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 北方森林童话 68x110cm
走进敖鲁古雅后，鄂温克人的宗教信仰以及他们为自己的信仰所表现出的虔诚，为于志学的绘画艺术提供了很好的创作资源。
鄂温克民族信仰的是萨满教，是一种多神信仰，这和于志学童年受到的萨满文化影响相吻合。于志学出生地是黑龙江省肇东县昌五镇板子房屯，在他4岁之后就随家人来到了肇东县的宣化乡，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宣化乡度过的。肇东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松嫩平原中部。松嫩平原是东北平原的最大组成部分，位于大小兴安岭与长白山脉及松辽分水岭之间的松辽盆地中部，是由松花江和嫩江冲积而成。这块土地与乌克兰大平原、北美洲密西西比河流域是地球上仅有的三大板块黑土地。
1997年 难忘敖鲁古雅 136x68cm
在关东地域文化中，萨满教信仰在中国北方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中带有广泛性和普遍性，有着非常重要的特殊地位。萨满教属于原始宗教文化范畴，流传于中国东北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满族以及西北边疆地区的一些民族中。尽管经历了数千年，并经过了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外来文化冲击，但文化实质和精神内核仍被保存，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很多民族还保存该教的信仰。而满族的萨满教传播影响到了东北很多汉族居住区域，汉族把这种萨满教的仪式俗称“跳大神儿”。在于志学小时候，经常看到乡下“跳大神儿”仪式，他的三舅还是其中的“二神”，他至今还记得几句随三舅“跳大神儿”时“大神”和“二神”的唱词。“老仙家那个往前走，又一关眼前来到了。头道狼崖头道关，头道狼崖有人看。要问头道狼崖谁把守，秦琼净北来站班。秦琼神把头抬，里神放进外神来。”他在回忆童年家乡的萨满请神治病，跳神赶鬼，跳神送葬，驱赶邪魔的“跳大神”情景时写道：
“我的小名叫“狐站”，因为小时体弱多病，家里给我找了个跳大神的，说我是恶鬼缠身。在我们那松嫩荒原一带，跳大神有 “九道关”“蹬刀梯”“穿火池”之说，就是象征要么上升九重天、要么下入阴间地狱。我的三舅就是当地萨满的“二神”，也叫“知客”，就是帮衬萨满完成法式的助手。奶奶说我3、4岁时，家里因我多病给我进行了跳大神，用秫秸杆扎了一个“城门”，让我来回钻入钻出几次。神汉拿着铡刀，上面串着烧着的符纸，比划几下，这叫“战四门”。据说这次跳大神，把那些恶鬼全部打死，取胜的是我家的家仙——狐三太爷。所以就必须给我取个小名——“狐站”。那时妈妈还为我找了算命先生，用算命的说法是，我是火命，命太硬，上克父母，下克兄弟姐妹，所以我和妹妹从小只能管爸叫“大爷”，管妈叫“娘”，这个“娘”是婶娘的意思。”可见萨满教在北方传承悠久，影响深远。
2000年 魔笛 120x98cm
从广义上来说，萨满教是属于世界性的一种文化现象,尤其在亚洲北部和中部、欧洲北部、北美、南美和非洲最为流行。居住在厄瓜多尔、秘鲁和亚马逊平原地区的南美的一些民族，至今信仰萨满教。从狭义来说萨满教指操阿尔泰语系的一些民族信仰的原始宗教。
阿尔泰语系是语言学家按照语言系属分类的方法划分的一组语群，包括60多种语言，该语系主要集中于中亚、西亚、北亚、东亚北部和欧洲的湿润寒温带针叶林和草原交界地带。此语系主要由各个时期温带森林草原地带的游牧、半游牧、半农耕、半渔猎民族带来的语言和当地语言互相融合形成。阿尔泰语系包括蒙古语族、突厥语族、通古斯语族3个语族。
萨满教是原生性宗教，不是创生的，是一种以氏族为本位的原始宗教，是自发在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信仰活动。主要信仰万物有灵、灵魂不灭。
