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赫的“六法”是比较早的中国画理论,确立中国画的游戏规则。就像在足球比赛中,规定了赛场的宽度、长度、球门区等等。不过它并不是很完善,属于最早的中国画论的雏形,各个时代的画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和延续着,每个时代都有画家自己的理解。在这个规则之内的才叫中国画。如果放弃了这些规则,盲目创新盲目个性化,这样画的结果就与中国画不相干了——就像足球中改用手,用屁股踢,这样确有创意、很新颖,但是这还叫足球吗。中国画也一样,规则规定了范围和难度,在这里面,游戏才能玩。
迁想妙得,以形写神——这是中国画理论中最为基础的东西。如果不是“以形写神”,单单“以形写形”,落入像儿童一样的审美情趣;如果没有形,只有神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神”也只会空洞无物。形和神就是矛盾的东西,如果写形用力过猛的话就会失神,但是忽略了画面的形,那么画面将会很虚空。所以形和神这两个要素在人物画和山水画中都是十分重要的。比如我去欧洲的时候,看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大量的古典写实油画,可以说看多了之后有一种审美疲劳——比如说他们大量描绘基督题材的油画,都用极其写实的手法来描绘,画的和真人一样。于同时代的中国画来比较的话,比如永乐宫壁画,虽然以线条来造型,从局部来说不是那么立体,不过从整体上它更有空间感,精神更加接近对“神”的描绘。而西方的油画则更偏重物体的写形,这样的话在我看来就不是那么高级。中国的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形和神气韵就一致。新文人画家注重在以形写神上磨炼修行,延续了老文人画的形神观——像黄宾虹、齐白石这样的文人画家,很好的把握了这两者的“度”,在“形”和“神”之间达到微妙和谐。
“气韵非师”是说要靠天生的感悟力。要做到真正的“传神”,做到对所表现对象精神的准确把握和生动表达,则要依赖于创作者的感悟力、创造力。
苏东坡把形似划进儿童见识了。苏轼对画工画,写实画是不大看得起的,认为画工画一般只能做到形似,不能做到神似。苏东坡开创了文人画理论的先河,这些理论并非是理论家创造的,而是画家在创作中总结出来的。这一点其实真的是奠定了文人画的理论基础。在上个世纪早期的时候,像徐悲鸿把西方写实艺术带入中国——那段时间他看到大量的西方写实艺术十分激动,他回国之后就大力提倡写生,人一激动就容易偏差,因为他过分强调写实而忽略了“中得心源”,这样的写生就未免显得过于简单表面化了。石涛以道家思想阐发并创立了以“一画论”为核心的美学理论。万物形象的最基本的因素是“一画”,绘画形象结构的最基本的因素也是“一画”,因此,“一画”就是绘画的根本法则。他将文人画的理论进一步深化,以“一”而统“万”,晚期文人画更多是抽象哲学的含义,这“一画”可能是整个绘画创作,也可能代表画家的风格和情趣,也可能就是一笔,画家的生命壮态就都在里面了, “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
古代人物画,到唐代已达顶峰,宋以后山水花鸟主导画坛,因为人物画在抒发文人情怀上不如山水花鸟来的自由,因此衰落了.而现在我们画人物,已不再就人物画人物,而是将其符号化,与山水花鸟同视为表现心境的载体, 让观者有所共鸣,通过形来表现笔墨,这是人物画基本的创作方式。艺术的致高境界无外乎启发人对生命的敏感和对生活思索,而落寞、寂然和简远是最为有效的实践方式。
无论是谢赫的“六法”、苏东坡的文人画理论、还是石涛以及后来的黄宾虹的很多经典的论述,这都是历史上众多画家总结出来的,这也成为了中国画的规则。现在其实不需要再提出什么新的规则了。因为中国画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它的规则已经是相当完善了,关键是能不能在众多规则之中画出自己的特色来,完成笔墨当代性的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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