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于志学在创作
使鹿鄂温克进入了于志学创作主题
1961年秋，从奇乾归来，于志学就陷入了急于表现鄂温克驯鹿文化创作的热情之中。那古朴浩瀚的原始森林，静谧流淌的额尔古纳河，一百七十余人的鄂温克狩猎部落，残留下来的某种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封闭式的狩猎生活，严酷的自然环境对这个民族的影响,尤其是人与驯鹿休戚与共的关系,与其它民族存在神秘、古朴、野性的明显差异等，勾起了于志学的浓厚兴趣和探秘的乐趣，从而使于志学开始了对鄂温克民族与驯鹿文化的研究。
1962年的新年一过,于志学便就在奇乾对鄂温克人的亲身感受，开始创作反映鄂温克民俗的作品。在他的眼里，鄂温克人和驯鹿，鄂温克人和爱犬，都非常富有表现力。为了搜集更多的鄂温克民族素材和资料，加深对这个民族的了解，他翻遍了当时出版的一些资料，跑了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的图书馆，几乎找不到什么相关资料，那时人们对鄂温克民族的了解几乎为零。于志学只好根据自己在奇乾的亲眼所见和奇乾小学老师对鄂温克民族的风俗介绍，构思立意。
鄂温克族是一个尊老爱幼、热情好客的民族，对他人非常慷慨大方，还有那种原始社会生产资料平均分配的习俗。他们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还保留着“氏族外婚”和“姑舅表婚”的氏族社会残余。按照鄂温克古老的风俗,无论男女自由恋爱，还是由父母包办，都要请媒人按照求婚礼节，向女方父母求婚。由媒人带酒，给女方父母敬酒，如果女方父母喝了酒，就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就可以商定订婚日期和女方要求的彩礼。婚礼有迎娶式、送亲式、抢婚式和互迎互送式几种。鄂温克人嫁娶的聘礼通常是驯鹿，男方求亲时，要带来一些健壮高大的驯鹿；新娘家在结婚时也要回赠基本数目相等的驯鹿给男方，表示驯鹿健壮，人丁兴旺。于志学当时就想把鄂温克这个民族风俗作为创作素材，他在脑海中勾勒了一个送亲的生活场面。
1962年于志学创作的中国画《走亲戚》在《学理论》杂志发表。其画面表现的是鄂温克猎民走亲戚的典型场景：在春光明媚的积雪小路上，一位身背猎枪的老猎人骑着驯鹿引路，一只欢快的小猎狗跑在驯鹿的前面，身后是四头驯鹿，一头驮载着身着盛服头戴红色小帽的漂亮鄂温克女孩骑鹿出嫁，另外三头驯鹿驮的是丰盛的礼品。猎女与老猎人兴趣盎然，迎雪赴亲。在这幅作品中，于志学笔下的驯鹿和鄂温克女孩一样充满了朝气，场面亲切感人。这是于志学发表的第一幅表现鄂温克人和驯鹿的作品，也是国内第一位汉族艺术家反映鄂温克民族风俗的中国画，同时也是于志学把冰雪物象作为人物画背景发表的最早作品，可以视为于志学画鄂温克民族的一个开端。
《学理论》杂志是1959年由哈尔滨社科院创办的社科综合类学术期刊，是一本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具有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的学术性、探索性的学术杂志。当时主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主要栏目是政治理论、思想研究、新农村建设、社会学、民族学、档案·图书管理学和法学、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史学等。杂志的稿源主要来自科研所研究人员和大中专院校师生，在社会享有一定的声誉。于志学反映鄂温克民情的作品在这类杂志上发表，反映了当时社科类期刊对这种题材的关注,对传播鄂温克文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鄂温克民族是鲜为人知的，于志学的作品开创了鄂温克民族文化走进汉文化大家庭。随着作品在《学理论》杂志上发表，也给了年轻的于志学以很大的鼓舞。从那以后，他表现鄂温克风情的热情更加高涨，驯鹿成为他中国画创作的主要表现对象。很多人都知道黑龙江美术出版界有一位年轻的画家，非常喜欢画驯鹿（四不像）。随着于志学对冰雪山水画研究的一步步深入，他也始终没有间断对善良、质朴的鄂温克民族对大自然的忠诚和敬畏的歌颂以及对四不像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品格加以表现和描绘。
