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和先生像》以浓墨勾勒蒋兆和先生清癯的面容，以淡墨渲染的《流民图》传达出画中的画家与画下作品的画家心系苍生的博爱胸襟；《将进酒》中大段的书法与写意人物铺排在文人的似与不似之间；《秋林负薪图》如梦一般的背景中飘落了树叶；《月光如水照缁衣》的鲁迅像则更让无数人似曾相识——在小学课本上。

    或许有人不曾知道卢沉、周思聪的名字，但一定见到过以上这些作品。近日，在中国美术馆里“沉思墨境——卢沉、周思聪纪念展”上，还展出更多人们熟悉的作品——《清洁工人的怀念》《机车大夫》《人民和总理》……这些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图像。作为两位已故画家的首次大型合展，“沉思墨境”还呈现了中央美院教授卢沉、中国美协副主席、北京画院画家周思聪这对20世纪晚期中国画坛最具影响力的艺术伉俪在各个时期的探索过程、风格转变，以及质朴率真、精谧博大的艺术风范。其实他们的作品是安静的，在展厅中“聆听”，会听到这对早逝伉俪对艺术的执著、对后学的提爱和对现实的警醒。

    血的结晶和情的吐露

    “他们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最有才能、最富创造精神的国画家。他们师承20世纪中国画人物大师蒋兆和、叶浅予，在发扬中国画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画的造型经验，面向生活、重视写生，探索表现语言新途径。”评论家邵大箴所言的《机车大夫》《草原夜月》《矿工图》，也被很多艺评家视为20世纪下半期中国画领域开风气之新的力作，而这只是享年57岁的周思聪（1996年去世）、69岁的卢沉（2004年去世）创作的一些印记。

    这其中不能不提的是两人于1980年至1984年合作的《矿工图》：

    《同胞、汉奸和狗》，警察、汉奸和背景满目的尸体，让人依稀听到《辛德勒的名单》中小提琴的悲鸣；《遗孤》中的弃婴、祖孙、母女，在噩运的漩涡里凄声呼叫；《人间地狱》漆黑一团的矿井隧道里，有闪着怒火的眸子，而《王道乐土》好似一首悲怆的乐曲，压弯的脊背和沉浑的煤层凝结为一体，形成一种正在聚集的无声的力量。

    据卢沉的众多学生回忆，《矿工图》的构思由卢沉提出，以9幅相对独立的画面展现日军侵华时期从农民背井离乡到工人当家作主的过程，揭露侵略，呼唤和平和人道。两人合作完成《同胞、汉奸和狗》后，卢沉病倒，在精神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周思聪到辽源煤矿写生，独立完成了后面3件作品，同样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全部完成。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画面的空间叠加结构和将矿工形象变形处理的画法还是引来一些争议。对此周思聪曾表示，重叠图式表现空间、时间，是心情的最好体现，“变形是一种语言，写实也是一种语言，不见得有高低之分”。

    《矿工图》可以看作卢沉、周思聪创作的一个“节点”，他们“由此从情节性的突显转为绘画性的强化，符合‘三一律’的客观时空转化为突出情感的心理时空，写实的造型转化为不无夸张的造型”，评论家薛永年说。如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所言，卢沉的探索趋向于中国画笔墨构成的哲学性研究，画面更为内敛抽象，如1990年创作的《清明》，剪影一般撑伞的人物，在空白的背景中“飘荡”；而周思聪的晚年创作，由于其患类风湿病，手脚变形无法握笔，从人物画转向荷花系列的创作，更注重情感的抒发和表现，就好比在转型期的《戴月归》，以淡墨熏染的圆月下，背篓女晚归的图景，一种极淡的意境在画面与观者之间弥漫。“她的荷花，继承了李可染、叶浅予的用线，非常朦胧和高雅，那些在雾里、雨中的断藕、残荷、莲塘，水气弥漫，朦胧绰约，很简单却让人产生共鸣；其实这也是周思聪的自画像：平淡中有内涵、深沉中蕴博大。”画家陈建国说。很难想象这些宁静、深挚的作品，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周思聪患病，只能用手抓着笔创作出来的。据周思聪的学生、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教师陈爱萍回忆，周思聪经常带学生去写生——凉山、邢台、石家庄，在阴晴变幻的山岚中体会李可染的画境，哪怕是脚踝溃烂、全身生紫斑的病重期间。“很长一段时间，她周末回娘家照顾久病的父亲，早晚侍候90多岁的婆婆、得肝病的丈夫，关心儿女的吃穿学习，只能是在画院上班时争分夺秒地画，经常站着一画一整天，让人看着心疼。”

    在卢周二人的晚年，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新世纪之初，很多画都是这样画下的。在展厅里，偶尔能听到当年受益于他们二人的画家、艺术爱好者，面对卢沉的写意人物、周思聪的荷花，发出低低的叹息和哭泣，他们说，这些画是血的结晶和情的吐露。

