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游走写生多年后，刘小东决定重返故乡金城，30年后再绘其亲朋好友。日前，“刘小东：金城小子”新作展在798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展，展览将展至明年2月20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在烟雾吞吐间相当疲惫的刘小东，时不时说出颇具质感的人生感悟，这就像他的绘画总透露出的生活质感。

　　谈新作 回乡画画是件害羞的事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你就画亲朋好友、画日常生活，并以个人视角还原现实而著称。我看到你展示的日记里写道：“我一直想回老家画些画，但总是越想越不敢回去，在父老乡亲面前画画真是件天大的害羞的事情。”为什么会觉得是件害羞的事？

　　刘小东：一般都是近乡情怯。另外就是现在艺术商业化了。我也知道艺术品会成为商品，拿老朋友的脸去换钱，是很别扭的事。每次我想回去画都放弃了。这次正好赶上尤伦斯要做我的展，而且将展期提前了。这么短时间里我能做什么？回到家里，你能画很多东西，因为你熟悉。

　　新京报：尤伦斯馆长评价你这次回故乡所画的新作：“刘小东画了很多画，就像拍电影一样，去选景，用不同的镜头，从不同的角度拍摄。”那在展现30年后的老友和故乡时，你选择描绘场景的标准是什么？

　　刘小东：我就是想着把他们的样子展现给你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背景，有做买卖的、有开卡拉OK的、有不上班的。大尺幅的画就画他们的组合，或打牌或玩。中间也有个构想，类似《肋骨歪了》，那是我在北京散步时看到两位老人在看X光片，就将这一场景移植到了朋友身上，想表达这种被遗忘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很孤单，都会有被遗忘的伤感。这种体验放在他们身上很自然，就挪到他们身上了。

　　新京报：你的画价已经那么高了，你的老友会谈论你画他们的作品以后能卖高价吗？

　　刘小东：在我们的关系里不存在商业关系。通过画他们，我这种顾虑被打消了。他们有平常心，也不说画画干什么，也不讨论画的价格多少钱，不像城里人对这个那么感兴趣。他们喜欢和我在一起，无论我做什么他们都高兴，真的很难得几个月天天在一起。所以我的感受就是平常心太重要了。

　　新京报：有观众更喜欢你《三峡大移民》《三峡新移民》这样表现社会问题的宏大叙事，觉得你这次再回到故乡，回归到日常生活里是你社会话题创作枯竭的一种表现。

　　刘小东：怎么说都行。但我的节奏很重要。我就喜欢我画画这，画画那。我不是社会问题专家，想到哪儿就画哪儿。请允许我的生命撒野；请允许我的个体微不足道的生命，想干点啥就干啥。可能并不能满足你们的期待，你们的期待是鼓舞我的力量，你们期待我这么做的时候可能我心理的本能正好要放弃它。

　　谈合作导演 侯孝贤不摆拍，贾樟柯摆拍

　　新京报：你提到与侯孝贤团队合作让你看到了他们与被拍摄对象的平等。

　　刘小东：谁都知道人生而不平等，但要有一颗平等的心，对待你接触的人和事。毕竟艺术是希望使社会变得更美好一点，应该有大善。从他们身上我看得非常明显，对生命的尊重。这种观念下会使得片子很有人性。当然台湾人不像我们大陆———大家都变得复杂了，他们比我们要单纯，而且更加善良、更加善意。整个片子拍了以后，金城和他们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们太好了。我们可能从他们身上认识到老派中国人真的很优秀。

　　新京报：你也与国内导演王小帅、贾樟柯合作过，那这种平等在这两位导演的片子里有吗？他们会比侯导欠缺吗？

　　刘小东：不能这么做比较，都是身边的朋友。我只是强调平等很重要，希望从事艺术的人都有善心。看到有平等观念的人，我就格外尊敬他。如果没有平等观念，我也不与他打交道。

　　新京报：那这三位导演有区别吗？

　　刘小东：有一点区别。侯导拍我时我不知道，他是在你不知不觉中完成，就像不存在一样。他永远躲在人后拍，不影响被拍摄者的生活，也不像大导演。他可能随便到饭馆里买一瓶二锅头，就在饭馆和人喝上了，没有任何的隔阂。贾樟柯拍你时要让你摆拍，事先预想得多。王小帅以前我们拍过故事片，那必须要摆拍的。

