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万多件古代书画家底是如何摸清的？-中国山水画艺术网

   ■刘传铭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终于问世了。

    这是一部工作日记，包容了著录者八年不辍的勤勉与努力；这是一部“冷书”，会日久弥香，在未来的岁月中沁人心脾；这是一支烛光，能洞见斑斓绚丽的书画史；这是一声追问，不绝地追问牝牡骊黄、玉兮石兮的真象，追问真实……

    自有书画始，便有鉴藏。说鉴藏一道是中国绘画史、书法史的一个构成部分当为不谬。

    中国的绘画和书法虽然历史久远，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活水源头。但，春秋时的“礼、乐、诗、书、御、射”“六艺”，仍不包括“绘事”。且不论晋唐，就是宋元，绘画与书法在大多数骚人雅士与达官显贵的眼中仍是遣兴之余事。那么鉴藏更是余事之余，不足为道。明清以降，情况终于有了较大改观，鉴藏渐成显学。鉴藏一道的学理化进程大体有赖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书画创作的繁荣；二、收藏的普世化；三是鉴藏著述的丰富和系统化。

    就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学科而言，汉以后的一千五百年依然只能算是一个准备孕育期。总体来说，二十世纪以前的相关著录虽然有一定数量，但大多是个别经验的、感性的，而且著录者的历史局限、地域偏见，往往使他们难以全面系统地做出判断。另外一个技术性原因是当时没有照相术，著录均无图片印证描述文字。内容方面也往往是记多于评、品多于鉴。时至今日对中国书画，尤其是对古代书画的真伪优劣做出生死判断仍然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但是“鉴定学”就是要厘清出一个缜密的逻辑，整理出一个理性的方法论和本体论。至少对真伪问题不能听任“假作真时真亦假”，而必须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解答。“真”是鉴定学追求的终极目标。只有把社会史、工艺史、考古学、艺术批评史和美术史都凝聚在求“真”这一点上，鉴定学的社会价值才能最充分凸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收藏热的复兴与边缘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学术兴趣投向了“鉴藏”。其中1983年，由国家组织，谢稚柳任组长，启功任副组长，徐邦达、杨仁愷、刘九庵、傅熹年为专家，谢辰生为组织协调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立了。专家组的巡回鉴定工作历时八年，行程数万里，遍及25个省、市、自治区，121个市县、208个书画收藏单位及部分私人收藏，共过目在案备查书画作品61596件（不包括数万件“一眼假”作品），对中国大陆保存的古代书画基本上摸清了家底。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史和书画鉴定史上的一次空前壮举，是一项历史性的重大基础工程。此项工程的直接成果便是依据专家们的鉴定意见，嗣后由国家文物出版社编纂出版的24卷本《中国古代书画图目》。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从1990年着手编辑，到2000年年底成书，又耗时十年。如果补上自鉴定工作一开始便介入的记录和照相等前期技术工作，说这部书倾国家之力，费时十八年才完成的系统工程是历史之最一点也不为过。

    显而易见，《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问世，以及稍后陆续出版的30卷本《中国绘画全集》和60卷本《中国美术全集》都彰显了谢、启、徐、杨、刘、傅、谢七老的不世之功。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全国巡回鉴定工作的另一个设想，即是要借此培养一些青年专家，使此项工作后继有人，使老专家的治学精神和知识智慧得以传承。我们眼前这部《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的编纂者劳继雄，就是当年伴随恩师谢稚柳无一日间断地参与了“八年抗战”的亲历者。劳继雄温文儒雅、笃信好学，同时又嗜老茹新、勤勉努力，真是书画鉴定工作的不二人选。从1983年参与鉴定工作的第一天起，劳继雄便白天陪伴诸老看画评字，并详尽记录诸老的言论，晚上又于灯下整理成册。此等专注与认真，此等用心良苦，非常人所能为。时隔二十八年，劳君又将三百余万言笔记配图二千二百余幅，整理成书。其有心为学、用心之专，不仅终得以偿夙愿，而且为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拾遗补缺，填补了一大块绝不应被遗忘的珍贵资料。

