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于志学在大兴安岭古莲地区写生
于志学不停地穿行于大兴安岭，从西北坡一直向北。这是一条数百年鄂温克人为了生存辗转往复的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陶醉于山峦的雄伟叠嶂，林海的松涛欢响，看到了江河宁静安逸和动物的自由自在。从远古开始的黑龙江源头，到充满神奇色彩的嘎仙洞，从鄂温克先民的岩画石到祖国最北边的漠河神鹿岛……于志学和拉吉米观赏过开江冰排的壮观，几百只琴鸡求偶的浪漫，看到过盛夏里依未融化的冰壶，惊叹过酷寒下绽放的冰凌花。八万平方公里的大兴安岭以其特有的魅力感动着于志学，纠集他的情感体验，让他不懈地寻觅探索大自然的神奇力量。
在大兴安岭中，于志学经常会发出很深的感慨，那从山尖上升起的一轮红日，从弥漫的云雾罅隙间散开，突然迸射出满天红晕，浸透了整个天边；那湛蓝色的天空，清风气爽，深吸一口直沁心底；那清澈圆润的明月和闪烁的繁星，把人带到飘渺、神秘的宇宙世界。多少次于志学和拉吉米在密林中“打小宿”，他遥望夜空感叹大自然的伟大和深不可测，回味祖先的肃慎、鲜卑、室韦在这片美丽富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历史故事和动人传说。。
冬季在深山里打猎，看到最少的就是人。可于志学却在这原始的深山老林看到了让他记忆深刻，让他感慨万分也让他十分钦佩的人——大兴安岭女子架桥连。
这是一个似乎和本书没有关联的内容，但它发生在大兴安岭；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打动、感染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人。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由年轻女子组成的架桥队伍，她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0岁，而且全都是来自大城市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知识青年，这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可能同为知青，这个事迹深深打动了我，也有我们年轻时代的影子，所以我实在割舍不下这个与大兴安岭血肉相连的故事。
大兴安岭的女知青 秦晓飞提供
在上个世纪的文革之前，于志学曾多次去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新林区桥梁大队女子架桥队采访。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一发表，全国范围内便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从1969年4月开始，一批批的知识青年从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潮水般地涌入了刚刚开发建设不久的大兴安岭。对于正处于“文革”高潮时期的大兴安岭来说，一下承受数以万计的知青安置工作，面临着很多实际困难。经过各级部门反复讨论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方案：一是开发阿木尔、图强和古莲新区，二是老区加设工队，三是委托铁道兵部队帮带，四是成立男、女知青自管队伍。就这样，由来自上海、杭州等城市的160多名平均年龄仅20岁的女知青组成的一切以军队模式、由知青自己管理的女子架桥连，于1970年3月8日在大兴安岭呼中新林区碧洲林场正式成立。
作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兼记者，于志学是分管这一片以及小兴安岭林区的报道任务。他从哈尔滨出发，坐火车到达加格达奇，然后再坐当地的大卡车前往女子架桥队。
加格达奇这个地名是鄂伦春语，意为“有樟子松的地方”。因为在加格达奇西北角的一条小河的山坡上，有一片樟子松林。樟子松是珍贵树种，俗称“美人松”，冬天也不落叶，冬夏常青。鄂温克的猎民也称樟子松为“美人松”。一般来说樟子松主要生长在大兴安岭的北坡，在东南坡一带很少见到。但偏巧在加格达奇西北角河的上游樟子松巍然挺立，故此得名。在日本侵略东北时，这里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他们组织采伐队在这一地区的原始森林里，砍伐了大量的上好木材，再沿着大兴安岭东侧沃其山麓发源的甘河送木排后辗转运回日本。
因为加格达奇地区的地势较高，别名“大高崖子”，河弯水缓，便于叠坝，木材便这样顺流而下，流送到嫩江等地。在山区里运输木头放到大河里放流是当时主要的运输手段。
大兴安岭的女知青 秦晓飞提供
女子架桥队所在的地区是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脉的新林区。这里是大兴安岭的东部，伊勒呼里山的北坡，原来是一片原始森林，狼多、狍子多，所以鄂伦春人经常游猎于此。解放前这里没有人烟，只有少数鄂伦春猎民和少数白俄后裔隐居于此。建国后，才把这一地区划分出来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鄂伦春自治旗。