　　新京报：这种不同的纪录方式是否会影响纪录片的好坏？

　　刘小东：好坏你们看。这也是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为我服务的，是独立的作品。只是在同一个题目下，各自完成各自的艺术作品。

　　新京报：这次新展包括绘画、日记和纪录片。开幕式那天你说，这些展陈形式对你来说都是平等的，没有想过侯孝贤的纪录片是否会抢了你绘画的风头，因为“我”已经不再重要。

　　刘小东：我也年岁大了，我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这也是我通过和侯孝贤团队的合作，看他们片子体会到的。一件事下来之后，大家都从中感到光荣，这一点非常美好。

　　新京报：你现在成名了，“我”已经不再重要。那年轻时呢？

　　刘小东：年轻时“我”很重要，当然希望大家关注自己。过去想出名，我是第一重要的，现在我觉得“我”是一个越来越可耻的词，共同光荣才是美好的。

　　谈风格 猴子做不出大象的动作

　　新京报：你现在的风格是你在美院学习时尝试很多后才确立的，但这么久以来难道没有想过改变？

　　刘小东：我也努力在生命中突破，从画法、题材上也有很大变化。但观众喜欢猴子做出大象的动作是不可能的，猴子就是猴子，大象就是大象。这不是自信与否，而是性格问题。

　　新京报：这次在回故乡创作时，你有张画被车子损坏了，但展览时又重新绷好。为什么不原样再现出你创作的场景？

　　刘小东：我当时想过，甚至有人建议我把车也放过来。但是我真的不愿意把装置艺术庸俗化，那样对我来讲太矫情了。现场展示出来全是垃圾，全变成一摊烂东西，就会被外界放大。我觉得日记、照片、纪录片已经展现出这部分内容了，就没必要那么浪费资源。何必劳累那么多呢？能不要的都不要。很多领域我不愿意轻易触碰，因为我对它们有敬意。如果在展厅上有一幅被撞碎的画框，对你们来讲是装置，对我来讲是真实发生的东西，但是装置艺术被庸俗化了。真要做装置，还得想很多。很多有才能的人毕竟也在装置领域里做了很多年的实验。作为一个画家，这个事情的过程让大家知道就行了。

　　新京报：提到装置艺术，你为什么那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着架上绘画，而不是延展到雕塑、装置这类？

　　刘小东：绘画有瘾，就像抽烟一样。抽烟抽多了很难戒掉。我记得有人说过一句话，人的很多记忆是肌肉记忆。你的思想观念是改不了的，因为你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画画也一样，有这个瘾后就不得不这样，是喜欢。我是喜欢绘画，这个瘾还没过足。

　　谈市场 商业最终要把你拿下

　　新京报：2006年你做的“多米诺”个展中对画作进行主动“毁灭”，希望能催生更多人摆脱艺术品与价格标签之间的简单等号。但有趣的是，此后几年你的作品拍卖价格越来越高。2008年，你的油画《战地写生：新十八罗汉像》以6192万港元成交。你曾做出过反市场的行为，但偏偏市场又将你推到更高的点。

　　刘小东：商业社会的力量非常强大，你怎么做最后商业还是要把你拿下。但作为艺术家要做出一些本能的反应，反对商业化。因为商业在泯灭我们的理想。至于反对的结果怎样，那是另一回事。

　　新京报：在市场催生下，艺术创作也变成流水线的艺术生产，对此你怎么看？在艺术作品变成艺术商品时你的底线是什么？

　　刘小东：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画自己感兴趣的。兴趣这东西是一时性的，要反复画一张画，画家就没有兴趣了。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兴趣第一。反复画有几种可能性。有广告效应，有品牌效应，不停地画一种东西语言单纯，很容易被人记住。第二是有商业目的。因为需求量比较大，画家本人也会这么做。这与人的性格还是不同。有些人在毫无兴趣下也能从事艺术创作，有些人没兴趣一点都画不了。每个人对待艺术的态度和个性也不一样。兴趣是骗不了人的，我是没有兴趣就画不了。

　  本报记者 李健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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