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大师丰子恺离开这个世界已整整40年了，这位让许多年轻人都感到陌生的名字，近年来却频频进入人们的视野，从他绘制的民国老教材，到各种以其漫画和随笔为主题的书籍，都被争相出版发行，受到读者的热捧，而由这些作品引发的关注与讨论，更是遍布海内外媒体。

　　读者眼里的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多才多艺，绘画、音乐、文学、金石、书法无所不通，尤其是其作品流露出的浓浓的哲理和禅味，更是让人推崇不已。
　　文人漫画的创始人
　　丰子恺1898年生于浙江石门(今嘉兴桐乡石门镇)，后进入浙江第一师范读书，师从李叔同和夏丏尊两位教育大家。1921年，丰子恺去东京学习音乐和绘画，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梦二画集·春之卷》。竹久梦二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画家，专攻简笔漫画，在当时可谓自成一家，他的画构图技巧来自西方，但画趣却是东洋味。丰子恺觉得这些漫画简直就是“无声的诗”，从竹久梦二作品中，丰子恺找到了日后从事美术创作的窍门和途径。
　　回国后，丰子恺应夏丏尊之邀到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教书，当时在此做教员的还有朱自清、朱光潜等人。上虞是有名的茶乡，他们教课之余，便到丰子恺的寓所“小杨柳屋”喝茶雅谈，说些逸闻趣事。朱自清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小客厅里，互相垂直的两壁上，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稿；微风穿过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朱自清非常喜欢丰子恺的漫画，每看到佳作，便要求丰子恺再画一幅送他，他说：“一幅幅的漫画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有一天，丰子恺等人照例在家闲谈，孩子们跑进跑出玩耍，丰子恺顺手为朱自清女儿画了一幅漫画。朱自清看了爱不释手，便请夏丏尊题字，夏丏尊当即在画上题了“丫头四岁时，子恺写，丏尊题”，后来朱自清将这幅画用作了散文集《背影》的插图。
　　丰子恺的“小杨柳屋”聚会成为当时白马湖畔有名的文化沙龙，丰子恺据此创作了漫画《人散后 一钩新月天如水》。画面上，木方桌上搁着一壶清茶和几只茶盏，天边只剩一弯新月，冷悬在高高卷起的竹帘边上，喝茶人早已散去。在画面阔大的留白处题有“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一句，整幅画诗意弥漫，令人遐思。朱自清特别欣赏丰子恺这幅画作，将其推荐给《我们的七月》杂志发表，当时在上海的郑振铎见到此画十分喜欢，说这画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1925年，郑振铎委托胡愈之向丰子恺约稿索画，当时郑振铎正主编《文学周报》，《文学周报》是上海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在文化界知名度颇高。此后，丰子恺的画作即在《文学周报》陆续发表，并被冠以“漫画”的题头，中国从此也有了“漫画”这个称呼。
　　文人绘画是中国绘画的一大特色，丰子恺先生曾经说过：“西洋文化亦分业，画家有胸无点墨者，故其作品也多匠气，毫无风韵。中国画饶有风韵者，正为画家多兼文人之故。”丰子恺漫画是标准的文人漫画，他也是中国文人漫画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他的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半似写生，半似漫画，明白如话却又趣味盎然，让人看后久久不能忘怀。丰子恺自谓其漫画创作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描写古诗词时代；二是描写儿童相时代；三是描写社会相时代；四是描写自然相时代——读过丰子恺画作的人都知道，的确如此。
　　缘缘堂旧事
　　京杭大运河在浙江桐乡石门镇形成了一个120度的大转弯，由此折向东北，这就是有名的石门湾，丰子恺的家缘缘堂就坐落在石门湾附近。
　　其实最初的缘缘堂是丰子恺在上海江湾永义里的一处临时寓所，当时他在沪上教书，恩师弘一法师(李叔同)来上海住在他家里，丰子恺便请求法师为寓所起名。
　　弘一法师让丰子恺在小纸条上写上许多他喜欢且能互相搭配的文字，团成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结果丰子恺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于是寓所就命名为“缘缘堂”。丰子恺请法师题字，装裱后挂在书房，此后丰子恺又迁居多处，但都将老师写的这个匾额随身携带，形影相随。
　　1932年底，在外漂泊了十几年的丰子恺回到家乡石门湾，第二年春天，他用积攒的稿费在自家老屋后建造了一幢三开间坐北朝南的小楼，这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缘缘堂。因为弘一法师写的匾额太小，所以又请马一浮先生重新题写。
