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美术馆 初稿 大型展览 重大历史题材 美术创作
中国美术馆里人头攒动，有观众奔走于五楼与一楼的展厅之间，仔细对比着一幅初稿与成品之间的细微差异，然后互相议论画中的某位领导人画得“真像”或者“不像”。
这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展”的展览现场。这个由政府主导，持续创作超过5年，投入经费超一亿元的“美术工程”终于正式亮相。作为为国庆60周年献礼的大型展览，作品占满了中国美术馆全部展厅。
统一协调下的命题创作
5年前，毕建勋看到著名油画家刘小东的时候，对他说，“小东，来参加这个吧。”刘小东摆摆手，“不了不了。”
那时，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刚刚启动。作为中央美院的教师，毕建勋有两重身份——接受创作任务的艺术家和中央美院工程办公室负责人。
主导者将筛选艺术家的标准设定为拥有“国家二级美术师”职称。而从一开始，体制内外艺术家就对此表现出泾渭分明的不同态度。
刚开始时，主管此次工程的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刘中军曾担心。“真的没人申报怎么办？”他还为这个最坏的预测做了计划，“如果真的没人主动参加，我们就委约，如果还不行，我们就动员国家体系内的画院，美院集体的力量。”结果出乎意料，学院内的艺术家们纷纷报名参加。
这项工程之初，政府部门先找来4位历史学家，由他们提炼出自1840年至今的历史重大事件。在给出的一百多个题材中，让画家选择创作，再由老一辈艺术家组成的艺术委员会把关，最终形成104件绘画和雕塑作品。
整个工程经费由政府拨款超过一亿元。
毕建勋选择了“非典”题材。但是这个切近现实的题材有多人选择。最终，艺委会将“中共七大”这一题材分配给毕建勋，因为这个题材没人报。由靳尚谊、詹建俊等美术界泰斗和美协官员组成的委员会第一个任务就是负责分配和协调创作任务。据业内人士称，南方某美术院校甚至用行政力量，要求各系必须上交一定数量的作品。所有参选稿件于2006年中旬将统一由艺委会进行初审。
为完成创作任务，毕建勋两次前往延安，找到当地群众坐在曾经召开中共七大的会议室里。可是“完全没画面”。毕建勋回忆创作此类题材的吃力。苦于寻找不到历史画的灵感，这并不是毕建勋一个人的感受，他的同事王颖生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王颖生开始选择的是“蔡元培与光复会”的主题，也因为选题与他人重复，命题被改为“香港回归”。虽然发生在1997年的事件他曾经亲历，但王颖生彼时忙于学业，对回归盛况无甚记忆。为此他两次亲赴香港，但时过境迁已无当年踪迹可寻。
重大历史题材绘画在艺术之外还需要对历史的考证。历史真实与艺术再现、领袖形象与人物排列关系都成为绘画之前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完成繁复的史料考证后，毕建勋和王颖生确定了初稿的构思。毕建勋打算结合《东方红》的寓意用水墨表现中共七大召开前的领袖聚会。他撇开会议室的局促，人物全部被搬到室外，远处有窑洞与山路，头顶飘满云朵，除毛泽东外，林彪、康生等人也均出现在画面两侧。王颖生的初稿中同样充满着领袖人物，从孙中山、邓小平到江泽民以及查尔斯王子，按照艺术家的设计，他们处在画面的不同位置。
2006年7、8月份，全国超过千位画家的初稿被送往北京，经过几个月的筛选，最终选定127名作者入围。
而入围只是一个开端。毕建勋和王颖生的作品并不是从此一帆风顺地最终进入了中国美术馆。从那时开始，他们和大多数作者一样，画作经历了反复的修改。
比董希文幸运
毕建勋最初的画面中保持着中国水墨特有的留白，领袖人物并置一排，脚下悬空，充满云朵，领袖人物头顶的天空中也堆满祥云。画家从陕西民间绘画中借鉴了色彩与表现手法，将云彩加上了翘起的尾巴，如同中国古代壁画的表现方式。
“小时候想象延安，窑洞后面都是有光的。而且这些人，我觉得都像神，所以云彩就想有点抒情性。”毕建勋解释创意的由来。
可这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初稿遭到了艺术委员会的否定。艺委会要求作者将领袖人物脚下的云彩去掉，更换为山坡，让人物站在山坡之上，并要求将天空的云彩修改成更为写实的技法。
“开会的时候，老先生都说，画那么多云不行、不行！”毕建勋一边回忆一边模仿着摆手，“因为历史画有个范式吧。我本来想试一下创造一个有民间特色的历史画，但是后来折中了。”折中的结果是，领袖人物脚下的云彩被去掉，变成一条伸展的路，头顶的云彩也不再夸张。但画面仍然保留着希望和喜庆的气氛。“被要求修改也没有太不高兴，这种画是一种公共艺术，要经得住所有人挑毛病。”毕建勋看得开。
虽然他尝试对历史画的手法进行创新，但毕建勋对画面中的领袖人物却保持着严谨的态度。在考证了大量史料后，毕建勋按照史实找出曾参加中共七大的领袖人物作为主角。除毛泽东外，也同样将康生、高岗、林彪等人并列在画面两侧。“画这些人物，艺委会的老先生们没意见。”毕建勋说，画的时候他也注意了领导人的位置。当时的五大主要领导人，在中间，两侧以中央委员为界，林彪在不重要的位置上，康生则在一个人的阴影里。他认为，这样既画上这些人物，也能表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一个基本判断。
对于这样的“用心”表达，相关官员倒未提出修改意见。对此文化部文学艺术处处长安远远认为，“一个人在发展中的历史状态和他的历史结论无关。”
