通化到沈阳，之后逃往日本。“由于从通化大栗子沟到沈阳只能乘坐小飞机，所以他只带了一个手提木箱，里面装的全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溥仪刚出现在沈阳机场，就被苏联红军俘获，小木箱也被没收。

    “由此，流失国宝主要分了三种境遇。”一是来不及从小白楼拿走的，后被伪满洲国执勤卫兵发现，引起哄抢，不少珍贵书画甚至被撕成碎片，部分流失海外，如北宋李公麟的《万马图》至少被撕裂为三截，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香港私人处；二是已经运到大栗子沟的部分，由于伪满洲国货币已失去流通价值，溥仪一行人只能用贱卖珠宝和名贵书画换取生活用品，后来浮出水面的《神骏图》、《莲舟新月图》都是在当地流落的；小木箱的部分，则在辽博成立之时，得以接收。

    ■解放后120件书画入藏辽博

    1948年11月，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哈尔滨正式成立，将战时缴获的清宫散失国宝，暂存于长春东北人民银行。

    1949年7月7日，新中国第一座博物馆——东北博物馆(即现辽宁省博物馆)成立，清宫国宝转入该馆收藏。之后，原东北局文化部立即组成国宝调查组，四处打探遗失在东北、华北各地的部分清宫书画，并着手鉴定整理国宝。

    “在这过程中，古代书画鉴定大师杨仁恺发现了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戴立强回忆，当年溥仪准备出逃时，带了三件《清明上河图》，他也难辨真伪。后来，三件文物入藏辽馆。专家清理时，杨仁恺慧眼辨别出了本已落选的真迹。

    从“靖康之乱”消失了八百多年的国宝失而复得，根据是什么？

    “谁也没见过原画，所以杨老只能靠文献记载判断。”戴立强边说，边拿此次展出的仇英版《清明上河图》打比方。

    首先编年没有问题，张择端版和《东京梦华录》里的记载一致，当时开封的桥是木制，城墙为土坯。

    第二它是民间风俗画，风味十足，非常细致，具有宋代国画的时代原貌。而仇英版因画中石头桥、砖石城墙细节与记载不符，“所以可以肯定不是原版。”

    “当时大约120件书画珍品被收进辽博。相对于当年的1300多件，真是太可惜了。”戴立强边说边摇头。

  ■北京琉璃厂里“淘”出国宝

    抗战胜利后，北京琉璃厂古玩市场一度盛行“东北货”，一部分珍贵文物甚至被不识货者用麻袋装裹，论斤两出售。一些颇有心计的投机商人也开始从关外大量收购这些散失文物带入关内，再以高价卖给北京琉璃厂古董店铺。

    寻找遗失国宝有时靠运气，我国著名文物收藏家张伯驹后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平复帖》就是当年在琉璃厂淘到的。

    上世纪60年代，一位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年轻人匆匆走进北京荣宝斋，希望以2000元的价格卖掉一包“破布”。

    “当时店员也看不明白，问了年轻人得知他在东北也曾想卖，但因找不到行家识货，所以特意赶到北京。”戴立强介绍，恰巧当时杨仁恺也在店里，一听“东北货”，他马上出来看货。“成交价大约是1500元。专家从碎纸中，找到了李公麟的《万马图》、北宋范仲淹《师鲁二札》的残缺部分等国之重宝，宋代书法名家米芾的《苕溪诗卷》等无价宝。”

    当时的荣宝斋经理侯恺觉得，这么多重要的文物能保存下来，与1500元价值相差悬殊，所以报请当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希望能给予那个青年奖励，但由于那青年留下的地址不详，这件事就这么搁下了，成为了收藏界的一个悬案。

    ■国宝纷纷“二进宫”

    清宫遗珍频现拍场，身价倍增。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宋代《十咏图》等均为近半个世纪来，我国从各大拍卖市场上回购的珍品。元代的《元人秋猎图》就是其中代表。据记载，此卷为元朝宫廷画家集体创作而成，再现了元朝帝王率军出行、露营猎宴的情况。后藏于清代皇家，该卷上盖有乾隆诸玺与嘉庆、宣统的鉴藏印。随着溥仪盗画过程中遗失，据杨仁恺先生著《国宝沉浮录》记载:原在郑洞国(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夫人处，后转归香港陈仁涛手。

    1989年6月，此卷曾现身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以187万美元创下中国书画拍卖的新记录，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次是保利艺术博物馆专门借来展出。

    民间捐赠也成为国宝“二进宫”的途径。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共接收新入藏文物达23万余件。

    “随着新中国成立，国家积极收集和发掘这些遗失国宝，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不少国宝依然杳无音信。”戴立强惋惜地说，其中部分可能已经毁于战火，另一部分则仍流散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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