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与恩师陈垣

　　6月30日，是启功先生 忌日。他离开我们十年了。2005年启功去世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书画编辑室”改为“《启功全集》编辑室”，李强是这里不变的主任。那时他想，在启功去世的最初十年里，曾经深得启功教诲的人不做点什么，那么十年后真的有可能就没人再提启功了。李强是有这种自觉的，他愿意将启功没有被社会化的东西社会化。他说：“社会化后，大家就记住了。好比私人硬盘里的东西扔到公共硬盘，扔到云硬盘里了。云硬盘大家来回拷，想彻底删除就难了。”

　　十年过去了，虽然20卷《启功全集》已于2012年出齐，但李强依旧沉浸在启功给予他的生命温暖里，忙出版，忙画展，忙电影，忙西城区文委想做的“启功书院”。
　　实际上，“启功门前牛马走”成了李强的人生理想已经很多年。他告诉笔者：“孔子比启功伟大，但是孔子的背影太遥远，太模糊，我够不着。而启功，是我身边的大儒。我怎么可以不虔诚地匍匐在他门前学习并传播他的精神呢？”
　　“傍大师”
　　和启功在一个学校，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1981年，李强从西安考进北京师范大学，他的一位长辈说：“哎呀，你可以见到启功了？和启功在一个学校，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一年后的1982年，李强已经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在北师大八十年校庆时，启功写了几幅字，李强和同学们拿去装饰校园，他们把启功写在宣纸上的字，直接用糨糊贴到墙上。多年后他对笔者说：“那时候也不知道保存，现在想想才知道可惜呀！”
　　1983年，李强出任《北京师范大学社团协会会刊》美术编辑，《会刊》封底有两行字——封面题字：启功；封面设计：李强。自己的名字和启功印在一起，让李强确实高兴了一阵。1984年、1985年，他给出版社设计封面，名字就经常和启功的名字并在一起。他说：“现在大家‘傍大款’，我从来就是‘傍大师’的人。”
　　1985年，李强毕业留校在《师大周报》工作。那时，随着启功影响的逐渐扩大，学校计划专门为启功设一个秘书。启功知道后否定了。他说：“我耽误不起年轻人。他给我当秘书，不是把他的事情给误了？”于是，教育部、文化部要字，校长办公室主任侯刚就担当起直接与启功打交道的任务。侯刚去启功家里拿一幅字，要送给日本人，而他就想留个资料，怎么留呢？他就去《师大周报》找李强或别的同事：“你们谁能给我照一下？”
　　李强们给侯刚照了，把底片给他，启功送出去的字就在侯刚手里有了一份底儿。后来，校长办公室有了复印机，侯刚就用复印机留底了。李强说：“复印件虽然效果差，但起码样子留了下来，相当于拓片。拓片是黑底白字，复印件是白底黑字。”
　　到启功更加红火的时候，已经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的李强受出版社委派，去找启功：“出版社要成立一个编辑室，为您做书，叫‘启功书画编辑室’，您觉得怎么样？”
　　启功说：“不要用我的名字。”
　　李强说：“那就叫‘书画编辑室’如何？”
　　启功说：“行。”
　　书画编辑室成立了，李强做了编辑室主任。不久有位先生找到李强，要求出版他自己的书画。李强说：“我们这里只做启功先生的书画。”
　　十年
　　做了两件启功“不愿意干”的事情
　　书画编辑室先将启功36种《坚净居丛帖》刊行了。2004年，启功92岁生日，李强编辑出版了《启功口述历史》《启功韵语集》《启功讲学录》《启功题画诗墨迹选》等。
　　有一次，李强和启功聊天，他问：“为什么书法史上的大事小事，你都这么清楚？”
　　启功说：“有些事情是我和你都了解的，比如书法史上王羲之的事情，本来就没多少，他也没什么专著。但是有没有你不知道，我知道的？有。但是没多少，我告诉你，你不是就知道了？”紧接着，启功更加坚定地说：“有一些事情是你在追寻，而我也不知道的。但是，我还告诉你，这事谁都不知道！”