而在50年代，献礼画家们可没有毕建勋的幸运，由画家董希文创作的《开国大典》曾反复勘磨，因数次政治风波中相关人士有着不同的历史评价，董希文因此受命对画中政治人物进行多次删除和修改。时隔半个世纪，本次展览中新版本的《开国大典》及其他作品中，那些当年曾被刻意去除的人物此次全部在列。
王颖生也经历了不小的波折。在初稿讨论会中，王颖生曾提出想要画普通民众迎接香港回归的瞬间，但被否决。最终以中英两国领导人的近景为主要画面。
按照王颖生最初的设计，画面中应出现曾对香港问题发表过言论的全部领导人，包括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孙中山与毛泽东位于画面中上部，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交谈的景象位于画面左上角，下方中间部分为中英两国领导人在交接时刻的写实景象。
最终在艺术委员会的要求下，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形象被删除了。因为“毛泽东和孙中山的位置不太好摆”。王颖生说。此外，江泽民、李鹏等领导人的形象也多次被要求修改。“每次回去修都是发际高一点，脸窄一点，胖一点。”王颖生说，“磨合特别多。”
而在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刘中军看来，关于删除孙与毛，并非考虑政治人物的序列问题。“主要还是看画得不像。”他认为“历史画首先得像，第一形似，第二神似，这是最起码的。”
在此次创作工程之中，所有修改意见均由艺术委员会下达，官员并不直接与艺术家沟通，他们“只把握政治方向”。“政治上不能出问题，这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你的历史观一定得符合我们唯物主义历史观。”刘中军说，“我们没要求一定要用写实主义的技法，有的人物画得变形的也有。但绝不是领袖人物，领袖人物的不可以。这里边没有歪曲和丑化的。”
经过多次修改和筛选之后，毕建勋和王颖生的两幅作品最终通过，分别题为《东方红——杨家岭1945》和《香港回归》。
经过专家投票，共104件作品最终入选。
“中国政府在文化艺术更有组织能力”
104件作品终于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夕完成了。此次绘画工程虽向全国公开征稿，但最终入选者全部为学院和美协系统内的艺术家。
入选作者每人先期获得10万至12万元材料费。这样的做法在中国尚属首次。“现在已经不是那种组织需要，一呼百应的时代了。得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刘中军说。
50年代时，中国政府也曾经发起过一次革命历史题材画创作运动。那时，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等大型场馆建设完成，严重缺乏馆藏和展品。从1951年起，由国家相关政府部门主导，召集北京以及华东地区数十名画家进行创作。按照相关革命历史主题，完成了诸如《狼牙山五壮士》《毛主席延安整风》《飞夺泸定桥》《开国大典》等作品。彼时，中共政权建立不久，艺术家对新政权充满感情。“那时有的作品，画的人物是三突出式的，红光亮，人物也有政治限定性。现在的艺术家对历史是平视视角。”文化部文学美术处处长安远远说，“不过现在的艺术家和老一辈比，对领袖形象的把握差了很多。”
根据50年代参与创作任务而又担任此次创作工程评委的靳尚谊、詹建俊等人回忆，当年参与其中的艺术家均无报酬，服从组织安排。画家被集中于某宾馆，享受伙食上的照顾，有时还可以喝到茅台酒。
“现在，很多画家的画在市场上价格都很高。政府虽然拿不出那么多钱，但毕竟还是拿出了一笔资金。这事对于艺术家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是一次很光荣的事情。”刘中军说，这次组织创作，让他最欣慰的是，“美术也能组织了。”
在艺术家看来，此次创作工程既是绘画任务又是一个文化机会，但没有了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强制性与政府压力。“即使领导有指示也应该，因为人家是甲方，是出钱的人，可以订你的货，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画家毕建勋这样说。
艺术委员会的评委对于历史题材绘画有着相对固定的风格认定。评委把关后的作品，大多保持着与上世纪50年代革命历史题材画相似的审美情趣。偏暗的色调和苏式的写实主义技法是绝对的主流。在评委的指导下，一些原来偏亮的色调被要求压暗；某幅画中出现的裸体宫女被添加了衣服；某些政治人物身上使用的夸张表现手法被回归写实……
从9月底开始，这一百多件入选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开展，供人免费参观。展览结束后，这些作品将会移师上海、深圳等地进行全国巡展。
国庆假期前后，大批学生被组织集体参观，他们在一些画前驻足、评价。
“尤其在文化艺术上，中国政府比外国政府有号召力和组织能力，这是中国特色。”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刘中军这样评价。
这次创作的作品最终将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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