1979年于志学在北京国际书店创作
第一位画驯鹿的国画家
在中国绘画里，描绘动物题材的绘画称为走兽画。之所以动物成为绘画的表现主题，是与原始先民主要以狩猎生活方式有关。人类的艺术从起源开始就有动物的介入，可以说艺术的起源离不开动物。从人类最早的艺术品——岩画中,记录的人类原始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的各种动物画像，成为人类文字发明以前早期的文化现象。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与飞禽走兽的长期接触中，对动物的某些特殊机能产生了仰慕和崇敬，并幻想人也能具有鸟兽的特异功能，进而描绘动物。翻开中国绘画史，动物也是最早表现的绘画题材。
中国画表现动物题材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固有的一套技法程式，描绘的内容和对象非常广泛，凡动物均可入画，主要为人们常见的家禽和家畜，大致分为走兽、翎毛和草虫等几大类。画家借画动物题材表现大自然中造型各异，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动物，表述对大自然赐的热爱之情。
在古代中国画家中，涌现出了唐代的韩滉、曹霸、韩干；五代的黄筌，宋代的李公麟和明代的边文进等画动物的大画家。到了近现代，花卉、蔬果、翎毛、草虫、禽兽等归入中国画三大画科之一的花鸟画表现领域，反映了画家把自己魂归自然，把花鸟、鱼虫、走兽等动植物的自然之美融合在一起的审美理想，产生了以徐悲鸿画马，齐白石画虾、黄胄画驴，刘继卣画虎等画动物的名家名作。
但是，就中国画而言,历史上没有人用中国画来表现驯鹿。26岁的于志学始画驯鹿，成为第一个画驯鹿的画家,从那时起就显示出这位画家超人的勇气和胆量。
虽然于志学画驯鹿很早，量也很大，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发表的机会很少，他自己也没有条件留下那个时期的作品。但是很多于志学身边的老同志、老朋友、学生等人都谈过他画驯鹿的名气远远早于他的冰雪画。著名作家傅伯庚曾在“冰雪画派第二届作品展”研讨会上发言谈到：“我是1968年在一次黑龙江省阶级斗争展览会上和于老师认识的。当时于老师在连环画的创作上已经很有成就。当时于老师就说，黄胄画驴画得好，我们要向黄胄学习。北方有驯鹿，我们可以画驯鹿，可以画冰雪。那时于老师画驯鹿已经很有名气了。于老师本身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他说这话时就充满了自信。”曾在黑龙江省望奎县林枫纪念馆工作过的冰雪画派画家张家纯也曾说起过，他认识于志学就是通过在“文革”时期，于老师到望奎县文化馆搞路线教育，当时帮助馆里画宣传画，还画了很多驯鹿小品。“那时于老师画驯鹿就很出名，大家都喜欢。”
说起于志学画驯鹿的动因，笔者曾在1991年采访过于志学。
卢:于先生,中国画有山水、人物和花鸟画的精细分科。但是动物题材没有明确单独分科，基本就以走兽、翎毛和草虫为主。很多大画家有自己专门擅长的表现动物对象,您为什么喜欢专画驯鹿,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于:艺术家表现的题材大多反映艺术家的秉性喜好。在中国画中以动物形象作为一种象征和寄托，表达人的希望抒发某种情怀的动物绘画题材很多，但主要对象还是人们日常生活所熟知的，当然还需要考虑被画物体是否容易被中国画来表现，而且还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趋。我画驯鹿就体现了我的这一创作原则。首先我喜欢和热爱鄂温克这个民族,我非常希望用中国画来表现这个民族文化,驯鹿是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特色，很有代表性，我要画鄂温克,必须画驯鹿。