    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是一部完整的书，是专家组共同的智慧结晶。其实在鉴定过程中，由于学养有辕轾、见识有高低，对每一件作品见仁见智的争论是难免的。为了鉴定工作进程速度，必需求同存异。所以专家组有约定“凡是对作品真伪看法不一致的，在组内不作争论，而是把各自的意见分别作为附注发表在其他出版物上，供读者、研究者参考。”这样处理虽然有效率，但专家们各自的智慧色彩，以及他们争论时自然流露的意趣也必然流失了。而劳继雄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完整地、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切。《实录》是《图目》深入解读和研究的必读书。从这个意义上讲，《实录》不仅是《图目》的副产品，还是《图目》的珠椟装和剑匣配。

    由于鉴定学科的本质属性是艺术，所以截至目前为止，很难用一个实验科学的数据判断来作终极评判。不能像血缘关系那样用DNA的检测方法来得出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尤其是同时代人的高仿和代笔，加之同一位艺术家不同作品的水平参差不一，前后期的风格变化，使真伪之辨往往就成了一本扯不清的糊涂账。抛开那些纯属商业阴谋粗制滥造的“一眼假”，包括那些以学习为目的的“临古”和一些同时代高手的“抄袭”之作，几乎是和真迹同时出现的。可以这样说，书画的真伪纠缠是与生俱来的顽疾。

    鉴定大家的意见是重要的。但就系统理论的复杂性而言，任何权威的个人结论也只能接近真相，而非绝对真理。就某一件书画作品而言，真伪判断又必须是“绝对的”。由于《图目》卷帙浩繁，涉及的作品数量空前巨大，所以错误也在所难免。《图目》成书的十年，恰恰是中国书画收藏的“暴发期”，但是《图目》除了作为各大博物馆和收藏者备查的资料库之外，对《图目》的研究并未真正开始。其中原因之一是市风浮躁，学风萎顿，鉴定作为一门学术受到的重视不够。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谢、启、徐、杨、刘、傅”诸公的道德文章重视不够。坊闻甚至有“南谢北徐”状若水火之门阀传闻。以为这些鉴定家会意气用事、独持偏见。上世纪八十年代，谢稚柳与徐邦达曾就徐熙“落墨”画法真伪论辩写过文章。谢、徐二人的孰是孰非且缓下结论，他们的“考定”和“目鉴”的理论基础却是共同的：不能认识历代的绘画，就不能认识一代的绘画，不能认识一代的绘画，就不能认识一人的绘画。这其中的硬指标是考定。即著录、材质、印章、款识等等。试问，如果同时代人作伪，我们大多便失去了这些硬指标的依据，除了向画家本人查对稽考外，我们只能更加着意于绘画本身的研究，更加需要通过知优劣来辨真伪。这不仅是鉴定一学的新课题，同时也是对收藏家的学问和眼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七人专家组”对全国书画鉴定的工作质量已经达得了一个空前的、难以企及的高度。共同的理论认知，正直的做人品格，丰厚的学养功底，认真的工作态度，使他们能法眼通神。但他们并非不争论，并非不能争论，不要争论。相反的是，有时激烈的争辩，恰恰是追求真理、追问真相的学术态度和方法。

    数年前，劳继雄和我谈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一书计划时，我们都共同认为，《实录》的生命，就是“实”。要如实地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专家们的意见一字不差地记录在案。求真不易，求实亦难。确实有人担心，这些幕后的学术之争会被衍化成市俗的人事纠缠？而争论中对某些经典的质疑也会被误认是对故宫、上博、辽博、南博等权威的贬损。这些顾虑无疑也会使《实录》问世步履艰辛。

    真实是最有力量和最有生命力的。然而面对中国古代书画这样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从认识论的更深一个层次角度看，真伪之辨又未必就是唯一的价值取向。因为鉴定学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把祖国的优秀文化继承下来。把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如果一件作品够年代、质地好、技法精、意境深、趣味足，我们有何必要在究竟是不是某人这个问题上死嗑呢？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因撰写“黄胄传”而暂时住进了北京北外四号大院的黄胄府上。因此能常常见到与黄胄过从甚密的李可染。一天，可染来访时，收藏了得的黄胄取出一件徐渭款的花卉卷欣赏，两人黄说真李说假，黄说坏李说好，话题自然扯到了鉴赏和收藏上去了。一说不知真假何谈好坏；一说不辨好坏，枉谈真假……席间的争论当然不会有结果。有趣的是可染告别时提出要借手卷去看几天。黄胄一边包画一边反诘之，你说假，何必再看。可染笑而不答，携卷而归……这也许就是我和继雄近年来常常讨论的那个“模糊鉴定”的境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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