荟萃20余个民族288位书画家作品的《民族团结书画长卷》目前正在丰台区大红门国际会展中心公开展示。长卷从开笔至今已历时20年，令人唏嘘的是，到所有作品齐聚一堂之时，已有包括启功在内的80余位书画家离开了人世，更让这幅长卷弥足珍贵。

　　尤为难得的是，《民族团结书画长卷》集中展示了22种少数民族古今文字书法作品，这也是目前能够付诸书法艺术的少数民族文字最全面的一次展示。

　　288位书画家20年绘长卷

　　“整整20年啊，288位书画家用了20年的时间，才创作了现在这样蔚为大观的一次大展。”一直作为主要组织者的民族俱乐部工作人员张庆之，看着荟萃满堂的书画作品感慨良多。从长卷开笔至今，他的年纪已经从“不惑”走到“花甲”。

　　谈到《民族团结书画长卷》的缘起，张庆之说，那还要从开笔再向前追溯3年，和北京亚运会还有些关系。1987年，中央美院等单位组织少数民族书画家进行作品展览，为1990年北京亚运会募资。书画家们热烈响应。北京丰富的民族书画家资源首次引起了广泛关注。

　　几次展出之后，有人提议，由各民族书画家共绘一幅《民族团结书画长卷》，为后人留下永久的纪念。此事得到了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大力支持，由民族俱乐部向在京的少数民族书画家广发“英雄帖”，并在1990年2月10日正式开笔。

　　张庆之对这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一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天气还不太好，没想到的是，到民族俱乐部来参加创作的书画家远远超过了预期。

　　“原来预备的两张各25米长的画纸，就由书画家们现场创作。”张庆之说，“但开笔仅仅两个小时，50米的画纸就不够用了。”

　　《民族团结书画长卷》不得不更改了创作方式，改为由参与的书画家每人书写一件书法或绘制一件绘画作品，规格都是1米长，半米宽。一书一画、相对独立、顺序排列、连贯成卷。

　　很快，《民族团结书画长卷》的创作超出了北京，辐射全国，成为书画界特别是少数民族书画家争相参与的一次活动。

　　张庆之说，由于全国各地不断地有作品交来，组委会也就一直没有提作品征集的截止时间，20年一晃就这么过去了。最后竟然有多达288位书画家参与了创作。

　　少数民族文字书法最全展示

　　《民族团结书画长卷》体现的民族特色，不但是书画家的民族身份，更在于其独有的艺术创作形式和内容。

　　记者在展厅内见到这样一幅作品，一条粗大的黑色墨迹勾勒出大地的轮廓，上面“生长着”一朵小花，旁边丛生着草木枝桠……记者按照自己想当然的眼光欣赏完这幅作品，蓦然在画框旁的一张小白纸条上看到这样的注解：“东巴象形文字，释文：根深树不倒，林茂水长流”——原来是幅少数民族古代文字书法作品。

　　张庆之告诉记者，在《民族团结书画长卷》收集的书画作品中，有不少书法家创作了少数民族文字的书法作品，这些文字在一般人眼中本就如同天书，再加上书法艺术的变形，可难坏了长卷创作的组织者。最后只能把这样的作品拿到中国古文字研究会，请学者专家去“破译”。

　　而少数民族古代文字的书法作品也激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不但对已有的作品进行一一认证、核对，而且还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也用这些少数民族古代文字创作了一批书法作品，收录在《民族团结书画长卷》之中。

　　中国少数民族古今文字已发现的有30多种，其中历史最悠久的■(qū)卢字、粟特文、焉耆—龟兹文创制于公元前或公元2至3世纪。张庆之不无遗憾地说，有些文字失传已久，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再用书法的艺术形式去书写，在《民族团结书画长卷》中有26件作品，展示了22种少数民族文字，这已经是能够写出书法作品的少数民族文字的最全面展示了。

　　这些民族古文字的艺术特色与汉字书法颇有相通之处，有的排列整齐，古朴苍劲；有的生动流畅，潇洒豪放；有的繁复端庄，落落大方。只是，多数的少数民族古代文字书法作品如果不加注释，根本无从辨认。但对一些少数民族古代象形文字来说，比对着注释再去看原文，倒也别有趣味。

　　水族文字水书写的是“粮满仓、牛满圈、果满树、树满山”，而原文上只有六个字符，都是象形文字。第一个字符像一根杆子下挑着两个谷穗，应该是“粮”，后面的字符似乎就是画了个粮仓，而对应“牛满圈”的，实际上就像是一个抽象化的牛头…… 

　　借着注释看“天书”

　　对绝大多数参观《民族团结书画长卷》大展的市民来说，看到那些少数民族古代文字简直就是看“天书”。幸好，每件这样的作品旁，都有作者或专家的注释，给“天书”加了翻译。

　　锡伯文原来源自满文

　　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几乎占满了整个画框。看上去就像汉字狂草，记者实在读不出其中内涵，只能转向旁边的白色小纸条注释。原来这是锡伯文的狂草“龙吟虎啸”。

