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安徽省已故画家黄叶村的作品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展出。或许,黄叶村这个名字对美术圈内外的人都是陌生的。确实,黄叶村是一个长期埋没在民间的画家,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黄叶村遗作展在北京展出时,才一度彰闻于世,被誉为是继陈子庄、黄秋园之后发现的第三位传统派名家。由于黄叶村在世时偏居在安徽芜湖,其作品真迹其他地区很难见到,即便有些人想了解他,也只能借助画册和报刊看到很少一点印刷品。我是安徽人,但他的原作我也是无缘得见,我的手边只有一本安徽老乡送我的黄叶村先生的画册,所以,接到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梦笔生花——黄叶村书画艺术展”的邀请函,我是欣然应承前往参加展览开幕式和研讨会,我把这个展览当作自己了解黄叶村先生其人其艺的一次难得的机会。
站在展厅,看着墙上的画,读着黄叶村的艺术年表,心中却颇多感慨:黄叶村的绘画真可谓是他人生的结晶,是苦难人生写就的画卷。20世纪50年代,在安徽怀宁教书的他仗义执言,为一个“右派”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他自己也因此被打成“右派”。昔者,孔子有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治长》)说的是卫国的大夫宁武子,在国家有道的时候,就聪明,无道的时候就愚笨;他那聪明,别人还能赶得上,他那装傻的功夫是别人赶不上的。身处一个荒谬的时代,黄叶村却选择了说真话,结果真话一出,祸害立至,黄叶村为他的耿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用几句良心话换来了一生的困顿。一开始,他虽然也很惨,但还不过是书没得教,去养猪放牛,但后来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让他只能退到故乡芜湖,一家六口栖身于一间有门无窗的7平方米茅棚里,一住就是18年。“文革”中,他唯一的儿子因病无钱医治,病死茅棚。而他自己沦落到沿街乞讨,却因为头戴“右派”的帽子,竟无人敢施舍。
在研讨会上,黄叶村的学生汪友农介绍,黄叶村性格耿直,疾恶如仇,遇到他看不习惯的人和事情,他总是不客气地予以批评,甚至疾言厉色地大骂。看到别人的缺点,敢于指正;看到不平的事情,敢于挺身而出,这证明黄叶村是有风骨的人,古来贤哲大抵有这样的性格特质。性格决定命运,他的这个性格却也无疑是把他逼到人生墙角的重要原因。这不禁让我想起老子曾送给孔子的两句话:“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也。”意思是,一个很聪明、能明察秋毫的人,一个知识广博、能言善辩的人,往往会引来杀身之祸。因为别人一丁点的毛病,他就能看出来,看出来了往往忍不住要说,说了就得罪人,得罪人了,肯定人家要算计你。能看出别人的缺点,说明黄叶村也是聪明深察的人,而这种好议论人的毛病也是中国文人历来的通病。但黄叶村在历经坎坷人生后依然能够耿直,依然能做到深察、博辩,非是他不明白多说招祸的道理,我想,他或许有着“士不可不弘毅”的担当,并用自己的人生来实践君子的气格。
这样的性格特质从他的画中亦能窥出一二,首先,虽然他一生坎坷,但他的画却看不见阴郁的影子,而是沉着明快,一派儒雅。作为一个在困顿生活中独自出没传统来逃避现实中不如意的画家,他不仅没有文人画末流的酸腐气、市井气、江湖气,画面反而能洋溢着书卷气、山林气,这是非常难得的。如果他的心中没有一定的艺术追求,如果他没有一定的艺术自信,他不可能做到学古画,有生意。其次,他用笔大多直来直去,率真、干脆,线条刚有余,柔不足;他善用点,好以老辣之笔为之,万毫齐力,用点分远近,用点分层次,用点分虚实,营造出深沉华滋的画面效果。黄叶村先生自己也说:“我是三十年点,五十年线,七十年才见意境面。”
关山月美术馆推出的20世纪中国画名家系列展览,能关注到声名不显的黄叶村,展出其各个时期书画作品120余件,虽然是学术的选择,但黄叶村的作品能挂到这里,与赖少其和黄叶村的学生汪友农等不无关系。“文革”后的一个偶然机会,赖少其先生看到了黄叶村的画,给予很高评价,并指示芜湖有关方面对黄妥善安置,赖少其先生的关心改变了黄叶村生活困顿的状态,使得他晚年能有一段安详时光攀登自己的艺术高峰。对黄叶村来说,如果没有当年赖少其先生的慧眼识珠,黄叶村即便是千里马,也只能郁郁而终,不过是“骈死于槽枥之间”的结局。而在其身后,如果不是汪友农等二三学生的四方奔走,黄叶村的艺术也不过是深山里的幽兰,只有往来山里寻药访古的高人贤士为其感叹而已。正是得力于二三学生的努力,他的作品被《美术》等报刊选登,个人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他的作品集被纳入到人民美术出版社有“大红袍”之称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系列中出版,凡此种种,才有了黄叶村艺术逐渐被人认识。一个学生为了传播老师的艺术而四方奔走,这不仅是演绎了书画圈中一段师徒情深的感人故事,更让我们见证了中华文明传承中尊师重道的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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