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劫难下的几位“黑画家”
文 ｜ 李辉
在“文革”风暴乍起的1966年，中国美术界遭遇到了大规模的冲击。1966年7月16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第3版的《周扬的“自由化”毒化了中央美术学院》，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批判美术界的文章。在那个是非混淆的年代，中国的美术事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第一个被公开批判的“黑画家”——黄胄
1966年7月28日，《解放军报》以醒目的通栏标题，发表了《彻底揭露“三家村”黑画家黄胄的反革命嘴脸》一文。黄胄成了全国美术界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判的画家。
黄胄这一年41岁，在军队系统的军事博物馆工作。他擅长人物画和动物，尤以画驴而著称，在画界一直有“驴贩子”之戏称。
黄胄在美术界率先被批，主要因为他与邓拓关系密切。50年代后期，邓拓因屡次受到最高领袖批评，遂从《人民日报》总编辑位置调至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之一，负责文教方面的领导工作。60年代初以来，邓拓在撰写说古论今的《燕山夜话》杂文之余，与书画家开始频繁往来。“文革”初起之时，邓拓及“三家村”首当其冲，猛烈讨伐铺天盖地。在此情形下，黄胄自然成了军队文化界众矢之的。
读黄胄之妻郑闻慧回忆录《炎黄痴子》，可以感受到黄胄夫妇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的艰难处境：
到了1966年的5月份，气氛更不对了。报上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邓拓也可能由于文章不够严肃吧!而且要黄胄交待和邓拓的关系，我就更不理解了。黄胄断断续续地说出他和邓拓什么时候到琉璃厂，买过什么字画，看过什么字画，到过什么地方，并把这些一五一十地写出来交上去。可别人说他不老实，讲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把严肃的政治问题搞成一本烂豆腐账，还说他避重就轻想蒙混过关。创作组经常来家训斥他。这时我们家笼罩着一片阴影，黄胄满脸愁容，一点笑意都没有。
到了6月份，情况就更加不妙了，邓拓上升为敌我矛盾，院子里开始贴了黄胄的大字报，说他和邓拓是一丘之貉，要他交待，而且天天要他去开会。回到家他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抽烟，叫门他只哼一声，他谁也不见了。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78-79页）
郑闻慧回忆，《解放军报》发表批判文章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要广播了文章内容。她这样写当天的细节：
7月28日，院子里高音喇叭播送当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突然广播出“打倒三家村的反革命黑驴贩子黄胄”。我听到后，吓得两腿不由自主地发抖。可我只是害怕，还自己安慰自已，黄胄是个小人物，不可能在中央的电台上广播，这不是真的。所以我特别想看看报纸上登的黄胄的罪行到底是什么。我向别人借报纸，别人说我是装蒜。后来有人问我：你听了广播有什么感想？我说嗡嗡的听不清，我很想看看到底黄胄的罪行是什么。他们请示了组织，给我找了一份7月28日的《解放军报》，并说快看，最多不能超过半小时。我接过报纸一看，天哪！真了不得，通版黑体字的大字标题是：《彻底揭露“三家村”黑画家黄胄的反革命嘴脸》。我一面看一面手脚打哆嗦，看着看着一下子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擦了一遍又一遍，愈看愈糊涂。直到收报纸的人来催我，头脑才清醒了一点儿。
《解放军报》的批判长文约八千字，占了一个整版。作者署名“韩卫东”，估计是笔名，取“捍卫毛泽东思想”之义。“编者按”中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揭露了邓拓反革命黑帮，也揪出了他们的走狗黄胄，清除了‘三家村’藏在我军美术工作队伍里的一条毒虫。”火药味之强烈，言辞之犀利，如今读来恍若隔世。
一个多月后的9月12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报刊批判摘编”中，摘发了《解放军报》的这篇批判长文，摘编文字与原作相比做了多处修改。兹转引《人民日报》刊发的部分文字如下：
黄胄画得最多的是“毛驴”和“少女”。他企图用那些游手好闲、飞眼吊膀的丑恶形象，来代替我们社会主义勤劳勇敢、朴实健康的各族劳动人民和革命战士；用那些歌舞、绣花、梳洗、喂奶等个人身边琐事，来排斥我们热火朝天的斗争生活；用剥削阶级色情、颓废、甚至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来对抗无产阶级崇高、豪迈、意气风发的革命感情。这个“文化奸商”对革命工作毫无感情，对他的主子邓拓却拼命巴结，曲意奉承。这个“驴贩子”的毛驴，不为革命驮公粮，只为反革命运黑货。
一个画家，即便性情爽朗豁达如黄胄者，做梦也不会想到事情忽然间到了这个地步。
当然，这不会只是一个人的故事。自黄胄被点名批判之日起，“黑画家”这个特定时期的特殊称谓，开始广为人知，并将陆续戴在更多艺术家的头上。
叶浅予被打
1966年8月23日，中央美院的校园里，叶浅予、罗工柳、黄永玉三名教授，集体被批斗，并被打得浑身鲜血淋淋。这是风暴到来之后，中央美院第一次出现的极端行为。