有过生活体验的人都知道，只有接触、体验过的东西，人们才会更深地去感受它。从小就频繁接触过萨满活动的于志学，来到敖鲁古雅后就非常留意鄂温克人的萨满信仰。可是由于正值“文革期间”，鄂温克民族所有的萨满活动都作为封建迷信的毒草被取缔了，使鹿鄂温克最后一位女萨满纽拉在敖鲁古雅和山上与其他猎民一样劳作，没有机会亲眼体验鄂温克人的萨满仪式。后来于志学通过与鄂温克人零距离接触，尤其是在拉吉米家生活了几个月，从鄂温克人的图腾崇拜中认识到了鄂温克人的萨满信仰。
2001年 天缘心曲 136x136cm
所谓图腾崇拜，就是原始时代的人们把某种动物或植物当作自己的祖先或保护神一样加以崇拜。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保护神不仅会保护自己，还能使自己获得超人的力量、勇气和技能。图腾作为最早社会组织的一种标志和象征，具有密切血缘关系，对维系氏族社会组织和文化延续起着重要作用，对氏族成员来说具有很大的凝聚力。通过图腾标志，本氏族成员会产生一定的內聚性，对保留本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
鄂温克人的图腾崇拜，主要体现在他们代代相传的神话传说。鄂温克岩画中的萨满舞的造型图案、他们刻在树木上的山神像、他们供奉的“玛鲁神”、他们服装上的装饰图案尤其是萨满服的各种复杂的装饰图案，以及游猎生活中一些约见俗成的习惯和规矩都传达着他们的图腾崇拜。
2002年 太阳颂 124ｘ124cm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鄂温克猎民普遍存在的熊崇拜。对熊的崇拜在史前时代普遍存在于东北亚、北美、欧洲等北半球地区，这与史前狩猎的社会气候、环境和生产力有直接关联。鄂温克民族居住在大兴安岭的北部地区，高寒湿冷、无霜期短、茂密的森林，丰富的动物种群，很适合熊的生长。因为熊本身也是一种适应力比较强的动物，从荒漠边缘至高山森林，甚至冰原地带都能顽强生活。同时熊又属于陆地上食肉目体形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凶猛好斗，力大无比，能捍卫自己的领地和食物，赶走其他凶猛的动物如狼群。熊对猎人的威胁性、熊体型庞大和力量，袭击猎物凶猛快速等习性促使熊在鄂温克人的图腾崇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鄂温克人把原始森林里的熊都看作是自己的血缘亲属，把公熊称为祖父，母熊称为祖母，忌讳对熊直呼其名。在鄂温克的民间故事《人和熊成亲》中，流传着人变熊、熊变人的神话故事，把熊和人联系起来，表达人熊同源或同族的想法。
于志学通过和拉吉米打猎，几次遭遇熊也看到过拉吉米猎熊，对鄂温克人的熊崇拜有较深的了解。实际上，鄂温克人是非常回避与熊或与野猪的盲目冲突，猎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首先熊身上那层厚厚的脂肪是无可替代的越冬食品，足以让整个营地的人填饱肚子，关系到一个营地的人能否熬过寒冬。
2002年于志学在创作《太阳颂》 卢平摄
猎人猎熊都是在特定的冬季有准备地出猎。通常先找到熊蹲仓的地点，这点很容易，因为在熊蹲仓的树上，有熊呼吸的哈气形成的冰霜。然后先用木棍交叉封住洞口，再用木棍敲打树木发生声音，激惹熊出洞，近距离将其击杀。于志学在1978年创作的《密林中》就表现了拉吉米打熊的一个场面。
熊是一个十分可爱有趣的猛兽。它有时和人一样，在了望时身体的后腿可以直立起来，把熊掌举到额前遮光。熊的视力不好，但是听力和嗅觉却非常灵敏，顺风能闻到半公里以外的气味，还能听到200米以外的脚步声。熊还可以利用其敏锐的嗅觉跟踪肉类的气息直到人类的栖息地，进而突然发动袭击，完全不是民间传说的“熊瞎子掰苞米”的傻态，其聪明程度与它憨傻的外形截然不同。于志学从拉吉米身上看到了鄂温克猎人如何在不得不猎熊和吃熊肉时，做出的一种类似于祭祀样的习俗，可见鄂温克人对熊是敬畏的。
