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造假、售假到拍假、买假，这条生产链到销售链上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图。艺术市场评论家齐建秋表示，参与制作和出售假画的有个体画廊的老板、专营此道的“行里人”、道德沦丧的画家，更有某些不太规范的小型拍卖公司。
画师为生计靠作假吃饭。作为造假链条的最底端，年轻画家因为名气不足，本身创作的作品很难出售，有时一年未必能出售一张画，很多人迫于生计靠临摹吃饭，成为造假产业链中的专业人才，靠仿作来积累资本，为未来的炒作打下基础，但也有部分画家成为高仿行业的“名人”而放弃艺术追求。
暴利催生书画“二道贩子”。如果是普通仿作，出货价一般较低，一两百一张，而高仿伪品，其出货价则是上千元甚至一两万元。成功卖出仿作，利润甚至高达上百倍。据知情人士透露，史国良一幅《天山之舞图》，就曾拍出550万元的价格，而仿作仅售8000元，利润远不止百倍。
藏家跟风投资艺术反被骗。数据显示，中国民间收藏者的数量已从2000年约为2000万，上升到目前超过1亿以上。大量民间收藏者进入艺术品市场的目的是投资，渴望在收藏市场上捡漏、淘金。大多数不懂行的藏家只认画家知名度，缺乏专业鉴赏水平，极易成为造假者下手的对象,还有其他知假买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送礼、风雅等。
拍卖行拿免责制度拍假卖假。“拍卖不保真”的法律条款已成为拍卖行的“免死金牌”。即使在拍卖中成交赝品 ，都没办法追究拍卖公司的责任。尤其是小拍卖行专门以知假拍假为生，拍品中80%以上为赝品，另外找一些真品来撑场面，迷惑买家，实际上，最后成交的都是赝品，真品高价把关，全然一派“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做法。
谈假色变 “李鬼”搅乱真品市场
书画市场中的“李鬼”现象已成行业潜规则。而拍卖行业所谓的“保真拍卖”，不过是一个噱头。即便是苏富比、佳士得等老牌拍卖行也从不承诺保真拍卖，并无可避免会收进赝品。对于买到赝品的藏家和作品遭遇“李鬼”的艺术家而言，大多数情况下都投诉无门。1993年，当代著名艺术家吴冠中曾经状告上海朵云轩和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擅自拍卖一幅署名为吴冠中的假画。1995年，浙江一家企业从当年的杭州秋季书画拍卖会上以110万元拍得一幅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后经徐邦达先生过目，定为伪作。在买卖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对簿公堂，这也是书画拍卖史上首次因一幅书画作品的真伪诉诸法律程序。尽管这次事件在书画界引起轩然大波，但最终也无疾而终。
近年来，“李鬼”现象越发泛滥。从事书画经营、收藏的艺术机构全都成了“李鬼”行为的牺牲品，从不知名的画廊、美术馆，到专业的机构博物馆、拍卖行，甚至是上博、保利、朵云轩等鼎鼎有名的行业翘楚。艺术家创作赝品被世人诟病，藏家则竹篮打水一场空，经营、收藏机构则名誉和专业性遭遇质疑。
在齐建秋看来，书画赝品的泛滥，使现在的很多收藏家对于书画买卖相当谨慎，不敢轻易买入，就连专家也不靠谱，以致书画交易不能正常进行，形成了恶性循环。更进一步来讲，造假的作品背离艺术家的创作态度，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这类商业画家除了自毁艺术前程外，其作品还会被不法商人利用，来误导大众艺术品的收藏和投资方向，充满着商业欺骗，在制约艺术市场正常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国内艺术界的对外声誉。
维权无门
没有惩罚就是鼓励造假
近年来，藏家状告拍卖行而无结果的报道已不少见。遭遇克隆书画后在业内人士看来维权很难，尤其是买到老物件的赝品，鉴定真假方面就存在多重问题，鉴定专家、作者家属、书画来路都不能单方面成为有效鉴定证明。所以，即使明知是假，他方也不认可鉴定证明。而对于新作，或许有在世作者或者家属能证明作品真伪，但也不能保证一定能维权成功。这就需要行业内的大变革，建立可追溯的、统一的挂牌。