叶浅予时任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早年他以漫画走进画坛。20年代后期他主编《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等刊物，培养了丁聪、黄苗子等画家。
据叶浅予回忆，在“文革”初的大批判中，他被说成是国画界的“祖师爷”、“南霸天”、“不倒翁”，因抗战期间，他曾领导一批画家参加盟军的抗日宣传，又被打成“美帝国主义特务”。对其作品的批判五花八门。譬如1953年创作的《中华民族大团结》，画面上各族代表依偎在毛泽东身边，被说成是“牛鬼蛇神包围毛主席”； 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战争，正好此年他创作过一幅《印度献花舞》，上面钤了一个题为“寄情”的印章，便被说成对敌人充满感情。
得感谢红卫兵的命令——每星期叶浅予必须上交一次日记，名曰《改造日记》，他连续写了两年。令他欣慰的是，1981年，上交的《改造日记》退还，使他80年代撰写回忆录有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1966年8月23日，挨打之后的叶浅予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早晨我面临的这场风暴，对我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教育。我的罪行激怒了群众，挨了打，但群众仍然是有分寸的。
（转引自《叶浅予自传：细叙沧桑记流年》，第3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
叶浅予回忆说，那天一起挨打的是：叶浅予、罗工柳、黄永玉。三人分属国画系、油画系、版画系。批斗地点在“黑画展览”会场。他这样回忆批斗细节：
23日那天上午，黑画展刚布置好，头一个被拉去的是罗工柳。等他从会场出来，把我叫去，红卫兵押着我走进一间教室，里面挂满我的画稿和生活照片：正中是毛泽东的肖像草稿，四周挂着其他画稿和照片……我一到，罚我面对那幅毛泽东肖像草稿下跪，由一个红卫兵发号令，喊口号：“叶浅予丑化革命领袖罪该万死！”
“叶浅予丑化劳动人民罪该万死！”
“叶浅予毒害青年罪该万死！”
“大混蛋叶浅予里通外国，该死该死！”
四五个身穿绿色军装的中学生红卫兵，手握皮腰带，站立两厢，随着口号声，一阵一阵揍打。这时我被推翻在地，背上一阵一阵发烫，发麻，发辣。喊口号的那位执刑官，喊到后来，没词儿了，便只顾喊：“打！打！打！”皮腰带的铜扣扣碰到后脑勺，感到有点痛，不知道脑袋开了花。皮肉受罪，头脑还算清醒。
打着打着，大概看到我背上头上出血，怕真打出人命来，便住了手，一声令下：“滚蛋！”我挺起腰杆，走出刑场，几个红卫兵跟出来，来到操场叫我躺在地上，由一个红卫兵在我肚子上踏上一只脚，另一个红卫兵拿起照相机，咔嚓一响，留下一张珍贵的历史纪念照，体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句话：打倒土豪劣绅并且踏上一只脚。事后有人告诉我，这张照片在美国的画报上发表了。也好，叶浅予活在这世界上，总算留下了一件大可纪念的历史文献。照完相，还罚我在操场上拔草。
（同上，第328页）
被殴打的叶浅予，回到被关押的“牛棚”，由李可染、李苦禅等人帮他擦血迹。第二天，他穿着这件血衣继续接受批判。他没有想到，这些举动仍然被揭发，遂不得不在另一天的日记中进行自我批判：
关于李可染给我擦背上的红药水，记得还有一次是李苦禅，一次是艾中信，都是因为汗出得多，自己擦不着，叫他们帮我擦。当时曾考虑该不该这样做？自己的回答是：反正他们都知道我挨过打，背上贴了好几块纱布，几天没擦汗，请人帮忙擦一擦，一次这样做了，二次、三次也就认为没什么问题了。今天经人一检举，才认识到影响极坏，的确像故意拿伤疤给人看。别人对我的怀疑是出于革命的警惕性，对我这样一个严重的牛鬼蛇神，应该如此，我愿意接受大家的监督。
（同上，第329页）
中央美院的画家们，不仅要接受批判，还要参加劳动，分组分工包干全院的环境卫生。国画系四个年纪大的教授是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郭味蕖，他们四人编为一组。叶浅予后来画过一幅漫画《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画面中两位老头正在打扫厕所，其中一位左手拿拖把，右手提水桶，形象颇似他本人。另外一位手持扫把，不知是另外三位中的哪一位。叶浅予回忆说，四人中，他的体力较强，干活总是抢在前头，结果另外三人有怨言，怪他干得太多，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权利。这些讨论当着红卫兵的面进行，也许彼此做做样子而已。叶浅予在一则“改造日记”中写道：
我们四人开了半小时会，首先谈谈对劳动的态度，彼此展开了一点批评，李苦禅批评我打扫厕所时把主要的活都占了，一味照顾他，他认为是缺点。经他一提，我立刻认识到，这是我参加劳动以来很不对头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对各人的劳动应该互相严格监督，不能有一点点温情，我对李苦禅的照顾，不是真正帮助他，而是在他改造道路上设置障碍。
（同上，第330页）
自责读来令人心痛。
黄永玉卷入“黑画事件”风波
1974年轰动一时且波及久远的“黑画事件” 更像一场政治风波。
中央美院版画系教授黄永玉，自开始走上艺术之路那天起，就注定与猫头鹰有着不解之缘。不过，他没有想到，喜爱画猫头鹰却引火烧身。
1973年10月，黄永玉从北京到上海、苏州周游，然后再溯江而上直至三峡写生。
启程之前，一个偶然机会，黄永玉在老朋友、画家许麟庐的家中，应邀随手在宋文治册页上画了一幅猫头鹰，风波由此埋下了伏笔。
