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糟糕的作品只是一种简单的设计，没有那么多的含义，除非过度诠释。任何一种物件都可以是很好的作品，不用去做材料和原物之间的某种对立和反差显现，就可以完成更好的注视，和发挥尊重事实的拉近思考。更多靠着观者的参与意识和个人觉悟，依靠观者的对生命的敏感和个人生命流逝的在场意识。我们缺乏的是坦率和面对一些事物之后的变态了的追想象，坦率的缺乏让我们态度暧昧的对邪恶的统治者摇尾巴不敢说话，连屁都不敢放，低下头。变态了的追想象使得人们的被限制在学校宣扬的释放想象力的阶段。站在另外一边的时候，充当艺术家，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想，如果他们不是艺术家，那么他们渐渐走出来的所维系的背后的美术馆的价值观就是全部错误的，是的，这些价值观的建立是值得质疑的，因为对于软绵绵的，并没有提出或建立更个人的哲学，糟糕的创作者没有用行动辨明方向，不清晰的，暧昧的，之所以暧昧是出于现实生活的考虑，大家都借鉴了不少生活得更好和不好的艺术家的生活现状，这些利益得失的考虑已经毁了大部分艺术家和正在成为艺术家的那批人的头脑。糟糕的艺术家做了一些艺术品，然后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实践和心得，在哪怕作品里都依然没有个人独特的视觉语言更没有个人的谈话方式，糟糕的艺术家没有鲜明的个人性。他们身上有的就是一种危险，一种暧昧，但他们对这个却并不自知。这也就是为什么接下来要提出下面的两位艺术家。安迪 沃霍尔和杜尚就不成问题，他们都提出了非常个人的东西（杜尚的五角星发型、杜尚的电报、安迪沃霍尔的访谈和采访者的回答规则的制定、工作室的内部装饰、每天早晨的通电话、安迪 沃霍尔的哲学这本书），尊重自己的个人性和局限以及知道自己要做或不做意味着什么（杜尚说：艺术家是有限的人）。首先艺术家的身份，都必然和其他另外一些人的身份是不同的，而且非常鲜明，带有艺术家的对于人性的敏感，带有人类的疯狂的欲望，带有人类难以抑制的创造性，带有追求个人性和独特性的冷静，带有热情的感知和行动的勇气。艺术家是对抗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不适宜艺术家的生存，但艺术家在对于自然凝视和发生感触的时候，艺术家对于社会的定义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艺术家也是有着社会常识的一批人，对于社会的颠覆性的定义和个人主观化得视角会进一步引得更多敏感有着同样情感的人进入社会的改造。
　　
　　我们不断变换身份的暧昧和处境的尴尬不足以使得灵魂有那怕一丁点的苏醒。有了话语权后的堕落进一步加深了这些人更加根深蒂固的东西，那就是令人气馁的伪独立伪自由和伪善。更多让人气馁的是那些识字的，有着看书经历的，坐办公室的，一个月工资三四万的人群，这部分人群是提不起的阿斗，灵魂从这群人中消失，他们没有行动，没有反复无常的情感，没有躁动令人自由的癫狂，没有读出应该读出的东西（约翰伯格在《约定》书中给伊索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开始琢磨：写一点就可以，做一点就可以，不要说太多话，被训练出来的驯服是长久以来应该克服，却终于不能进入自身思考范围的，这是这些人的盲点，他们认为另外一些的异性怪招是不严肃及无法充分思考、无法进入教育范围的。肆无忌惮的、玩笑的、轻松的、个人性的执拗的作品（费里尼电影《月吟》、安迪沃霍尔《帝国大厦》的直率和狡诈、幽默和严肃、正直和诡异），大家都好像拿他们没有办法，是的，这些才是炸弹性的东西。让人不知所措的轻视，因为轻视才可以显示自己的无所谓和不被影响的有时间转过脸。
　　
　　在我们疯狂寻找，希望在冷静的思考和极力想从想象力中找到某个不存在可能存在的事物时，很必要的在事物内核里让其具有丰富的含义，至少是符合要求的那种含义，不管这个含义是否出自自己的内心，这件事物除非足够涵盖中国方式、凸显中国精神、艺术家又用语言进行补充作品所本来没有的批判性，否则不值得提到办公室人的面前。大家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含义的愿望，或者教育大家这些含义的由来是这样进行才可以的愿望，都只是一种毫无力量，一知半解的操作者在摆弄。独特的个人化艺术只能一次，那么显然这样的提醒和教育意味只能是多余的。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启示的，是如何让一件不存在可能存在的事物本身没有含义，横空出世，无任何含义性的东西是否存在，它唯一的含义就是它的被制作。它本身毫无含义，由于具有很强的个人性，生命的每一次呼吸都应该被记录和被意识，这是我们为之人的起点和价值，我们从这里出发形成一种力量，超越性会让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希望的样子。只有这样才是每个人价值所在。考虑大部分人能接受的作品又很尴尬不断赋予太多的意义的东西不是东西，只能是粗制滥造，毫无价值的。靠着几个胡闹的政治家，靠着几个艺术家明星就能拯救个人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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