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 随着国内艺术品市场的日渐繁荣，书画这个有着上千年传统的国粹又被国人视为“软黄金”而竞相购藏投资，且因备受推崇而成为众多收藏家眼中的“宠儿”，竟使无论民间的一级市场或是二级的拍卖市场成交都十分火热，其地位可谓得天独厚。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在书画收藏中也存在不少误区，其中“唯尺论价”、以大为佳的现象便是一例，并且尤显突出。

　　时下，有不少画家在宣传自己作品时张口闭口“我的画每平尺多少钱”——“每平尺”竟成了其口头禅。同样，一些艺术类网站在数据统计时也惯以平尺计为度，俨然已成为艺术品市场的时髦用语。而许多拍卖公司或画廊，在征集收购时更是盲目追求作品的尺幅——仿佛平尺越大越好，越大越能卖出高价!至于作品的内在质地如何?早已被置之脑后而变得无关紧要。其结果便是，相当多的藏家们受此误导，转而开始格外偏爱大尺幅作品：不管画得好坏，都有藏家肯出手买下，误以为画越大收藏价值就越高!如此，便导致市场中到处泛滥水平低下的书画“巨制”，而一些高水平的小尺幅作品则备受冷落，乏人问津。而这，在收藏价值理念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悲剧：因为市场发生了巨大的扭曲，价值出现了严重背离!

　　其实，自古迄今历代书画名作皆不乏小品。在书法珍迹上，如名闻天下的被清朝皇帝乾隆置于三希堂秘笈的“三希”——王羲之《兰亭序》(24.5×69.9 厘米)、王歹旬《伯远帖》(25.1×17.2厘米)、王献之《中秋帖》(27×11.9 厘米)，以及有天下第二行书之称的唐颜真卿《祭侄稿》(28.1×72.3 厘米)、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墨宝晋陆机《平复帖》(23.7×20.6 厘米)等，都尺寸较小，但却以高超的笔墨技巧和非凡的格调韵味令人陶醉，并不因其小而受到冷落。绘画上，如唐代周日方《簪花仕女图》(46×180厘米)、元赵子昂《鹊华秋色图》(28.4×93.2 厘米)、元倪瓒《六君子图》(61.9×33.3 厘米)等，也都凭借出色的富有个性的笔墨形式与深邃的意境而名传后世，也未因其小而被打入冷宫。此外，中国的文人画历来讲究近距离把玩，“小中见大”是其所长。如八大山人的许多书画册页小品皆小而精，却让观者大叹其笔墨苍茫高古出尘之奇!这样的“小品”并没有遭人歧视，反被博物馆和大收藏家们捧为至宝。

　　近代的不少国画大师，也皆以擅长创作小品画闻名。如齐白石的《草虫册页》(中国美术馆藏)，尽管尺寸很小，但却精微毕现，令人叹为观止。傅抱石的山水画尺寸也以小品居多，但在拍卖市场上同样表现抢眼;他的《杜甫诗意百开册》，更是以6930 万元创造了国内书画拍卖成交的天价而备受瞩目。在去年的溥儒书画展中，笔者亲眼目睹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全是一两平尺的条幅，然意境笔墨却远胜当今市场中许多“巨制”!李可染的名作《万山红遍》，不过区区3 平尺，但在2000 年竟拍出501.6 万元的惊人高价!可见，尺幅大小并不是衡量决定作品质量与价值高低的标准与关键，尺小未必画差，尺大不一定画佳，二者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以尺论价，唯尺论价”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脱离作品本身而以尺定高低论好坏，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是及其浅薄的做法。

　　“ 以尺论价， 唯尺论价”，对国内书画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危害实在不小。一些书画家为了迎合这种市场喜好，不再一心专注于在作品的内在质地、笔墨、格调上下功夫，而热衷于投其所好，盲目求大，捞取实惠,加工生产“大尺幅”。于是，大而空、缺乏笔墨与内涵表现的“巨制”纷纷涌向市场，既扰乱了市场，也使自己离真正的艺术创作距离越来越远。近两年来，书画市场的火热吸引了大批对艺术品毫无经验的新投资者加入。但由于他们对书画的价值判断缺乏认知，误以为画越大价值一定越高，而不加选择地购藏了一些毫无价值的“大作”，最终上当受骗，也致投资大幅缩水，极度贬值，叫苦不迭。如今漫步市场，人们不难发现举目尽是四尺、六尺、丈二的大尺幅书画，既无笔墨也乏格调，完全是一种工匠式的“画师”之作，令人大倒胃口，丝毫没有赏心悦目之感。如此以尺论画诱发出来的“大作”，何谈投资价值可言?

　　衡量一件书画艺术含量高低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究竟什么样的作品才具有真正的投资价值?在艺术品市场化的今天，收藏爱好者与投资人应该抱有怎样的投资理念才能使作品保值增值?书画该不该以尺论价唯尺论价?古今的历代书画大师杰作，已给我们做出了有力的回答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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