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学重在情与意，情当境而发。这里他谈的是写诗的一种境界。作为一个爱诗、写诗的人，我理解钱先生的意思就是：诗歌是讲究“在场”的，如没有在这个“境”里，作出的诗就是无病呻吟。诗如此，画亦如此。一个书画家，他有什么样的人生，就会画出什么样的画，画格与人“格”有关，人“格”的高下就是画格的高下。在我国古代，诗书画是同宗同源的，都是情和意的载体。大画家吴冠中先生说“情之传递是艺术的本质”，也就是说诗、书、画均为一种传情达意的符号或者说是工具，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在这篇文字里，我就以一个诗歌创作者的视角，谈谈我读所到的陶洪君先生书画艺术中体现的诗境、诗情和诗意。
 

　　陶洪君是个真正的艺术家。看过他的书画的人，会觉得他的书法和绘画完全没有学院派那种泥古不化的气息，也就是说他的书画都充满了灵动不拘的创造性和恬淡简远的品质。我想这除了他长期以来对艺术的孜孜追求之外，主要还得益于他清简相尚，空旷为怀的精神气质和游心于艺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一个艺术家身上难能可贵的东西。也正是这种自由的、潇散的气质，造就了他的艺术格调。这里，我先谈谈陶洪君的画。
　　陶洪君先生的国画创作根治于他的生活积淀和全面修养，他从基层走来，当过教师，记者、杂志社总编，擅摄影，精书法，工诗词，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历史文化基础，多年基层工作的努力和探索磨练，使他修养出稳健扎实的作风和深邃含蓄的性格特质，这既表现在他的为人处世中，也表现在他的书画创作实践中。他的国画创作贯穿了一条传统文人画的轨迹。他的国画创作以山水为主，选材上也多以常境入画，但他时时能从平淡中发掘趣味，从所处环境中发现大美，从传统中画出新意，引申出自然万物与人类社会变化的理趣和态度，是思想、情感和心性的自然流泻。
 

　　孔子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就是说质朴胜过了文饰就会粗野，文饰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质朴和文饰比例恰当，然后才可以成为君子。孔子在这里主要是说做人和个人修为，用到艺术领域、书画领域同样很恰当。陶洪君的画应该说是一种文质彬彬的较好代表，在他的画中，你绝对看不到那种质胜于文的粗野、粗俗和粗放，那种厚重当中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文雅;也看不到那种文胜于质的浮华，那种文雅里又处处体现着底蕴的厚重和质朴。可以说他的质朴和文饰比例很恰当，他的画把审美的内容和形式、内在美与外在美、质朴与文饰处理得很得体，当然也不是说就是各百分之五十，他会根据绘画题材和主题的不同，以执两用中为原则，有时候厚重古朴多点，有时候文雅清淡多点，做到过点且属不易。以致于他的画质感硬朗，线条清晰，笔法古朴，肌理表现丰富。其山水画师法造化，参斟古今，广采博收，勾、皴、擦、点、染运用自如，构图上讲求动态平衡，静气中秀骨挺立，峻峭中蕴涵华兹，所作山水画面生动，苍浑有致;在吸收传统设色经验的基础上，他善于吸收新的养料，主色调力求单纯、整体，同时辅以渲染、衬托，使画面虚实相间，情感丰富，气韵流动，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他对画面中山石、人物、树木、建筑、水纹、云气等局部的经营一丝不苟，细微处绝不粗枝大叶，甚至十分苛刻，是以其作品或雄浑壮丽，或清秀幽雅，或大气磅礴，或玲珑抒情，都具有较强的表现力，所以整体上就给人以气势开张的大美之感。
　　陶洪君的画极富形象美。中国画必须以一定的形象为基础，历来讲究“形”于外而“神”于内，也就是要做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形”是手段，“神”是目的，“妙在似与不似间”，将自然之象变成胸中之象，将胸中之象变成笔下之象。但形象美是基础，如果形象不美，何谈神韵之美呢。洪君作画，不受视域的局限，根据感受和需要，把见得到的和见不到的景物统统摄入自己的画面，这种“远近法”的构图方式在他作长卷或立轴的时候表现得很充分，这使他能够很好表现特殊的意境和内心的主观情趣。我们看他的山水画《山韵》《春望》等，就是这种典型的构图方式，使得他的山水画显得苍茫大气，气象万千，高低远近，尽收眼底。洪君作画的构图和设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长期从事摄影艺术。摄影这种特殊的影像艺术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某种形象的远近、大小、高低、以及色彩的变化，不是抽象的，而是定格在他的眼中、藏驻于他的胸中，落落大方地表现在他的笔下，因而他无论在构图还是设色上也就显得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从不显得局促。在笔墨处理上，洪君将毛笔的性能发挥得很好，充分发挥了以线为主的表现方法，将行笔的快慢、顿挫，用墨的浓淡、干湿，巧拙、涩畅交替运用，尤其是他在书法上的造诣直接影响了他的绘画，其书法中的布局开合、线条处理和用墨等，都能在他的绘画中找到明显的痕迹，比起目前以临学西画为主的画家，其用笔的力度、内涵更显沉稳，线条更加清晰、畅快，墨色更加凝炼，营造出的形式美感，将文人画传统推到一个值得关注的高度。构图和设色上的独到之处，为你他的画营造了和谐的形式美感，从外在形态和视觉上，给人以自然、安定、协调、典雅、庄重的朴素美感，符合中国画的审美习惯。
 

