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吉米在瞄准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博物馆提供

卷首语：

       从某种意义上讲，拉吉米是于志学走进敖鲁古雅的纽带与核心人物；于志学在敖鲁古雅所发生的一切因果，都与这个名字紧密相连。在与拉吉米打猎的日子里，于志学见证了鄂温克猎人神秘的狩猎生活，见证了鄂温克猎人没被世俗尘埃所污染的心灵，也见证了大自然的伟大。从拉吉米身上，他又一次确认，不经受苦难，就会对生活的理解十分肤浅；不懂得苦难，就会失掉生活中许多斑斓绚丽的色彩，也不会成就壮丽的人生。
        2009年10月8日，《参考消息》报道了美国记者亨利·桑德森探访鄂温克社区的文章，其中写道：“艺术家于志学说‘重新安置后，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变了。他们把枪上缴政府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段报道说明作为画家的于志学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关注已经进入了西方记者的视野。这是2007年于志学在鄂温克猎民生态移民四年之后，以关注生命、关注生态的思想高度和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对敖鲁古雅进行的回访。透过鄂温克狩猎民族文化的兴衰，引发的对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被消解的深层思考。

1971年拉吉米一家搬迁途中 （自左至右 拉吉米、玛丽亚索、何林 ）  于志学摄

忠诚的朋友拉吉米

       在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中，于志学最最怀念的就是与他事业密切相关、对他艺术支持贡献最大的老猎人拉吉米。

       拉吉米是位非常淳朴、善良、忠厚的鄂温克老猎人。他的狩猎知识和经验的传授始于他的父亲。他从孩童时代就随大人出猎，10岁就开始试枪，先开始打灰鼠子小动物，再学打犴、熊等大野兽，到十六、七岁时便能单独狩猎，到青年时就已成为一位优秀的猎手。他不仅有一身的好把式，而且待人特别真诚。多年的游猎生活使他走南闯北，他在长期的狩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多样的狩猎技术和经验。除了用猎枪以外，他还会用围猎、做陷阱、用扎枪、下夹子、做碱场等各种捕猎方法。一生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和危险，数不清的出生入死和命悬一旦，都没有动摇他对大森林的热爱以及对家人、朋友、猎犬和驯鹿的忠诚。

拉吉米和三儿兴军猎归    得可沙提供 

       拉吉米知恩图报，他感谢党，感谢新中国。他不止一次地对于志学说，他在三十多岁时得了肺结核病，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猎民来说，三十岁是正当年，得了结核病就等于终结了生命。在那没医，没药，躺在原始森林撮罗子里动弹不了的日子里，那真是叫天天不语，喊地地不灵。多亏党和政府派来了医生，爬山涉水，翻山越岭为他看病，还送衣、送粮、送药，送温暖，他的病情才得到控制，免于一死，要不然早就喂狼了。没有党和政府，鄂温克这个民族也完了。正因为他有这样朴素的思想情感，他对汉族的同志也十分友好。

拉吉米和小儿子何兴军      杨岚提供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是以狩猎为生的民族。狩猎，就离不开动物和森林。于志学来到拉吉米家中，第二天便对何林说，希望能和拉吉米一同打猎，因为只有密切和猎民生产生活在一起，才会更多地了解这个民族，也能更多地体验大兴安岭的冰雪风光。何林对于志学说，“在深山里打猎非常艰苦，夏天要忍耐烈日暴晒，蚊牤叮咬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的狂风大雨，以及雨后道路的泥泞和随时遇到凶猛动物袭击的恐惧和危险；冬天则要忍受外人想象不到的那种刺骨的西北风，那是扎到骨子里的寒冷、饥饿，还要爬冰卧雪，穿越到处都是倒木和塔头的雪原，更要忍受和耐受一无所获的失望，等待和寂寞。没有经历过打猎的人根本体会不到这个艰辛和危险。”但是，于志学很坚决，“我既然来到这里，就一定要深入鄂温克猎民生产生活的第一线，要到原始森林去体察冰雪世界的奥妙。”

拉吉米用桦树皮做饭盆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博物馆提供

       何林向拉吉米传达了这个要求。开始时拉吉米并不十分情愿，因为带一个没有任何狩猎经验的外人在原始森林打猎，帮不上任何忙，还会给自己惹来很多麻烦，更重要的是处处充满了危险，还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在于志学恳求的目光和一再要求下，他那与人为善的心肠和厚道的品性，使他不忍让客人不开心，就很牵强答应了。