对此，北京市拍卖行业协会顾问李庚认为，“艺术品应该如同瑞士手表限量发行一般，制定可查询、在登记的号码。如今，在互联网的形式下查询并不难，授权书，包括指纹、签字、公开查询的号码，保证藏家在购买时有作者的确定指认，才能建立流通、转移的保真，达到一般商品属性应有的规范”。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赝品的泛滥更主要的原因是全民投资热背后的盲目投资，给造假带来了机会。北京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季涛认为，“拍卖保真”的可操作性非常小。《拍卖法》是所有拍品的总法则，艺术品只占其中的1/15，因为艺术品一项来改变所有法则并不现实。要想铲除产业链，必须要严格肃清造假的起始端，只有假画没有消费市场，才能保证无赝品。而对于产业链终端的问题核心是，正规经营的拍卖公司应以什么流程来严格审核拍品，发现赝品后如何处理以保护买方的权利，使拍卖业良性发展。
如果从拍卖业的角度做长久思考，未来如何能有效规避和解决赝品、假拍的问题？
中介追求保真本应该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李庚表示，“画廊、拍卖公司不守职业操守，自毁百年老店信誉，只看重眼前利益，尤其是技术人员参与造假，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目前的拍卖业道德取向显得苍白，而法律武器更显乏力。
正因为法律有漏洞，才会有大量逃避法律制裁的商业行为，对此，李庚认为，“拍卖法应该逐渐完善，有惩罚措施，才能有更多公平以保证多方利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造假实际上是钻法律空子，拍卖法并没有明确指出拍卖行在拍假后的惩罚制度，尤其‘拍卖不保真’就是变相鼓励造假，以至于出现知假拍假的现象”。
调查事件
2001年
上海博物馆曾公然展出一批自称是傅抱石的国画作品，后被傅抱石之子傅二石公开表示全系伪作，舆论为之哗然。
2002年初
河南某地举办了石鲁先生遗作展，百余幅作品在谎言的包装之下公开展示，意欲欺骗世人。
2005年“3·15”前后
珠海博物馆举办的“国之瑰宝—黎雄才、关山月作品展”，展出的38幅作品，经过关山月之女关怡、黎雄才之子黎捷现场认定，全部为假冒之作。
2008年
“吴冠中假画案”：一位买家花253万元拍得的作品吴冠中画作《池塘》，却被吴冠中本人认定为赝品，于是买家将拍卖方和委托方告上法庭。
2012年4月
著名画家杨之光通过女儿杨红的微博发布赝品信息，在已经拍卖和即将上拍的作品中发现42幅赝品，涉及17家拍卖行，其中包括北京保利拍卖中编号为3911的杨之光《舞蹈人物》（已成交29.9万元）。
2013年
随着“李鬼”事件愈演愈烈，艺术家杨之光、韩美林、赵建成、毕建勋、季大纯及艺术家亲属国画大师傅抱石的外孙女傅蕾蕾、张仃夫人理召、汤文选长子汤立、周波儿子周文戈等纷纷加入打假行列。
2013年6月
由于杨绛强烈反对拍卖钱钟书信札，北京保利于是宣布撤拍三封钱钟书信件。撤拍书信中，有两封的收信人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魏同贤。魏同贤曾发表声明称，这两封信均系伪造。
2013年8月
张仃夫人理召于书市上发现一本盗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张仃画集》，该书显示系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8年印制，印刷时间为1999年9月第一版。
·记者手记·
贸然入市易被赝品蒙蔽
书画造假由来已久，与前些年书画作伪的暗中潜伏、伺机作祟不同的是，现在的造假者多以公开制作、贩卖的面目出现。
作为书画造假事件的最大受害者藏家而言，记者有话要说，书画收藏作为全面投资热，足见它是一种可靠的投资，但绝不是短线投资，也不会立竿见影。对于藏家而言，只有将书画收藏投资做长期打算，才能获取丰厚回报。尤其是新收藏家，在不具备专业鉴赏水平的情况下急于入市而被卖家忽悠的事件不在少数，不盲目跟风才能少上当。在国外，即使是凡·高、毕加索这样的世界著名艺术家，其作品的市场价值也是在其去世很多年后才开始攀升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日本商人进军艺术品市场，造成艺术品市场虚高，随后日本经济下滑，艺术品身价大跌，令投资者负债累累。前车之鉴就是要告诫藏家，投资书画需谨慎。
术业有专攻，赝品“洗白”成为“真品”，一般藏家很难断定其真伪，而在记者看来，目前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纳专家意见来护航，针对不同时期的书画鉴定汲取不同鉴定意见。
在记者看来，书画市场虽然问题多多，但只要抓住机遇，投资有道，就会前途光明，希望所有藏家都能在浩如烟海的艺术品市场中寻找到合适的藏品。（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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