    人生就是匆匆忙忙向墓地奔去

    我不想这样的生活

    尽管如此，卢沉还是在学究地思考中国画“在现代的基础上发展”，周思聪还感慨“我爱静谧的大自然，我爱平凡的人们”。

    1972年，现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开始向周思聪学画。回忆起70年代初一起去大车店写生、在中国美术馆改画的经历，王明明感叹“周思聪是个谜”——如何在庞杂的家务事、繁重的创作任务之间，还能不遗余力地提携后学？

    “不管什么学历、性格，两位老师都是因材施教，从学生的作品中启发学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田黎明说。而中央美院中国画学院院长唐勇力则回忆，他们的教学中渗透了技法与艺术思想结合的观念——比如画一根线条，其外圆内方的结构，就是一种审美的形式。“现在美术学院的老师总是说‘技法不重要，思想才重要’，其实我们看卢沉早期的石膏光影素描作品，体现出对线的把握能力，这对于他70年代后转化为线性素描意义重大，这也是我们在基础造型教育中需要学习的。”在美院的教学中，卢沉将抽象结构、默写训练、形式分析视为和写实基础同样重要的课程，要求学生用小品画和记忆画来提高抽象能力，用高度概括的笔墨和准确的造型来创造美的形式，这种“水墨构成”的思想，探求的是中国式的水墨和内在的形式规律。

    “画画不是靠方法，而是靠感情。”卢沉的学生总听到他这样讲。

    对于后学同样如此。卢沉学生、中央美院教师陈平自母校毕业后分配到体育学院，“教艺术欣赏和画火柴人运动示意图。卢老师说可惜了，想把我调回美院。就带我从王府井骑车到李可染先生家，请他帮忙——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大风天，我们骑车走过的路。”陈平的叙述里还带着哽咽。

    而在儿子卢悦的眼中，父母的管理就纯属“大撒把”——小时候一家五口人挤在9平方米的家里，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画画。母亲打理家务、应酬友人、画画，父亲是个书呆子，据说会做的菜只有“拌黄瓜”，“不管”就是尊重孩子的自由选择，所以他在上工艺美院两年后放弃艺术，转投当时还算新兴事物的数码媒体创作，父母也是开通的。

    众所周知画写生人物须有好眼力，而进入中年以后的卢沉，视力减弱，创作一幅写生需要多次摘戴眼镜，而在这极不方便的摘戴中，戴上眼镜的严肃与摘掉眼镜显出一双帅哥眼睛的过程中，一幅幅古代文人和现代市民生活的小品便跃然纸上。

    在周思聪的展厅里，那张她病中抱猫的经典照片放大在展墙上，照片里的周思聪安详沉默，轮椅旁边的柜子上是满满的药瓶。卢悦说母亲很喜欢猫，前后养了很多次。周思聪写给友人马文蔚的信里，也提及过她长久凝视猫看打夯机敲打地面的情景。“只要给她片刻的安宁，她的画意中便能生出诗情。”诗人邵燕祥在回忆文章中曾这样说。

    “有人说人生就是匆匆忙忙向墓地奔去。我不想这样的生活。”在患病后，周思聪曾这样写道。

    画家谈钱是上不得台面的事

    “沉思墨境”展览的作品，主要来自家藏和中国美术馆、中央美院、北京画院的收藏，但也有《秋林负薪图》等来自台湾的借展作品。据邵大箴回忆，这些来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卢沉、周思聪卖到新加坡的几十件作品。而对于“卖画”，或者艺术市场，他们却总是敬而远之的。

    在展览中，王明明看见两位老师的合影就忍不住落泪。“周老师一生的希望就是能住上向阳的房子，可是一直未能如愿。”他说，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外贸需要“出口”中国画，周思聪就画了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到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那是用心画的，而不是应酬之作。但他们认为艺术不应用金钱衡量，所以在周老师去世后，卢老师也没有把这作品收录画册。”

    “当时，香港要给周思聪办画展，她去问叶浅予。叶浅予先生说：思聪啊，香港是个文化沙漠，你不要去。我劝她说：周老师你每月挣70多块钱，叶先生拿400多，你需要这个钱。但她最后还是没有去。其实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之初，她每月都需要向画院借钱——老一辈艺术家的观念还是感觉作品进入市场、卖画这些事情是上不得台面的。”王明明说。

    在展厅里流连，“听”到的卢沉、周思聪两位先生的艺术成就、忘我精神、担当使命、宽容关爱，言犹在耳，或许能引导我们寻找中国画艺术与中国画教育事业发展的可行性道路。如果他们还在世，周思聪71岁，卢沉75岁，两位艺术大师会怎么看这个展览，怎么听这些旁人的描述？“他们一定不说话，只是笑一笑，因为他们都是谦虚的人。”邵大箴如此“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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