      得到了拉吉米的同意于志学非常高兴。为了让于志学能尽快适应山林打猎，开始何林与他们两人一同出发，因为拉吉米不会说汉语，说的是鄂温克语还常夹杂一些俄语。有何林在身边，什么听不懂的地方何林可以及时沟通。这样三人打猎不知不觉一周过去了，何林还有工作要返回乡政府，于志学和拉吉米出门了几次，也看出一点打猎的门道，也大体了解了打猎的程序，两人之间还颇有默契，也从拉吉米那里学会了几句日常应用的俄语，何林便离开撮罗子回到了满归乡里。
       大兴安岭西北麓，地广人稀，于志学和拉吉米几乎整天在山林里穿越。这里的山岭比较平缓，只有位于贝尔茨河东侧阿龙山境内的奥科里堆山是座高山，海拔在1500米以上，是大兴安岭北部的最高峰。奥科里堆雪山上的积雪银白闪耀，把自然界中的神秘、野性和粗犷像舞台剧一样一点点展开，让于志学又触摸到了原始大自然的脉搏跳动。他感到兴奋，感到刺激，感到热血沸腾，当然也常常感到危险，感到恐惧。但只要危险和恐惧过去，他就又恢复到兴奋和刺激之中，仿佛他与大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融合力，因为大兴安岭广袤博大的原始森林和这里的林地河流，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塞北家乡贫瘠荒凉的草原，让他感到亲切。

       和拉吉米在一起打猎，于志学知道了很多过去不知道或虽然知道但印象模糊的生存知识。拉吉米是打猎高手，也是鄂温克民族最优秀的猎手。他不仅狩猎经验丰富，而且枪法非常准，有时甚至不用瞄准，见到猎物举枪就有物。而且他还能准确地辨认野兽的足迹。无论春夏秋冬，他平时习惯打猎独行，有时也会结伴而行。每次要出门打猎，他就先背上一个背夹子和一只猎枪，牵着猎狗，腰上缠着皮犴绳，再把一把短刀插在他穿的兽皮靴子里。开始和于志学两人出猎时，他命令式地塞给于志学一支步枪，让他随身背着。可于志学对枪实在不感兴趣，而且总也使不好，背着还很重，就索性不背了。拉吉米很不高兴，但最后也没有说动于志学，也就默许了。