2004年 月华颂 124ｘ124
童年的记忆加上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的图腾崇拜，使于志学很自然升发出对自然生命的原始气息的迷狂和冲动，加深了他对原始先民图腾崇拜的理解。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于志学多次以“北方先民”为题材进行了一系列的主题创作，到2000年他创作的《魔笛》和2001年创作的《天缘心曲》等作品中，明显看出他从童年的“狼图腾”印迹到万物有灵的萨满信仰的表述。
《魔笛》是于志学描绘狼、表现人狼合一、以人和狼为叙事主体的作品。其创作源泉是他童年亲身掏过狼、养过狼、打过狼、遭遇过狼，几乎整个童年都与狼有过密切接触，对狼产生的亲密感情，使他久久不忘，并要为狼所受到的不公正印象进行翻案的一个表述。作品表现的是一个满目沧桑的老先民，头戴狼头做的皮帽，正在呜咽吹奏着一首婉转悲伤的曲子，一群狼簇拥在他的身边，有的在垂头沉思，有的在默默静听，有的在向他扑去，用嘶吼为他伴唱，还有的在一边半闭眼睛露出陶醉的神情。这是于志学特意以《魔笛》拟人化手法，表达自己按捺不住的内心独白，对狼以及狼性所代表的图腾崇拜——狼不仅是吃苦耐劳、坚毅勇敢、适应能力强的强者代表，还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神灵。
2001年于志学又创作了作品《天缘心曲》。在这幅作品里，于志学把童年的狼图腾崇拜与北方萨满信仰的多神崇拜融合成为一个理想情境。一个浑身裸露只在腰间围着野草编成的藤蔓裹身的北方原始先民，左手举着萨满仪式的单鼓，右手拿着鼓槌，在几位头戴兽帽先民面前与狼共舞。这是于志学将自己童年记忆与在敖鲁古雅得到的冲击以及诸多文化影响浸润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基础上，重新整合找到了一个带有原生态特色、以古老的自然崇拜和萨满文化信仰衍生出的古朴而又神秘的文化符号，由此表达了他对人性发展和人生存理想的现实关注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性与狼性的互补、人道与天道的融合的思考。
生命颂 2002年124ｘ124
在2001年底，于志学第二次去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又一次看到那里的原始土著人文化，激起了他体内原有这种文化观念的冲动。2004年6月为参加中国美协举办的《全国中国画百家作品邀请展》，他一鼓作气创作了《太阳颂》《月华颂》和《生命颂》三幅作品。这三幅作品都是围绕一个史诗般、叙事情节完整、互为关联的宗教主题——自然崇拜、生命崇拜和原始崇拜而展开，所进行的别有匠心的深刻表达。
《太阳颂》作品的立意是一个远古的先民，挥动着刚劲有力的双臂，扭曲着干练、矫健的身躯，头顶着火红的太阳在舞蹈。在他的下方是一群裸体的女人，分别以不同的身姿向着太阳、向着神、向着力量跪拜和祈祷。在创作这个先民双臂的舞蹈动作时，于志学联想到鸟类飞翔的双翅。因为在中外神话中，鸟皆是作为一种精神超脱的象征。中国的傩文化中，鸟和朱雀象征着神和太阳。民间有“上朱雀，下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之说。于志学灵机一动，在这个舞蹈的先民人体展开双臂的动作上方的头部位置改画成一个雄鹰，象征着神和太阳的朱雀，让雄鹰展开的双翅正好落在先民的肩背部，以构成歌颂日神（太阳和雄鹰代表的太阳）的绘画主题，以上方宇宙中的有形太阳、人们心目中的太阳神朱雀、人类力量化身的男人和崇拜神灵的女人融合，交织出一幅神秘的、原始的、纯粹的、震撼的画面。
