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大畏访谈
采访整理：李东星
摄 影：岳增光
李：作为中国美协副主席，同时也是此次“12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写意中国·中国国家画院2010大写意国画邀请展”的参与者之一，您对国家画院在主办这样一个展览有怎样的看法？
施：我觉得国家画院做得非常好，有一次杨晓阳院长和我聊天时说：“国家画院应该是全国画家的办公室和联络处”。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画院这个机构，它不单单是看这个画院里面有几个画家，更重要的是怎样通过画院这个平台，组织全国的画家去创作，把精品意识和主流的作品在画院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发挥出来。如果再将全国的画院通过国家画院这么一个文化部的直属大画院组织起来，做成一个联动，将会做出更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
李：施先生，您作为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长，觉得这个展览对上海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施：我和个别上海的画家也在讨论这个事，从上一次国家画院在第九届艺术节期间做“时代丹青”展览我就发现，组织那么一批相对比较成熟的画家，给他搭建一个平台，只有国家画院可以做到这样，也可以说是一种号召力吧。所以说国家画院做了一件好事情，也只有国家画院能这么做，这是一个优势，我们觉得应该往深里边走，向纵向发展，发挥这个优势，整合全国的艺术家的力量，培养一批人才，必将会出现一批精品力作。
李：您觉得中国画目前处在一个怎样的现状?
施：中国画发展到今天，其实有一个殊途同归的现象。西方文化进来以后，我们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一种对外文化交流、信息量大了，对世界的情况也了解多了，我经常反思，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共通点在什么地方？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说其实我们中国画的许多理论是非常完整的，比如《六法》，感觉中国人很随意、很写意，很自我、很表现主义的，看到什么画什么，为什么中国那么早就有这种完整的理论，到今天为什我们却没有深化研究？没去整理出来？而西方又是立体派、又是表现主义、又是后现代……可能我们中国画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次的研究还不够。
我最近在看毕卡索的东西，就在思考：他为什么眼睛放在这？嘴巴放在那？后来我突然悟到一个道理，就像我们画山水时经常有一个现象，把这个山头搬到这里，把那个山头搬到这里。也就能理解毕卡索为什么把人的眼睛、鼻子也移动了，其实就是把咱们原来三维的观察方式变成两维的、甚至平面的，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是一种观察方式而已。
在文艺复兴的时候，达芬奇、米开朗基洛就提出了很完整的解剖学、透视学、构成学、色彩学等，有一套很完整的理论依据。我们中国的理论不落后，绘画当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六法》很早就提出了，关键是我们传承的时候没有把它作为一种科学的完整理论往下延伸、往下传承。
如果中国画的问题就是纯粹技术上的一种传承，我觉得这个空间就比较小，或者有一点偏激，而上升到精神层面上就不同了。
这些年，大学里有一个现象，考国画系的学生越来越少，而且画家整体的综合知识结构也越来越弱，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太深厚，他对一个人的要求太高，尤其是中国画，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去学习，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当在解决技术问题的同时，它有的时候往往会忽视了他的生存价值跟社会价值，这就是我们中国画的最大的问题。
李：您是怎样看待现在各种画展上工笔画过多的问题?
施：我不同意有些人对工笔画的批判，这对年纪轻的人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要表达一种牛仔裤那样的东西就必须找新的样式，他们很辛苦在探索，你要给他支持。年轻人讲笔墨、线条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画展的评选，在休息的时候，有一排姑娘站在前面聊天，她们穿的那种服饰跟我们的评选的那一批工笔画的艺术语言特别近，所以我感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用那种方式是表达当代人物形象，这种表达，我觉得是革命的、进步的，有他的合理性在里面。当然，我反对越画越细，制作性越来越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经常私下和人说，对小青年宽容一点，他表现的对象改变了，表现形式肯定也要改变的，这是很漫长的道路。徐悲鸿、蒋兆和这一代艺术家没解决的问题，在方增先先生那里解决了，他用最传统的一种浙派水墨解决了人物结构的表达，所以他是里程碑的人物。当时方先生年纪很轻，只有三十多岁。现在的青年艺术家同样也承担着解决新问题的重要责任。
李：中国画的学术概念是什么？当下艺术家最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施：我觉得学术是两个层面组成的，第一个是技术，第二个就是作品的思想内涵，两个有机地结合，就是学术。现在我们许多讲学术的，往往是一种技术层面的研究，忽视了作品本身的精神含量，这已经是一个社会现象。
我记得有一个英国的哲学家讲过一句话，他说社会科学加入到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就会发展。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现了相对论，1907年毕卡索画了《亚维农少女》，时间相差两年，后来他有一个外国人做了一个研究，爱因斯坦和毕加索两个人同时解决了两维空间，解决了时空交叉的问题，更令人意外的是他们曾受教于同一个数学老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其实艺术当中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可能艺术家感性的东西多了以后，理性的思考往往就忽视了。
面对一个新的一种生活状态，一个生活环境，新的表现对象，你用什么一种方式去勇敢地表达它，这个是艺术家是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我说齐白石是最伟大的画家，他很勇敢、敢于突破，他画了很多老鼠偷油、农民的篱笆这种东西，齐白石前的花鸟画家是没画过的。他的表现主义，他对艺术的感受，他对这个艺术创作的勇敢，我们后人是比不过他的。上海的林风眠当年从法国带回来一种新的信息，企图要使中国画有所发展，在中国画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造，只可惜他的路还没有走完……李可染也很勇敢，他完全打破了一种观测方式，因此他成了山水画的大家。我们现在的艺术家就缺乏勇敢，凡是四王没画过的东西不敢画，凡是谁画过的东西也不敢画……今天我们的艺术家应该更勇敢一些。
面对西方文化大量涌进中国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保持住一种文化的尊严，民族的自信，这也是我们中国画研究的问题，
画家就如同是讲故事，用自己的艺术技巧、形式讲一个时代的故事，你把情感投入到这个故事里边，不管你的山、你的水、你的人，你得感动别人，你得感动自己，如果你这个故事连自己都感动不了，你还怎么感动别人？
现在的老百姓是有判断力的，而且喜欢美术的人，大都是有文化的人，对艺术的精神层面的表达，思想内涵的表达，其实给艺术家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吴冠中之所以成为人民爱戴的艺术家就因为他表达生活、贴近生活、、爱国家、爱人民，、能用艺术家的一种良知讲真话。
这次国家画院做的这个展览，不叫笔墨，也不叫水墨，而是讲一个大写意，这就是聪明的地方。什么叫大写意，水墨的叫大写意，那么表现主义的，带一点抽象的也是大写意，这个展览把中国画的视角很宽泛地表达了，大写意不单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概念，更是一个精神内涵的思考和探索。通过中国国家画院的深层次研究，或许会把社会上的一种比较混乱的现象，或者比较迷盲的现象理一理。
我们艺术家需要什么，一个国家需要什么，你的传播对象需要什么，我们没人研究这个东西，都还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为什么有很多艺术家总是进不到一个角色，原因是他们信念不明确，信念不明确以后，他的个性就会越来越膨胀。创造力、信念和本能这三点是最能支持艺术人生的东西，你处到这个高度一想，我们绘画的问题就全解决了。绘画要创作要浪漫，但是必须有一个信念，你有一个信念，有一个支柱，你心里活得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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