于志学笔下的鄂温克猎人     1971年

      拉吉米人很清瘦，在山林中生活了一辈子的他，虽然已经50多岁，但走起路来健步如飞。两人经常沿着额尔古纳河的支流或是支流的分叉走。因为动物和人一样都离不开水，沿着河流走，常常会发现动物觅水的踪迹。
       在大兴安岭西北麓有很多河流，这些河流大多是鄂温克人发现的，很多河流也都是鄂温克人自己命名的。如贝尔茨河、塔里亚河、敖鲁古雅河、得耳布尔河、伊敏河、莫尔道嘎河和乌鲁吉气河等。因为除了鄂温克人狩猎，鲜有其他人来过这些地方，便没有什么人知道哪里有河，都叫什么名字。这也充分证明狩猎的鄂温克人才是这片土地最原始的主人。解放后政府搞建设搞开发，要勘探地形、修公路，都是先由鄂温克猎人当向导，用驯鹿帮着驮东西，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了力量。
      拉吉米打猎时，走路很轻，说话声音也很小。因为人消瘦，走路自然动静小，平时他说话声音小，可能也和他多年打猎生涯养成的习惯有关。冬天打猎，拉吉米和于志学按着雪中动物的足迹,行进在深山老林。
       有时在山里打猎一两天都不能发现猎物的踪影，拉吉米会带着于志学寻找大兴安岭天然粮仓——河流。两人沿着河边走，找到合适的冰面，用冰仟子凿出冰窟窿，再用鱼叉扎鱼，很快就可以扎到各种各样的鱼。拉吉米把插好的鱼用猎刀切成一段段，点上篝火。再把切好的鱼，撒上盐末，用小树枝穿上鱼段，放在篝火里烤，一会就烤好了香美的“鱼宴”。
      这里顺便提一下冬天点火的常识。可千万不要小瞧点火这一普通的小事，在北风呼号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里，如果没有相当的经验根本就点不着火，就是有火柴也无济于事。有森林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冬天的大兴安岭，能把火种点燃那是一种必须的生存本领和手段。因为冬天的原始森林，人体一旦停下动作，马上寒气袭来，30多分钟人就会冻僵，后果不堪设想。关于这一点，在2013年我去内蒙古汗马时，汗马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胡金贵局长也给我们讲了冬天在原始森林的点火经验。
       在气温特别低的零下30-40度的冬天，因为四周的温度太低，明火很难点着，即使是薄如纸的桦树皮都点不着。要想点火得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先用雪在地上做一个雪窝，上面搭成一个半尺多高半圆形弧度的雪墙，作为挡风用。要提前准备好点火之后能立即燃烧的像纸片一样薄的桦树皮和一些细小的带有很多油脂性的小松枝。这样，火被火柴或打火机点着燃烧了，就可以很快着起来。
       为了点火，拉吉米事先准备了好多的桦树皮。他先用戴着皮毛手套的手在雪地上碓出一个小坑，然后把桦树皮铺在雪坑的上面，再忍着寒冷把棉帽子和手套摘下来，借以提高雪坑的局部温度，用手挡着风，再划火柴点燃桦树皮。
       吃饱后，天黑下来。拉吉米用两个两头相交差的“站干”，在上面再横着一根“站干”，构成一个稳定的类似机关枪原理的架子，再把随身带的毯子拿出来，搭在横杆上，就成了简易的“撮罗子”，就和于志学栖居在“撮罗子”里，俗称“打小宿”。
       拉吉米喜欢喝点小酒，还喜欢吹口弦琴。这个手艺是他的父亲教给他的。虽然被称为口弦琴，但口弦琴里并没有“弦”，只有舌簧。在吹奏时，口中的上下牙齿衔着琴体通过口腔内气息流动震动舌簧和舌位变化发出声音。拉吉米的口弦琴吹得很好，他常在打猎途中，在林中休息时掏出他的口弦琴，吹出类似鸟鸣的声音。拉吉米是位内心很深沉的人，平素话语不多，心思重，也重感情。他喜欢用口弦琴来抒发自己对大森林的热爱，对苦难和悲哀和伤感。
      鄂温克人在大兴安岭游猎，是生产力最低下的原始生产活动，和我们平时所向往、所说的要回归自然完全是两码事。这种原始生产活动的直接后果有三种情况：一是满载而归；二是一无收获；三是受到野兽威胁和意外，直到付出生命的代价。游猎过程是复杂多变的，有天气原因，地理环境原因，猎手的运气和经验、技术高低、意外防范措施是否得当，路途远近，猎手和猎犬之间的相互配合等。在深山老林里游猎，风餐露宿，含辛茹苦，条件艰苦不说，还需要一些技巧。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使用枪支的鄂温克猎人最常用的打猎技巧有做碱场，蹲碱场，伪装围猎，使用鹿哨，使用滑雪板和使用背夹等。当时能打到的最多的大型动物是犴，也有时可打到棕熊，最小的动物就是灰鼠子。拉吉米这位出色的猎手几乎是全能的，他什么事情基本都能自己做，从小到磨猎刀，磨砍刀，到制作各种狩猎工具，还会做木工活儿，会用桦树皮编织打猎的工具，会做全套的打猎技巧，无所不通，而且他又是熟练的铁匠，自己能打铁，打刀，改装刀具。
       非常遗憾的是当年拉吉米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于志学为他拍照，他认为拍照会被摄走灵魂，以致于他和于志学一起爬冰卧雪并肩作战共同生活奋斗的诸多场面没有留下一张拉吉米狩猎的矫健英姿，也没有留下一张于志学与拉吉米的合影。只有一次，在于志学的苦苦要求下，他才勉强同意于志学为他在远远的地方拍下一张有他侧影的照片。那是一张拉吉米全家要搬迁的场景。拉吉米身背猎枪，两条猎狗一前一后站在他的身前身后，玛丽亚索正蹲下照顾年幼的儿子，拉吉米的女儿低着头，何林在一旁手里拿一节树棍，旁边是一群负载全家生活用具的驯鹿，正准备上路。
       因为于志学深入敖鲁古雅的时间要早于后来很多到敖鲁古雅进行田野调查的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考察的学者以及后来各种寻找艺术灵感的人们，所以拉吉米那时还接受不了于志学为他拍照，反而他的老伴玛丽亚索和他的女儿、儿子们不顾忌这些，留下了那个年代最珍贵的记忆。我常常感叹，倘若那时于志学能在1961年去奇乾时和1971年去敖鲁古雅时，能利用图像把拉吉米的狩猎活动记录下来，于今会是多么珍贵的资料。因为我注意到了很多鄂温克猎民的资料图片大部分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七十年代之前的很少。
        随着拉吉米和于志学交往的加深，他们在狩猎中互相了解，和谐地相处，他渐渐喜欢上了这位很懂事、听话、勤快的汉族记者，也适应了两人一同出门打猎，共同体验爬冰卧雪的狩猎艰辛，共同度过危险的困境，再共同分享劳动的收获。所以到后来，于志学跟随他打猎仿佛成为天经地义的事儿，两人经常愉快地出门，再满载而归。（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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