于志学坐在从哈尔滨通往加格达奇的火车上，一路上浮想联翩。建国后国家曾在1955年和1958年两度尝试开发大兴安岭一带，都因为气候极度严寒而没能实施。加格达奇火车站是1956年国家计划开发，1959年开始施工，在1969年1月1日正式运营通车。在高寒地区和大面积的永久冻土层上修铁路，其艰苦和困难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修建大兴安岭的铁路都是环山而建，需要穿山越岭，凿山劈崖，而且大兴安岭年平均气温低，即使在夏天，土壤或岩层里也存在一个冻土层，在最热的时候都不化，施工非常困难。当时曾有一大批来自祖国各地的青年军人来修建中国最北的铁路，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献给了祖国北方边陲的黑土地，很多人把忠骨留在了这里。这段铁路，是一代人用青春乃至生命铸成。他们为祖国北国林区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到了加格达奇，于志学沿着西里尼西河旁的林碧公路上行，搭载了一辆森林大卡车前往碧水方向。在当地林业工人带领下，奔西里尼河走去。
女子架桥队架设的桥梁位于西里尼西河。西里尼西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与黑龙江省交界的大兴安岭地区的伊勒呼里山脉，与塔哈尔河汇合，形成了西里尼西河河口。河口一带地势平坦，地域开阔，是通往呼中及大兴安岭北部地区的重要通道。在未到女子架桥队之前，于志学在西里尼河畔看到了一个铁道兵的坟墓，问那个向导，这位林业工人向他讲诉了一个铁道兵为建设大兴安岭的一个悲壮故事。
事情发生在1964年的隆冬，我国最后一批铁道兵开进了大兴安岭。那时的加格达奇是中国铁路向北延伸的尽头。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三个师的铁道兵,各聚山岭,几千顶帐篷覆盖山谷。为了鼓舞战士士气，团里举行劳动竞赛，竞赛项目是挑土方，每连出一个战士，争标兵，夺红旗。
有一位班长，名叫乔建国，他是连里的老兵，参加过国内重要工程项目的会战。他的大扁担和别人不一样，是两条扁担捆到一起。经过几番淘汰赛，他始终稳操胜券。当他最后大吼一声，挑起四个沙土土筐时，他鼓足了力量，眼睛瞪得很大，头发站立得像树梢一样，最后夺得了标兵。
正当他赛后坐在木凳上，端起一缸热水时,他的手开始发抖，口干得特别厉害。他站起来，把茶缸送到嘴边，突然一股热流冲向喉咙，一口鲜血喷射……
他的葬礼是在工地旁举行的。一百多支步枪一齐举向天空，一排枪声震撼着整个山谷，西里尼西河旁自古以来的第一座坟墓便坐落在这里。
于志学听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在铁道兵战士乔建国的墓前深深鞠了一躬。人民铁道兵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令他分外感动。
随后他看到的女子架桥队的事迹又一次令他震撼。
那些女子架桥队的队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知青，而且大部分是南方女知青，以上海姑娘最多。她们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身上穿的和男人一样的装束，头上戴着长毛的皮帽子。远看不说话根本分不清她们的性别。这些女知青在上级派来的十二名老工人的帮助下，承担了林区架桥任务。当时的中国，知青的前身红卫兵，对毛泽东无限崇拜敬仰，在毛泽东“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教导下，树立的都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革命战士，都以“巾帼不让须眉”要求自己，凭着一股热情要克服各种困难，为革命、为人民建大桥。
一九七○年二月，架桥备料任务开始后，女子架桥连的青年们在老工人的带领下，冒着刺骨寒风，踏着没膝大雪，到十几里外的高山劈岭凿石，登高架桥。她们把茫茫林海作为锻炼自己的好地方。
当时她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她们住的房子连板房都没有，在雪窝里搭帐篷。本来西里尼西河，就是鄂伦春语，意思是无法生活的死地。没有人居住，只有猎人的足迹。冬天的大兴安岭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很常见，知青们在一没有道路，二没有交通工具，三没有桥梁，四没有吃饭住宿的条件下，背着帐篷，扛着粮食，靠两条腿把吃喝铺盖、住的帐篷和使用的斧、锯、锹、镐等简陋的工具，都肩背人扛到了工地附近。他们在寒冷的大兴安岭创造了一种“地火龙”的取暖方法，就是在帐篷里用砖砌一个一面“火墙”，贯穿整个帐篷，再把砍好的整根红松和杖干塞入“火墙”中，帐篷里顿时热气腾腾。晚上铺天盖地的大雪，西里尼山谷里刮出的西北风把帐篷撕扯得“啪啪”直响，但有了“地火龙”，南方来的爱干净的女知青，都可以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大兴安岭中洗澡。