　　陶洪君的画极富意境美。国画大家杨晓阳说：“国画之道重在舍其形似、舍其表象，而求其本质、求其本源。天地有大道，人生亦有道。绘画之道有其规律，谓之画道”。那么什么是“道”?什么是“画道”?王摩诘有两句诗“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是大家都喜欢的。我们从字面来理解，就是深山中，夜晚下雨了，树上的果子给雨一打，扑扑地掉下，灯下，有草虫在雨中唧唧鸣叫。字面的意思就这么简单，然而，透过这字面本身，我们总感到还有什么说不清也道不明的一些东西在里面。设若我们进一步发挥联想，这山中有一屋，屋中必定有一人，在这深山，这雨声中，灯下那个“人”是寂寞的，若这人内心是浮躁的，他不可能听到雨中山果掉落扑扑然，也不可能听到间或有微虫独唱唧唧然，而那雨声中，那山果掉下的扑扑声，那草虫独唱声，亦倍觉增人愁思。微雨拂户，山中人渺，灯下孤影徘徊，用张恨水散文中的一句话“此处著一客中人不得”。这声音和景物都跑进到这屋里人的视听感觉中，自然万物的气息与此生命的感觉浑然化为一体，但余下的这些都没有在摩诘的字句里表现出来，要靠我们的联想才能品味出来，而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其所体味的内容也是不同的，这就是诗歌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涵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意境，也是杨晓阳先生所说的“道”。
 

　　我以为，中国画的高境界和诗的意境一样，它能通过画家描绘的外在形象，是欣赏者通过联想自然地产生共鸣，思想上和情感上受到感染，这就达到了目的。可以说，一幅画是否成功是否具有意境，就是看能不能使欣赏者产生丰富的联想，让人心向往之。细品洪君的画，感到他的画里不乏这种含蓄和空灵的意境。比如她的《春望》，画家用减法，画了几座极为平常的山峦，几所高低错落的房屋，山峦映衬的山涧，有一座石桥上，一个红衣女正匆匆赶路的样子。为了体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妙处，画家没有把春天太多的元素都画出来，那样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然而以简约的笔触，合理地引导欣赏者通过联想，体会到春天的清溪潺潺，山鸟和鸣，联想到和风细雨，花红柳绿，通过红衣女赶路的情景，我们更联想到小屋里蛰伏了一冬的人们在春天到来时的律动，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曲美妙的春的乐章。以虚写实，恰恰很好地体现了中国画“妙在似与不似间”的意境。再来看他的《锦谷鹭鸣》，几处平常的山水有鹭鸟翩飞，花竹夹峙，然山间蜿蜒的青石小路和立于缓坡处的山间小屋却引起了我的注意，特别是隔岸人家，溪山茅檐下伸出的几尺木杆上，挑起红绿相间的衣裳，为画面顿添生机，不由引起我们更丰富的联想。藉此你或许会联想到和煦的阳光，徐徐吹过的暖风，或许还会联想到绕屋四周春日鸡稚，的鸡犬和鸣，以及屋舍内人的心境和活动等等，有韵律地构成具有积极的生气。这些他虽没有画出来，但此情此景，却尽已在纸上。作品不仅表达着自然对象生命的信息，也传递着画家内心的悸动和情怀，传递出画家思想、情感、意趣等生命现象的高境界。这是作诗的很高境界，也是作画的很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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