逄增玉在所著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一书中，提到了对“太阳神”即对日神崇拜是东北先民文化系统中最重要的文化特征。这是一种出于现实与实用的生存需要，形成的以拜日为特征的文化仪式、文化风俗，进而成为一种鲜明的日神文化精神意识。我们古老先民往往以鸟为图腾，尊鸟为祖先。他们头插羽毛、戴羽冠，身着鸟形衣装，模仿鸟语，创造鸟文，甚至以鸟为姓，以鸟命官，以鸟为国名。连神灵也被鸟化，不是长着鸟头，就是有着鸟身，或是长翅膀，生鸟爪等等。民族文化中保留许多鸟崇拜的习俗，于志学依据北方先民日神崇拜的心理，以其象征性、想像性、抽象性与概括性升华出天与地 、神与人、宇宙与万物融合的大千世界，表达了远古人类粗犷、悲壮的奋争力量和追求。
独特的生命体悟和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的认同，激活了于志学的生命状态，拓展了他的想象空间。在作品《月华颂》中，于志学展示了是一个美丽、奔放、性感、霸气、充满活力的一位原始女性，对着头顶上方的太极图，在人类阴柔崇拜的极致物——月亮下面与狼共舞。从她的舞姿和神情上可以感受原始人对生活的渴望追求以及对自然和生灵的歌颂。于志学在舞者的上方，颇具匠心地设计了一个太极图，其中内涵的寓意相当深刻。太极图是小宇宙的代表，其形状为双鱼符号交叉而成，其内涵包含了古代哲学中阴阳互存、互生、互用、互吸的哲学观念。没有阴阳的能量转换，就没有宇宙万象与生命。 因此这幅作品通过灵性化叙事蕴籍着不可言说的人生宿命感和神秘感，有一种精神的回归与宗教的皈依，在神性和人性之间建立了一个奇异的、原初的、灵性的主体。
《生命颂》这幅作品的主题暗喻的是生命的平等和生命没有贵贱之分的哲学问题。一群野狼围绕着一个哺乳动物子宫里的胚胎，有的在狂吠，有的嗷嗷待哺，有的叼着一只野兔，还有的静观不动，通过这样一个情景烘托狼群正在抚育人类后代的寓意。世界上已知已有30个幼童是被野兽抚养长大的，其中20个为猛兽所抚育，而由狼哺育的幼童就有十多个，最有代表性。《生命颂》主要表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及生灵之间的自然和谐的象征意味。在画面的上方，于志学用孕育于母体中的一个胚胎点题，这是作者在《月华颂》中太极图寓意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作为一种原始社会生殖崇拜的符号，作品同时还具有一种强烈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表达世间万物生命的平等，暗喻自然界中的动物都应藏有一颗质朴、善感的心；反映的是一个生命不应凌驾于另一个生命之上，而是生命对生命的互相尊重。只有遵循自然界的共生法则，才能够真正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精彩。
于志学这三幅具有北方萨满图腾的作品汲取了北方民族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和对生命的殷切惜重的思想，经过他的生命体验、哲理性思考和主动性创造，化为作品中鲜明的形象，塑造了人和动物的神情、姿态，也在动作和舞蹈背后进行深刻寓意的挖掘，结合祭祀情节，求神赐福，人狼共舞，阴阳合一，借助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等宗教启迪作用，提取具有符号性和某种抽象性意义的形式要素，表达了作品强调的敬畏自然、尊重生命、与一切自然生物和谐相处的主导思想，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这些作品能抓住观者的眼球，进而激荡观者的心灵，产生一种精神的震撼，深受业内人士好评。
绘画是一种精神文化和符号文化。于志学反映北方民族丰富多彩，内涵深邃的狩猎生活、祭祀活动等充满图腾崇拜的作品，是我们了解鄂温克传统文化、历史进程和民族心路的最好阐释。（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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