第二,从历史上来看，鹿类与人类的关系非常密切，大约在 200多万年以前，地质上的更新世后期，分布在欧亚大陆上的驯鹿就曾是人类主要的食物之一。人类主要依靠捕食驯鹿吸取营养，维持了几千年。所以，人类的祖先总是把鹿视为圣洁的吉祥物，留下了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西方人让驯鹿给圣诞老人拉车给孩子们送礼物,降福人间。但是驯鹿的外表是四不像,一般人听到这个名字就会不喜欢,会认为长成四不像的动物怎么会好看呢。可是你要是到了大兴安岭,到了鄂温克,你就会感到驯鹿是多么地可爱和宝贵，对鄂温克人是多么重要。在大兴安岭的西北坡，一年有八个月都是积雪覆盖，没有草，马不能进山。只有驯鹿吃一种专门在寒带森林里生长的苔藓类植物,所有就十分便利地成为鄂温克人的一种交通工具,如同沙漠里的骆驼一样。鄂温克是游猎民族,经常要随猎物四处搬家,驯鹿可以承载五十公斤左右的重量，大部分猎民的家庭生活用品还有老人妇女和儿童都要以驯鹿作为交通工具，骑着驯鹿迁徙。所以驯鹿在历史上被称为“仁兽”,也被人称为“森林之舟”。驯鹿是人类真正的朋友,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而且形象也憨厚可爱，尤其是它的眼神,看起来温顺善良,特别的单纯，那是一种很能打动人心灵的一种纯净。”
鄂温克人对驯鹿非常依恋,他们早上起来一定要喝一碗驯鹿奶,打猎时把孩子放在驯鹿旁,再留下一条猎狗,孩子饿了可以自己去吸吮驯鹿的乳汁；鹿茸也是重要的补品。而且最重要的是，驯鹿从来不伤害人类,所以鄂温克人把驯鹿当做“神鹿”,作为一种尊贵、吉祥、幸福的象征而被他们崇拜。我画驯鹿，是透过四不像不算漂亮俊朗的外表，挖掘它内在的高尚和美好。虽然它的形象没有虎的威武,没有虾的灵动,没有马的潇洒,在常人眼中好像很丑，但在我看来驯鹿是很美的，这可能就属于那种‘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美学观吧。其实我周围有不少人劝我不要画驯鹿，说驯鹿是四不像，不美，不如画梅花鹿。但我透过驯鹿的外表,歌领的是它生命实质的美好。如同我们看一个人的本质,心灵美才是真正的美一样。当你了解了驯鹿美好的一面以后,你会觉得它是很美的,怎么看怎么觉得美，所以我喜欢画驯鹿。
卢:您谈到艺术家表现的题材不仅要结合自己的偏爱喜好,也要考虑被画物体是否容易用中国画来表现，还要有自己的个性,您画驯鹿是如何表达自己的艺术个性的?
于:绘画是视觉艺术,要求画家在万千变化的大千世界中把要表现的物象经过中国画的用笔去提炼出来。驯鹿是大型食草动物，背部粗壮，四肢粗大，外形特点明确,特征鲜明,雄雌体型有不同变化,而且雄雌都生有一对树枝状的犄角,这是驯鹿区别于其它鹿种的显著特点之一。驯鹿的鹿角角干向前弯曲，各枝都有分杈,向着不同的方向。威武的鹿角可以达到近1米长,在鹿科动物中是独一无二的。驯鹿这种粗大的鹿角,很适合中国画的书法用笔去提炼和表现。我们都知道，在文人画中，梅兰竹菊是被很多人喜爱的表现对象。为什么被这么多人喜爱,除了它被拟人化的高贵品质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很适合用中国画圆头笔来表现。一笔一个兰草,一笔一个竹叶。表现驯鹿的鹿角，用传统书写性的线条提炼，是有一定的难度，但这正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另外,我喜欢动物，我想以研究驯鹿这个偶蹄类动物,打开我研究其他偶蹄类动物的绘画大门。但驯鹿的蹄子是与众不同的。它的主蹄宽大能够分开，趾间有皮健膜，有发达的悬蹄和侧蹄,便于它们在沼泽地中长时间的行走，这都是它的特点。我把这些都研究透了,再以中国画的用笔，以其书写性突出和夸大驯鹿的鹿甲，来表现驯鹿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的品格。当然，我研究驯鹿还有一个想法，我想如果把驯鹿研究透了，要表现其他偶蹄类动物也就迎刃而解了。
卢:您谈到了有人不赞许您表现驯鹿，您能稍微展开谈谈吗?