　　狂草字体本就难认，更何况是从未见过的锡伯文，读不出来不足为怪，记者奇怪的是张庆之所说：作者安双成是满文研究大家，而他却是锡伯族。按常理，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者多是研究本民族的语言，这样有天然的优势。对此，张庆之笑着说：“其实，锡伯文就是源自满文。”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者的母语，满文按说应该广为流传，但随着清王朝的结束，满文在全国绝大部分地方都停止了使用。倒是远在新疆边陲的一支锡伯族完整地将其流传下来。这支锡伯族人是清朝乾隆年间，从东北老家被迁移至此戍边的，一直乡音不改地沿用着满文满语。

　　安双成就是出生在新疆伊犁的锡伯族，满文是他的“母语”。由于满文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急遽地濒于消亡，中央民族大学1961年开办了满文专业班，安双成由此成为满文研究者。

　　而锡伯文则是在上个世纪中叶由满文改变个别字母而来，与满文仍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

　　八思巴文是元朝“国家用语”

　　在记者看来，八思巴文形状古朴，一个个字符排列整齐，恰似一块块雕刻精良的青砖。这种已近失传的文字，却是曾经称雄欧亚大陆的元帝国的“国书”，由忽必烈任用的国师八思巴所创，因而得名。

　　作为元朝“国家用语”的八思巴文，已经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流失于历史长河中，只有为数不多的蒙古语言专家才能够读写、翻译。实际上，即使在元朝，八思巴文也并没有真正通行全国。

　　八思巴文作为国字颁行全国后,其推广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加之在有的地方使用时还仿效汉字篆书的写法，这就更加剧了识别的难度。因此民间还是用汉字，八思巴文最终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元朝培养专门人才学习该文，使得八思巴文成为贵族语言。

　　八思巴文有音无义，类似音标，用于标注蒙古语和汉语。这样倒是有了一个特殊的效果——类似密码。皇帝派遣只懂得八思巴文而不懂蒙古语的汉族官吏，到军营传达情报。汉族官吏不懂得蒙古语，不了解自己带来的圣旨真正含义为何，而蒙古族将帅却能安全准确地收到情报。

　　女书在80年代才被发现

　　在《民族团结书画长卷》中，有一种文字不但有民族属性，而且还有着“性别属性”，这就是女书。

　　记者看到的女书书法作品，即便是放在千奇百怪的少数民族古代文字之中，也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笔画简单，有些像汉字篆书，又颇似象形文字，极为抽象，难怪作者用这种字书写的内容也是“千古奇文，华夏女字”了。

　　女书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被发现，它流传于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和广西部分地区，是湖南省江永县瑶族妇女会写的一种奇特的文字。

　　女书记录的是当地瑶族群众使用的一种“土话”，只在妇女中流行。文字秀丽娟细，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划，书写呈长菱形。女书的流传靠老传少，母传女，一代代传下来的。

　　解放后，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年轻姑娘都上学读书，没有人再学习女书，女书作为一种活文字濒临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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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新觉罗氏六代同展

　　《民族团结书画长卷》展览的作品，全部经过装裱，规格统一为1米长、半米宽。而步入展厅看到的第一幅作品，也是长卷的榜书楹首“民族团结书画长卷”八个大字，规格却比其它作品大了一倍。这是已故书法大师启功为长卷亲笔所书。而今，斯人已逝，只留遒劲、挺拔的“启功体”为后世所欣赏、临摹。

　　启功先生是清皇族爱新觉罗氏后裔，而在《民族团结书画长卷》中，爱新觉罗氏的族人竟有30余位，涵盖了载、溥、毓、恒、启、焘六辈人。张庆之说：“由于特殊的清皇族背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多善诗文书画，书画艺术在美术史上独树一帜。”

　　书法家载鑫居住在新疆，溥杰、毓嶦、启骧等名家身在北京，书法艺术都自成一体；美术家金鸿钧、金连经、毓峘接受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继承宫廷、民间绘画技艺；毓崟、毓岚、毓峨、毓蕴华、金默如、金子燕等，把宫廷、民间技艺融为一炉……

　　和启功先生一样令人不胜唏嘘的还有画家溥松窗。溥松窗本名爱新觉罗·溥佺，他为《民族团结书画长卷》创作《松竹图》时已然卧病在床，是在医院的病床上支起画桌完成的。画成不久，溥松窗就去世了，《松竹图》成为了他艺术生涯中最后的绝笔。

　　张庆之说，爱新觉罗氏六辈人30余位书画家作品的整体收入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随着老一辈书画家离世，今后整体收藏其艺术新作已不可能。

　　此外，《民族团结书画长卷》还收入了一些特殊人物的作品，比如曹雪芹后裔曹仪简左笔反书的《话红楼》，著名红学家端木蕻良的书法《香远溢清》，清朝最后一位顺承郡王文仰宸的《杜诗》，林则徐后裔郑林的《林则徐回疆竹枝词》等。

    本报记者 董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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