于志学清楚地记得，女子架桥队的几个棉帐篷立在山脚下一片较平坦的开阔地，帐篷里有“地火龙”、铁炉子、小杆床、马灯、搪瓷盆、搪瓷缸、小镜子等。没有房屋，于志学只好和她们住一个帐篷。当时正是大兴安岭气候寒冷，“滴水成冰，吐痰成钉”的时候。于志学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上海姑娘特别爱干净，因为白天干活出汗很多，她们晚上收工后要烧水洗澡。她们一要洗澡他就得离开帐篷躲出去。数九寒天，到了晚上，更是奇寒无比，他一人躲在帐篷外，冻得他浑身直打哆嗦，不停地原地蹦，一心盼着她们快点结束。
当地人编排了一个顺口溜，“吃水用麻袋，开门用脚踹，男女同穿戴，五黄六月吃干菜”（吃水用麻袋说得是吃水的冰是用麻袋背回来的，刨冰化水吃；开门驾脚踹，是因为门和地上的冰冻到一起，不用脚踹开不开门；男女同穿戴，是因为天气太冷了，女人穿得太厚分不出性别；五黄六月吃干菜，是因为没有路，蔬菜运不进来，别说是冬季就是夏季也无蔬菜可吃）。
当时女子架桥队要建的这座桥为110米长，桥寛4.5米，高5米，有5个桥孔，每个桥孔跨度20米。这样的大桥别说年轻的姑娘们没有架设过，有好多人都从来没有见过。女知青们穿着笨重的毡疙瘩鞋、皮大衣、戴着狗皮帽子，面对一无设备、二无经验、三无体力的困难，顶着零下40——50多度的严寒，趟着齐腰深的大雪，冒着刺骨的寒风，到十几公里外的高山上劈岭凿石。
5月份，大兴安岭的冰雪还没有消尽，她们便勇敢地进入了架桥施工现场。架设桥梁首先要在河里立起几十根桩子。她们克服困难，架上高空的脚手架，搪上几块木板就在上面推小车运混凝土，运石料。开始没有吊车，他们就用脚杠和绳子往桥上拽，把木头吊到桥顶上。
为了架设西里尼西河大桥的第四孔桥梁，在通过主航道时，要事先在两米多深的水里立起几十根桩子，既要登高，又要下水，是建桥工程中最艰巨的任务。女队员们为了争取时间，天不亮就爬起来，提着马灯，顶着繁星作业。在打最后一排桩子的时候，遇到了“永冻层”，几百斤的吊锤打下去，桩子纹丝不进，只好爬上十几米高的水上脚手架，克服脚下深水流过、头晕目眩的困难，稳稳地掌钎，用力地打桩，终于完成了任务。
还有一次，于志学与出版社李维康两人在夏天采访女子架桥队。没到工地之前，都是茂密的大森林。他和李维康两人分开5米多，就互相看不到了，两人互相喊着话要靠拢结果越走越远。于志学比较有经验，他大声告诉同伴不要再走了，要等林区的人来找他们。于志学捡起一根粗木棒，照着大树有规律地敲了三下，这样的声音在森林里可以传得很远。后来被林业工人听到了，循声找到了他们，把他俩带出了森林。
于志学到了女子架桥队的工地上，便看到有的人背水泥，上跳板；有人绑钢筋，支脚手架；还有人抡大锤，打混凝土和推独轮车，一辆“爬山虎”停在那里。突然工地上一片清脆的嘈杂声传来，吸引了于志学的注意，原来是八位女知青喊着号子要把清一色上等原木抬到桥上去，那木头都是好木材，光滑、笔直，粗的两手合抱不过来，有七、八米长。只见扛“头杠”的女知青，挺直腰杆，一声号子，大家一齐抬了起来：随着那抑扬起伏、清脆嘹亮的号子，一步一步，向楞垛走去：
起步走呀，嗨哟，嗨哟，小心点呀，嗨哟，嗨哟，抬上木呀，嗨哟，嗨哟，上高山呀，嗨哟，嗨哟，
枕木重呀，嗨哟，嗨哟，肩上过呀，嗨哟，嗨哟，
妇女能顶，嗨哟，嗨哟，半边天呀，嗨哟，嗨哟！
……
高亢的号子声，震撼着原始大森林，震撼着整个大兴安岭林区。望着那些敏捷矫健的姑娘们身影，没有人不为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所打动。仅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就在大兴安岭顶峰的西里尼西河上架起了一座一百一十米长的五孔钢筋混凝土大桥，取名“争光桥”，节约投资一万八千余元，当年建成投产使用，成就了古今中外桥梁史上的一大奇迹、一大壮举。
后来女子架桥连在1971年至1972年，又仅用13个月的时间，在大兴安岭林区塔河中游建成一座199米长、六孔钢筋混凝土双面拱大桥，比原定工期提前三个月，节约建设投资八万三千元。在1969年至1979年11年间，她们架起了6座桥梁。
现在女子架桥连建的这座“争光桥”，仍然屹立在西里尼西河上。它不仅是一座孤零零的桥，它是一座时代丰碑。看到它，人们就会想起当年那些青春可爱的女知青们。在一种信仰和理念的支撑和争强好胜的义气冲动下，她们满腔热血，激情燃烧，用精神和力量挑战连男人都很难胜任的艰巨工作，用辛勤和汗水创造了人间奇迹，为大兴安岭人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种壮志豪情谱写了一曲那个时代最高亢的青春之歌。
想今天的80后、90后，甚至是00后，有多少人胸有理想，怀揣抱负，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懈努力和奋斗，又有多少人沉湎在物质、感官的满足之中，无所事事，只知啃老，浪费年华，侵蚀生命。与当年女子架桥连那些普通、20岁左右天真单纯的女青年，不图名，不计利，为了理想全部奉献，没有一点个人得失的宝贵品格相比，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落差！
所以回忆大兴安岭的女子架桥连，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大兴安岭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为于志学所赞叹所钦佩，也是我作为当年女知青的一份子，对她们所表达的一种最诚挚的敬佩和深切的感动并希望后人记住她们。（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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