吴继金先生在《“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一文中写到了举办所谓“黑画展”的情况：
1974年2月15日，批“黑画”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展出，名曰“批林批孔联系美术战线实际”，共展出18位画家的215幅作品。这些所谓的“黑画”都是“四人帮”派人去全国十几个省、市，去国际俱乐部、北京饭店、荣宝斋、文物商店、北京画院、美术学院等处连骗带诈收罗来的。
《黑画展前言》这样写道：“这批黑画严重歪曲了社会主义新面貌，丑化了工农兵形象。有些不断含沙射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毒草，有的甚至公开为叛徒林彪翻案，而它们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和支持的。”
“黑画事件”中从北京饭店收罗的画作主要针对为其新楼创作的一些作品，黄永玉似乎不应被牵连其中，因为他负责该饭店整体布置设计，并不提供作品，他在宋文治册页上所画《猫头鹰》，只是私人间的应酬之作。可是，恰恰是他的这幅作品，意外地在“黑画展”中排在了第一名，受到公开批判。
黄永玉在宋文治册页上所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说根据猫头鹰的习性而画。猫头鹰晚间捕食、活动，白天休息，为保持警惕，就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成了他“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明而惹火烧身。
“文革”中文化组著名的写作班子的四大写手之一“初澜”，已经写好了重头批判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潮》，却没有按计划公开发表，使黄永玉避免了更为猛烈的点名批判。据后来，1977年以“文化部批判组”名义发表的文章透露关于“初澜”文章没有发表的信息：由于这篇文章非同小可，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作了亲笔“批示”。
姚文元最早接到“请示”，其批示用铅笔，由上而下，在空白处随意写来。批示如下：
关于批判一批“黑画”的文章，在我这里压了一些时候。主要考虑到：这类“画”如一批判，在国外肯定身价倍增，可以卖更多的钱，且画较形象，易被敌人利用造谣污蔑我。因此想了两个方案：（一）在北京日报上发，不转载；（二）暂不发表，待在某一时候正面介绍我社会主义艺术成就时有一个部分提到这些毒草。哪个方案较妥，请春桥、江青同志阅批！
姚文元 12／4
两天后，4月14日，张春桥做出批示：
我倾向暂不发表，先在内部批，待适当的时候再讲。请酌。
春桥 四月十四
一天后，4月15日，江青最后做出批示：
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
1974．4．15
江青最后的“批示”统一了“四人帮”在“黑画”问题上的部署。
三十几年后，黄永玉终于看到一份与自己命运攸关的“批示”，不免感慨万千。他郑重地将它装裱起来，挂在卧室里。
他为自己感到庆幸，突如其来的风暴，因为姚文元的犹豫和“聪明”戛然而止。他甚至愿意从好的方面来理解。他说，40年代后期，他在上海曾去过姚蓬子的家，见到过比他小七八岁的少年姚文元。“也许他还记得，有意无意中保护了我？”
当然，最重要、影响最直接的恐怕是此时的政治变数。据《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写给叶剑英的信中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当即将此信印发给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曾为之不满。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一个场合又明确说：“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一个多月后，3月20日，毛泽东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这被看作是对江青的又一次批评。
上面所述情况，正好发生在“黑画展”展出期间，于会泳（“文革”后任文化部长）的请示信是在毛泽东致信江青5天之后写出的。显然，正是江青受到批评的这一背景下，姚文元对“黑画”批判的态度才急转直下，作了偃旗息鼓的批示，而这一处理方式，应该与张春桥、江青的思路相吻合。
1989年4月，我随同黄永玉一起前往湖南凤凰古城。某日，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用钢笔信手勾勒一只猫头鹰。依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题写一句“为善最苦”。2008年，一天晚上，他在自己的速写本上用钢笔再为我画一只猫头鹰。此次不同，猫头鹰两只眼睛都睁着——就像他当年诗中写到的那些眼睛。在这幅新的猫头鹰画上面，他写了一段题跋：“2008年画这张猫头鹰，是因为日子平平安安，才那么悠闲从容一笔笔画下来，以前那些浅薄可笑残忍的日子里，要弄死一个人随便找个理由就行，何况还有一些毋须理由被弄死的许多人。黄永玉八十五岁作。”
“猫头鹰何罪之有？”——他在向历史发问。
他再写一句：“李辉同志请勿揭发”——不是玩笑话，读不出丝毫轻松的幽默。读出的，是历史闹剧的荒唐，是中国传统绘画曾经遭遇过的悲哀。
（摘引自李辉新书《传奇黄永玉》 人民日报出版社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的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