于:我画驯鹿始于1962年，那个年代的创作不像今天这么开放。虽然中国画表现动物的绘画题材十分广泛，凡是动物都可以入画，但人们最常表现的对象依然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家禽、家畜为主，也有其他动物,如齐白石的虾,刘继卣的虎等。从题材上来讲，我是首开了画驯鹿的先河。从受众面来论，驯鹿的知名度不高，也不入大雅之堂，因为驯鹿有一个俗名“四不像”。之所以叫“四不像”是因为它的外形结构。人们对于一种事物是什么又不像什么总是带有一些偏见,认为这种事物不在本来所属的范围之内，是不伦不类的。四不像就属于这个范畴，名字本身也不好听,外形也不好看,在当时人们的普遍审美眼光中是一种丑陋的动物。这也难怪，因为大家普遍对四不像美好的一面不了解。所以我画驯鹿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很大的阻力。当时在黑龙江很有影响、我也非常尊重的老画家王仙圃老师就多次反对我画四不像,说太难看了,黑乎乎，脏兮兮、憨头呆脑的。他劝我要是喜欢画鹿就画梅花鹿,乖巧灵动,秀美俊俏。周围一些朋友包括我当时的领导也反对我画四不像,让我去表现那些大家熟悉也喜闻乐见的动物。就如同当年黄胄画毛驴,也曾遭到很多人反对,后来还被人污为“驴贩子”一样。当然黄胄是很有影响力的大画家,我的压力比不上他的压力大,但是透过这些可以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画家的审美取向如果不和社会共识保持一致是很艰难的。我自己还曾画过狗熊和野猪,也都被说的一无是处。但是我有自己的信念,我一直坚持。每逢有人企图说服我时，我都要详尽讲述鄂温克,讲述画驯鹿的缘由，讲驯鹿的美德，讲驯鹿温顺善良，造福人类，我不停地为驯鹿正名。那些反对的人见屡屡说不动我,慢慢也就不屑于说服我了。所以很多朋友从我这里知道了驯鹿,很多人都知道我画四不像。到了文革结束以后,我画的驯鹿多次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这时就很少听到负面声音了。1980年我走出国门,在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展出了我的冰雪山水画和反映鄂温克民族的人物画和驯鹿,深受新加坡人喜爱。它们不仅对白的体系冰雪山水画称赞，也对鄂温克人和驯鹿相当感兴趣。我也非常振奋,很受鼓舞。
1979年于志学在北京国际书店为在新加坡举办展览创作
这是笔者在1991年3月9日和于志学的对话,反映了于志学画驯鹿的审美追求。从1962年于志学发表的第一幅表现鄂温克和驯鹿的作品开始,五十多年来,他以驯鹿为主题的作品就未曾中断,留下了许多以驯鹿为题材的精彩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于志学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中，表现鄂温克和驯鹿的数量能占据50%以上。观赏于志学那些具有独特形式和丰富内涵的驯鹿佳作，在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更多一份别样的亲切。
2013年，学者安家寰在大兴安岭题赠于志学画驯鹿
——赠于志学
你刺向青天多叉的角，
是一往无前的英勇；
你高高昂起的头，
像骄傲与自豪的英雄；
你弯弓一样的背，
驼负着历史的沉重；
你踩冰踏雪分半儿的蹄，
在严寒里寻找着春神的温情。
你对鄂温克人的忠贞，
超越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万年不渝，
世世生生。
2013夏 大兴安岭（于志学大师50年前即来此考察写生，后未曾间断，结识本地鄂温克三代人，在大兴安岭创冰雪山水画。——安家寰）
2007年于志学在敖鲁古雅 卢平摄
第一位把驯鹿带出国门的国画家
1980年，于志学受到新加坡海鸥画廊的邀请举办个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率先走出国门的大陆首批画家，当时的北京国际书店承办了这个展览。这是于志学的冰雪山水画和反映敖鲁古雅鄂温克使鹿文化的作品首次亮相海外,反响很大。人们不仅异口同声称赞于志学创造的冰雪山水画,还从他的绘画中得知了中国的鄂温克民族,得知了中国也有北极圈的特有动物——驯鹿。一位观众兴奋地拉着于志学在作品前合影留念,激动地说,“以前只知道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养驯鹿,不知道中国还有与驯鹿为伴的民族。你的画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中国的民族文化。”这是于志学第一次把鄂温克民族风情推向了世界的窗口。