　　李强后来反复琢磨启功的话，他觉得这不是表达无知，是表达做人。世界上冒充导师的骗子太多了，启功把孔子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换了一种说法。李强说：“有些人攒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成了博士生导师，就总是想教训人，总要说别人对与不对。因为见识少，所以他才会有这种自信。见识多了，就不会有这种自信了。”
　　2005年，启功去世后，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决定编辑《启功全集》。随即，师大出版社成立《启功全集》编辑部，最恰当的主任人选当然是李强。
　　“牛马走”的姿态，在启功去世后，李强保持得更加虔诚。他在侯刚、启功家人章景怀和启功学生们强有力的支持下，做了两件启功不愿意干的事情。
　　第一，编辑《启功全集》。启功健在的时候，曾有人劝他印《全集》，启功在诗里说：“或劝印《全集》，答曰殊不妥。”李强在做启功不愿意做的事情，他自我解嘲曰：“作家、学者亲手编辑自己的《全集》可能不妥，但您老人家走了，剩下的事情我们办，也不算是违背您的意志吧？”从40岁做到50岁，李强做得紧张而有乐趣。他甚至跑到汇文中学搜寻少年启功的资料，居然找到一份启功同学写的作文《启功印象记》。那时启功19岁，在同学眼里“天资聪颖，嘴上不饶人”。
　　第二，搜集启功的诗。启功曾给大家讲，郑板桥编好自己的诗集后说：“谁要在我死后，把别的诗编入这个集子，我就变厉鬼击其脑。”说罢，启功开玩笑说：“谁要把别的诗编入我的诗集，我也变厉鬼敲他的脑袋。”启功在世，编定的诗集有三部，分别是《韵语集》《赘语集》《絮语集》。李强把三本合为一本，以《启功韵语集》出版，其中诗歌一共八百七十多首。李强说：“紧接着我们编委会又搜集了他的八百多首诗，叫《集外集》。”
　　李强是编委会主任，他不怕启功变成厉鬼敲脑袋，因为李强在启功家里搜出来一本启功编好而没有出版的诗集，是启功搜集的郑板桥诗集以外的诗，叫《击脑集》。李强说：“郑板桥怎么说的呀？启功你怎么做的呀？你还至于击我的脑袋吗？所以，我不怕。”
　　有一阵子，李强真梦到启功。他醒来盘算：“启功在击我脑袋？没有吧？”
　　晦、吉、否、泰
　　“迟来的春天”缘于他的坚守
　　人常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也说“遇贵人犯小人”。经常把启功作为思考对象，李强认为两句俗话的哲学意味在启功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他把启功一生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用“晦”、“吉”、“否”、“泰”来概括。
　　启功1912年出生，到1933年的这21年里，李强给出的是“晦”字。启功本是皇族，他出生时四世同堂大户堂皇，一年后，父亲先去世了；十岁，祖爷爷去世，不到一年，爷爷去世。家里就剩母亲、姑姑和启功。孤儿寡母实在活不下去了，他祖爷爷的两位门生出2000块银元买了一笔公债，启功家每月去领30块钱大洋，领了八年。这第一段算家破人亡，倒霉到头了。
　　1933年进辅仁大学到1952年，近20年里启功顺风顺水，李强给出的是“吉”字。李强说：“启功从一个一般小子成了北京少有的副教授。1952年才40岁，已经副教授好几年了。启功走的是家学的路，连个高中毕业证都没有，一进辅仁大学，身边都是大学问家，他压力很大，可也进步很快。环境自由，校长陈垣又特别赏识他，待他挺好。”
　　从1952年到1978年，这是启功人生第三阶段，李强给出的是“否（pi）”字。这20多年里，启功从带着金丝眼镜，戴着礼帽，穿着貂皮领子大衣的民国高级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共和国大学里穿破棉袄的“臭老九”。李强说：“首先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被瓦解了，‘反右’，启功被定成‘右派’。‘文革’拖泥带水没有好日子过。”1957年，母亲和姑姑死了。1975年，老伴也死了。他没有子女，这时便成了孤家寡人，绝望中的启功可能想到了死，于是写下非常有名的《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一时期的启功实在可怜，手里头缺钱，仅仅靠眼力攒了几块砚，也索性捐出去了。
