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在程昕东国际工作室进行了两个月的驻留工作计划，让我有了在北京留下来的冲动。2002年3月，我从成都搬到北京花家地，同行入住的有杨千。因为张晓刚老师搬走了，我就住进他原来在花家地租的80平米的116楼310房，当时房租是1500元/月。这里有很多的四川艺术家聚在这里，有行为、装置、摄影、绘画、音乐等不同类型和年龄段的艺术家，感觉还是在成都、重庆一样，有一种良好的学术气氛！40平米的客厅成了我的画室，画大画要退到卧室才能看清楚。与艺术家们一起喝酒、唱歌、聊天、下棋，骑着自行车去买书，冬夜里下雪天与朋友酒后徒步回花家地，雪地里唱摇滚的美好记忆，这里像是一个无组织有纪律的单位，当时是几乎没有艺术市场的，收入低，但是很开心。工作室和住家在一起的感觉很不好，让人很容易得抑郁症，花家地有不少艺术家是圆明园、宋庄等地过来的，后来陆续都搬走了。
 

　　2002年春，东京画廊进驻798，10月我参加了冯博一在东京画廊策展的“北京‘浮世绘’”。此时的798已经开始萌动了，画廊、书店、设计公司、咖啡厅陆续入住。2003年春，我搬进了798有天窗的工作室，周围是一片废墟，刚进去有一种特别的兴奋，每周几乎都有活动，有来自不同地域的艺术家朋友，也有海归，这时大家其实都很乌托邦，有理想，这种氛围滋养了这些艺术家，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开始装修工作室。从花家地到798，人在充满压力的社会里面，如何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定位？包括对自己工作的调整，对社会的理解，会激发一个人潜在的能量。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聚在花家地？798？我觉得还是人对自由真正的渴望，想去拓展更大的空间。现在大家有物质条件，就能够从容地追求我们独立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我喜欢这种不确定的“漂泊”生活，这也许是这个时代的某种集体心理征候。非典时期798人走厂空，我在画霉烂的蛋糕和医用玻璃器皿，尤其在2003年到2004年市场没有起来的时候，798非常的安静，2004年，我画的《来自天堂的礼物之二》就是来自798工作室外废弃的大卡车，《溃烂的山水》系列也是来自这个充满活力的现场，2006年的798就是人声鼎沸的动物园，市场的疯狂，每天798都有成群结队的人参观，更加烦恼的是工作室已经变成了接待处，从络绎不绝的朋友到媒体记者，这也是我想离开798另寻工作室的真正原因。房租由最先的每天0.65元/平米涨到1.3元/平米再到现在的1.5元/平米，商业空间房租要3.5元/平米，如果转租价格就可以翻倍。
 

　　2006年夏，我在环铁将府庄园里租了400平米的工作室，装修了几个月，年底就搬进了新工作室，798的工作室就变成了一个帮助青年艺术家举办展览的交流平台（在798经历了两次房租重要调整，一直到现在经济危机的到来，才没有上涨房租），从我们搬进将府一开始就预示着这个艺术区命运的不平常，刚刚入住，就面临着将台乡政府和丛旺经贸公司（将府艺术区的开发商）的经济纠纷，因为乡里一地两租，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丛旺经贸公司签了7年的租赁合同，后来乡里有了新的开发计划，单方面撕毁合同，所以就强制要求艺术家集体搬迁。2007年所有艺术家刚入住，装修费用也很大，当时感觉都疯了，后来通过艺术家的正当合法的维权，比如写签名信、集体上访等行动，再加上奥运临近，和谐社会的需要，所以就暂时保下来了。2009年6月初，将台乡农工商总会派城管大队下发文件，要求所有艺术家月底集体腾退工作室，说我们这里是违法建筑，之后我们一直在进行维权，呼吁媒体关注此事帮助我们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艺术区有60余位艺术家入住，加上办公人员和助手、工人共有一百多人，在北京的各个艺术区都面临这种被规划拆迁的命运，比如宋庄的李玉兰状告农户事件，2005年索家村强制拆迁事件，索家村后来也是通过艺术家的自身努力和媒体的呼吁，法院三次下发文件，最后是政府暂时不拆，维持现状，这件事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毕竟这是“弱势群体”的历史性胜利！至今，我们的工作室还在恐慌与危机中，我们相信“团结就是胜利”！6月10日，将府艺术区的艺术家代表去了北京市朝阳区信访办公室，通过五位艺术家代表向信访办公室主任陈述事实和反映艺术家在建设工作室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上金融危机导致收入的停止，即使政府强制拆迁工作室，仍然无处可去的现实，我们要为基本的生存权利去呐喊和呼吁，一个和谐民主的社会应该包容艺术和艺术家。北京的艺术区大多都是临时建筑，随时面临被拆迁和政府规划的命运，这种强制拆迁的消息在我的博客上公布后，每天都有好几百条的点击率，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同情，后来，《新京报》与《中国文化报》都客观地报道了艺术区面临被拆迁的命运，并呼吁社会要宽容和支持艺术家，我们不想让这种恐慌的情绪蔓延，只是想尽力维护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7月初艺术区接到朝阳区的强拆令，已经有人撤退，有人恐慌，但是仍然坚守！7月8日，我们又去北京市信访办上访，现在形势仍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