1980年、1985年和1986年，于志学三次应邀赴日本东京、大阪和北陆金泽、富山等地举办个展，展出了近百幅冰雪山水画和数十幅鄂温克风情的作品，访问了日本南画院和朝日新闻社等。在东京、大阪举办《画展》期间，他还先后拜访了日本著名画家加山又造、丸木味里、丸木俊子等人，到他们的府上进行交流。日本报界称于志学画展为日本人民提供了“了解中国画水平的极好机会”，日本观众“为充满灵动的中国水墨画而激动。”
敖乡情之六 68ｘ46cm 于志学
1988年，第十五届世界文化大会在新加坡召开，于志学作为中国大陆画家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大会。来自世界的二百多位文化名流和学者云集一堂，畅谈和交流本民族、本学科领域的成就和建树。于志学不仅出席了大会，同时还作为亚洲代表在大会上做了题为《寒带艺术的拓展》的发言。当他以“希望世界各国朋友来中国做客”结束发言时，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说起于志学参加第十五届世界文化交流大会还有很多插曲。当他接到美国国际传记研究院和英国剑桥大学传记中心发来的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邀请函后，在办理赴新加坡的入境签证手续时遇到了重重阻力。那时我国和新加坡政府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和新加坡1990年10月建交），出国签证需要通过新加坡商务代办处办理。虽然在邀请函上清楚地写明持本函件即可顺利办理一切出国手续，但因为于志学是中国大陆公民，新加坡政府对大陆人不能像对其他国家和港台地区的中国人那样直接办理，必须有新加坡人做担保。大会秘书处得知这一情况后，直接给新加坡政府发去专函，也无济于事。二百余名的会议代表，只有于志学一人享受着这个“殊荣”。他的一位香港朋友听说此事后，为于志学在新加坡找到了可靠的朋友为他担保，并给他发来邀请函，可新加坡移民局还是要严格审查于志学的大会论文后才能考虑是否给予办理签证手续。本来一个十分简单的国际会议的入境手续，因为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也因为中国那时还没有强大崛起，大陆人处处受到歧视，几经磨难，只一个签证就折腾了好几个月才算办好。
走亲戚 于志学1962年
这次国际大会，根据代表们的专业分成若干个小组。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把自己的成果展现在通向会场的大厅两侧。会议为了介绍于志学的艺术成就，在主会场为他举办了《于志学冰雪画展》。展出了于志学五十余幅作品，其中三分之二是冰雪山水画，三分之一是敖鲁古雅风情和驯鹿。参加会议的很多代表经常伫留在他的画前观赏、留影，很多人对驯鹿和鄂温克民族产生兴趣，还表示以后去中国，要去看看中国的大兴安岭的冰雪，看看使鹿鄂温克民族。
这次国际学术会议，不仅打开了于志学的眼界，也使中国敖鲁古雅鄂温克再一次出现在世界舞台。文化是最好的名片，它让敖鲁古雅声名远扬，通过各国的代表传播到世界各地，也让于志学通过这个展览看到了中国画的前景和希望。他深深地感到，艺术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只有艺术才能真正做到没有国界、没有种族的限制进行相互交流。
从那以后，中国鄂温克民族的风情画卷在于志学的笔下与中国冰雪山水画一道不断走出国门，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爱尔兰、奥地利、丹麦、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国、奥地利、阿联酋、埃及、土耳其、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出，中国敖鲁古雅鄂温克的使鹿文化与冰雪山水画一样，传遍五洲四洋。（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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