　　缘缘堂是丰子恺自己亲手设计建造的，高大、轩敞、明爽、雅洁、幽静，一家老小在此生活，互亲互爱，其乐融融。丰子恺在院里安装了秋千，还种上了各种花草树木，一到暑期孩子们放假归来，缘缘堂就变得格外热闹。在丰子恺女儿丰一吟记忆里，缘缘堂就是一个儿童乐园：“爸爸请人在院子里搭起架子，上面铺上一大片竹帘，院子就晒不到太阳了。我们一大群孩子在竹帘下玩耍，摘几张芭蕉叶子，铺在地上，往上面一躺，叶子凉爽爽的，透过竹帘的缝隙还能看到闪烁的蓝天。” 丰子恺也在文章中写道：“我真心地疼爱孩子：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
　　丰子恺在给孩子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艺术精品。1935年，丰子恺与叶圣陶合作出版了一套《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编写内容，丰子恺书写并画插图。丰子恺很了解孩子的心理，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画的都是孩子最喜欢、最熟悉的东西，所以小孩都喜欢看，直到今天这套民国老课本依然畅销不衰。
　　抗战爆发后，缘缘堂毁于战火，当时流亡在江西萍乡的丰子恺得悉消息后十分伤心，写了许多回忆文章，他在《还我缘缘堂》一文中这样写道：“然而黄昏酒醒，灯孤人静，我躺在床上时，也不免想起石门湾的缘缘堂来。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距今尚未满六岁。形式朴素，不事雕而高大轩敞。正南向三开间，中央铺方大砖，供养弘一法师所书《大智度论·十喻赞》，西室铺地板为书房，陈列书籍数千卷。东室为饮食间，内通平屋三间为厨房、贮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楼正寝为我与两儿女的卧室，亦有书数千卷。西间为佛堂，四壁皆经书。东间及后楼皆家人卧室。五年以来，我已同这房屋十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睛，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楚。现在这所房屋已经付之一炬，从此与我永诀了！”
　　缘缘堂不仅是丰子恺和孩子们最喜欢的家，更是他的精神家园，他不仅多次作文描述，并且还把自己的文章以缘缘堂名义多次结集出版，譬如《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缘缘堂续笔》等等。抗战胜利后丰子恺一家重返家乡，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凭吊缘缘堂。
　　“猫伯伯”风波
　　1949年后，丰子恺在上海工作，后来还相继担任了上海美协主席和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等职。
　　1962年，《上海文学》向丰子恺约稿。与他联系的编辑是一位名叫罗洪的女作家，也是丰子恺的老熟人，抗战时期在桂林就熟识。两人多年不见，他们说到桂林的老糯米酒，谈起当年的人和事，相谈甚欢。两周后，丰子恺将《阿咪》一文便交给罗洪。
　　丰子恺原来曾经写过《白象》一文，称赞一只名叫“白象”的猫，也写过一篇《贪污的猫》，这次的《阿咪》写的还是猫。丰子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这猫名叫‘猫伯伯’。在我们故乡，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故猫也不妨称之为‘猫伯伯’。” 后来丰子恺觉得这段文字在语气上不够连贯，于是便在《阿咪》清样上，于“称贼为‘贼伯伯’”句下又补加了“称皇帝为‘皇帝伯伯’”一句，但后来因版已排无法插入，故未在刊物上印出。
　　《阿咪》在《上海文学》发表后，受到读者和媒体的好评，但丰子恺万万没有料到，这篇短文后来竟然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1966年6月，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了第一张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内容便是针对丰子恺的随笔《阿咪》。随后，上海文艺界将《收获》杂志、电影《早春二月》和散文《阿咪》等列为重点批判对象。据《丰子恺反革命狰狞面目的大暴露——评〈阿咪〉及其插图》一文披露，丰子恺文中的小白猫“阿咪”和黄猫“猫伯伯”，“是影射、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借题发挥”，丰子恺给黄猫起了个名字“猫伯伯”，并且还解释说：“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称皇帝为‘皇帝伯伯’。” 批判者发问：“丰子恺究竟要影射谁，不是很清楚了吗？”
　　其实在江浙一带，“伯伯”之类的词真是寻常得很，这种语言习惯对于丰子恺这种老江南来说也是习惯成自然，我们在丰子恺的文字中就经常读到一些江南方言俚语，譬如用“白场”代场地，用“捉草”代割草等，另外他在给幼子的家书中还有这样的话：“家中一切平安，猫伯伯也比以前胖得多了。”难道这也是影射不成？
　　但没人听你解释，丰子恺为此吃尽了苦头。（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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