　　1978年到2005年，在社会上名声日隆，启功叫做“迟来的春天”，而李强给出一个“泰”字。为什么春天会降临到启功头上？李强说：“启功出生时清朝结束，民国建立。到2005年去世，他几乎跨过了整个20世纪。这一个世纪里，启功是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水流过来的，没有拐弯，没有挣扎。而更多的人‘向左转’或者‘向右转’，寻找新的价值去了。因为左转的势力太大了，所以坚持着的启功就很狼狈。但是，到了21世纪初，曾在20世纪左转的那些人又都转回来了。大家突然发现，启功根本就没动。说他保守可以，但他的价值没变，只是别人又回来了。”李强说得有点激动，他强调：“启功的价值不是他发现了过去我们没有发现的精神和价值，而是他坚守了我们传统的精神和价值。”
　　镜子
　　他体会到很多我们不懂的快乐
　　李强一直觉得奇怪，早于启功出生的人全都向西方学习了，启功居然彻头彻尾守着个传统。他比老师陈垣晚生30多年，但恨不得有一些做派比陈垣还老。不过，陈垣教启功做学问要“竭泽而渔”，倒真是帮助到了启功。这种方法就是把所有可能性举一遍，以证明没有例外。这说明启功受到现代科学影响，很有理性精神。比如关于语法，启功说：用英国人的语法套用到中国文学，不合适，这也不算了不起的学问。主谓宾定状补？启功说：唐诗里的“红远结飞楼”，这个语法结构你帮我分析分析？启功举出例外，说明那个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启功晚年是“无我之我”。李强说：“启功1978年说要死了，结果没死。活过来后他有吃有喝有钱有美女有地位，但哪一个对他有用处？吃点冰淇淋，还要拿开水涮涮，倒进嘴里头。睡的地方，就一个破架子床。无论多么漂亮的姑娘，他还能有什么想法？而再大的官位，对他不都是虚的吗？”
　　所以，启功只有更加社会化——把自己贡献给社会——才有意义。于是，李强帮着启功把琐碎的事情收拾收拾。他在启功家里搜出一张条子，上面有启功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如果用书法很漂亮地抄出来，就成作品了。但写完扔到一边没抄，很有可能丢失。李强把它理出来印到书上，从此这首诗就丢不了了。
　　做了十年，李强不但完成了目标，还超额完成了目标。他说：“我坚定地认为，咱们国家或者整个社会，太缺乏对人的价值认定了。现在很流行的观点是，钱很重要，马上享受很重要。你问我，‘这些重要不重要？’我说，‘重要。’但再问，‘有没有更重要的？’我的回答是，‘一定有。’如果十个人里头，只有两个人认为没有了，我觉得没事。五个人认为除了吃喝人生就没有意义了，而另外五个人认为还有一些其他的意义，这也算好。但是，如果十个人里九个人甚至十个人全都觉得除了吃喝人生就没有别的意义了，那么，启功就成了一面镜子。启功发现了很多我们根本没有发现的价值；启功体会了很多文化的快乐，而成天贪污很多钱的人根本没有体会……”
　　李强说，启功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坚守者，坚守了一个世纪。20卷的《启功全集》，李强认为普通读者应该先从《启功口述历史》读起。作为责任编辑，李强头一遍看完觉得自己读懂了。但是，过些年再看，又发现了未曾发现的真谛。他说：“启先生真是文章大家，说话绕了多少圈子？一抖，跟提毛笔一样，一甩，劲儿就出来了。启先生的字为什么好看？就是那种轻盈的绵柔里藏着的硬硬的骨感……”（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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