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诞气氛浓厚的香港观看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有一种错综复杂的感受在心头。

　　这感受来自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回望。在重回祖国怀抱的香港审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流过的血与泪、经历过的抗争与求索，就如同面对失散多年的孩子，重述母子在分离又重逢的漫长岁月里各自所经历的痛苦、凌辱和挣扎。新中国的伟大复兴与香港澳门的回归固然令人欣喜振奋，但55件展品所呈现出的历史沧桑，却又令人心情沉重。

　　这感受来自于美术史的回望。香港同胞很少看到如此规模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当今中国甚至于世界范围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以图画修史，原本古已有之。在中国，从唐代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图》到清代王翚主笔的《康熙南巡图》，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在古代便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体例手法，只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写意，纪实的历史题材绘画数量很少。在西方，历史题材曾是油画的主流传统。从法国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俄罗斯巡回画派的人道主义精神，西方油画在历史的再现中闪烁着永恒的光芒。19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美术走上了颠覆艺术传统的现代主义之路，绘画努力摆脱对文学和历史的依赖，历史题材美术创作随之失落。有幸，此时的中国美术以远古的传说或现实的关怀为主，不断创作着历史题材作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革命传统教育和各类博物馆建设的需要，历史题材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绘画脱颖而出，产生了一批经典之作，之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终因单纯为政治服务的桎梏以及“文革”时期的伪重大历史题材的出现陷入泥潭。改革开放后，新观念、新样式的探索使主题性绘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重大历史题材更是少人问津。在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萧条期，中国以国家的名义组织如此大规模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可谓旷世盛举，更为重要的是，在美术创作受到市场的销蚀之际，它将美术家从过于自我的画室状态牵引而出，重新点燃了人们对于主题性创作的热情。

　　这感受还来自于文化传统的守望。此次展览的作品大多采用了写实的艺术手法，绘画技巧娴熟，但依然留有“刀枪炮多了一点，场面化、叙事化多了一点”的遗憾，感官刺激多于心灵触动。绘画技巧固然是实现历史题材构思的有力保障，但艺术构思中的文化内涵和人类共有的情感表达才是深化历史情感、产生艺术感染力的根本所在。中国艺术传统中以一当十、以景喻人等艺术手法未能较好地运用，是作品未能超越《转战陕北》、《攻占总统府》等历史题材经典名作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亟待中国艺术传统的继承和中国艺术精神的光大。由此想到香港的美术创作。香港文化中西兼容，香港近现代美术以岭南文化为根基，继承了岭南画派融汇中西绘画之长的创新精神。香港的美术创作是感性的、自发的，讲求艺术上的自由重构，但也缺乏系统的承续，新生代艺术家更加热衷于前卫艺术，传统艺术门类受到冷落。这和香港一直存在重商轻文、重西轻中的倾向不无关联。香港的美术家一直以非主流和业余的姿态徘徊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当大众美术被裹挟在资本的运作里，它可能避免了传统美术的单一模式，也没有了精英艺术的艰涩，但它更容易在商业的消费中灰飞烟灭。这也许是香港的收藏家为许多内地美术家买单制造出令人咋舌的高价却对香港本土艺术视而不见、香港当代艺术似乎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的主要原因所在。

　　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既要有百花齐放的基础工程，也需要文化建设的支柱工程。今天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包括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仍是多元艺术中的重要一元。那些“远看惊心动魄，近看其意无穷”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犹如支撑美术屋宇的梁柱，一旦抽离，当代美术创作的生态必然失去平衡。值得欣慰的是，在历史的回望中，人们重拾主题性美术创作传统，中国美术也必将在清醒的自我认知和脚踏实地的努力中拥有更为广阔的天地，向着更为深邃的时空升腾！

                                                （责任编辑：方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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