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以法自严，以戒自律，以佛心为心，以佛言为言，以佛行为行。受戒之苦，非常人能受。三坛大戒俱足，从此，中国画坛一代实力画家远离红尘，而佛界则多了一位虔心向佛的僧人。

——钱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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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

       1996年我到了台湾，去高雄佛光寺参加受戒，那里是佛光寺的总部。

▲佛光山

      佛家讲三坛大戒，第一戒为沙弥戒，戒律较少，相对宽容，一般孩子出家，受此戒，慢慢学规矩；第二戒为比丘戒，这是高一等级了，戒律较多，较为严格；第三戒为具足戒，也称菩萨戒，这是最高等级，戒律最多，要求最为严格。佛门里常说“打沙弥，跪比丘，火烧菩萨头”，就是指这三戒的等级。沙弥多数年龄小，有不合规矩的地方，师傅就要拿戒尺打；比丘犯了错误，不打了，罚跪，跪一炷香的时间；受俱足戒，要燃顶，即所谓的烧菩萨头。只有三戒都接受了，才正式成为一个完整的和尚。我到佛光寺受戒，就是要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完成这三坛大戒。

▲史国良

      受戒的那天来了很多人，佛光寺搞这样的活动很隆重，这在台湾岛内是件盛事。来人中有的是其他山头的出家人过来受戒，有的是家长送孩子来的，居然还有送情侣过来出家的……里里外外，人山人海。

      受戒时辰到，钟鼓齐鸣。我是这个班的班首，排在班头。星云大师坐在上面问：“尽行寿、不杀生，汝今能持否？”齐声答：“能持！”我虽然也是这样回答的，但不由自主地哭了，哭得很难看。师父见我哭了，就转过头去，不看我。我一听到上面说“你今天正式成为和尚了，你不反悔”的话，我的尘心又一下子复生了，我想：“回家怎么向爸妈交待呢？我的儿子怎么办？他爸是和尚了……”我越想，心里越苦，哭得更厉害了。

▲受戒现场

      没想到的是，仪式一结束，刚一下场，一大群媒体把我围得水泄不通，我吓坏了，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原来受戒之前，当地报纸、电视就发布了消息，说大陆有个“国宝级”画家在台湾地区出家……经媒体一渲染，几乎变成政治事件了，所以这天他们都赶来抢新闻。当时如何回答的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我嗑嗑巴巴地说得不是很好。结果报纸头版头条都是我，还有师父正在给我剃头的照片。后来我才知道，大陆那边也当回事了，拿着报纸去画院找我们刘春华院长，派出所也来家里问我妈。我妈这才知道我出家了，又哭又闹。

▲佛光山三坛大戒东三班，戒兄弟们在玉佛楼前合影

      我对台湾媒体的不负责任很恼火，他们说什么“国宝级画家史国良到佛光山受戒”，有的说我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有的说我是北京大学教授……我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国宝级画家”，我是一级画家，是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而且我也不是从大陆来的，我已经移民加拿大，是从加拿大过来的。我告诫他们说：新闻不能随意篡改事实，更不能信口开河，这样做问题很严重！

      我曾问一个军人，在部队这么多年，印象最深刻的是哪段日子，他回答是新兵连。确实，新兵连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将一个平民百姓转化为士兵，它的训练强度和要求之严格，必然会在人的心灵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如果要问我出家以来最难忘的是哪段日子，我会说是戒场的那一个半月。

▲过堂前唱“开斋偈”

      戒场就是出家人的新兵连，它要不断地强化佛家的戒律，使这些戒条和规矩渗透到你的血液中，自然地便规范你的语言和行为；它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培养出一种仪容、一种修养来，让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出家人。而我入戒场时，在同伴中年龄最高，身体最差，所以吃的苦也最多。

       ▲和戒兄清慧法师合影。他十分善良、热情，尽为大家做好事，我常说他是佛门里的“雷锋”。他们就问我：“雷锋是谁呀？”

       我们九个人一个宿舍，上下铺，我住下铺。在床上打坐，我患强直性脊柱炎，头抬不起来，特别难受。天很热，但睡觉时必须盖大被子，睡姿要“吉祥卧”，即右侧卧。天不亮，三四点钟就得排班，那边一敲钟就赶紧排队。只有一个厕所，大家要排队上。吃饭叫“过堂”，也有规矩；拿饭碗是一个手夹着碗，叫“龙含珠”；两根筷子，一下一下，叫“凤点头”；吃时，碗筷不能发出响声。为了锻炼我们，每人发一副铁筷子，吃饭时，谁的筷子碰到碗发出响声，就要站起来念佛一百遍。干活儿叫“出坡”。做饭、洗碗、打扫院子，还有地里活儿，我都干得挺好。

▲吉祥卧

▲在寮房与戒兄们合影，住的上下铺，右边的下铺就是我的床。

      每天早晨天不亮要早课上殿，就是到大雄宝殿颂经，有时会把早课安排在山顶的大佛前。拜佛，做晨课，要一步一磕头，一直磕到山顶大佛前，从山下磕到山项要一个多小时，风雨无阻。有时晚上不睡觉，熬夜拜忏。那边引磬一响，你就要拜下去；然后再一敲，你再直起身。我的腰有问题，只要做弯腰行礼的事，就很痛苦。高雄那个地方特热，白天可达摄氏四十多度。我们里面穿着几层衣服，还披有袈裟，在太阳底下练习，就像部队走正步一样：那边喊一，我们这边就赶快合掌；那边喊二，我们这田赛赶快弯下腰来；你等他喊三的时候，他怎么也不喊了，我们弯着腰在那儿干等着。我有病，腰得比别人慢，领队的纠察法师慧方就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么傲慢，不就是个画家吗！这么自大！”就着就拿尺子打我的腰：“下去！弯下去！”我强忍着疼弯腰，汗珠子一个劲儿地往下掉。

▲戒场吃饭叫“过堂”，吃的时候不能出声音。

      戒场生活特别紧张，三四点钟就起来，上早殿，做早课，上午就是训练、出坡、法会，下午要上殿，接着是晚课，休息和睡眠的时间很少，所以人们进禅堂打坐很容易犯困。我打坐的时候，迷迷糊糊听到那边“啪”的一个声，过了一会儿，又是“啪”的一声，我以为是打点报时呢，后来我旁边的人身上也响了这么一下，我睁开眼偷偷一看，原来是纠察师傅抓到了睡觉的人人，像过去老师处罚偷懒的学生一样，拿戒尺打呢。不仅打，还要站起来念佛，回去后还罚你抄经，共抄六十遍。我有一次困得不行了，被抓到，因为屋里没有桌子，我只好跪在地下把板凳当成桌子，在那里抄。但我们也像淘气的孩子，经常与纠察师父捉迷藏，为防着他们，就轮流放哨。谁困得受不了了，就先打个盹。发现纠察师父过来，就赶快把打盹的人给捅醒。我现在还留有戒场上的速写，有人偷偷睡觉，让我给画下来了。

▲这位明谛法师太疲倦了，在课堂上打起盹来，后来被罚站、念佛100遍。

      戒场上休息的间隙，有时星云大师会走到我身边说：“你不容易啊，能在戒场上坚持下来不容易，大丈夫就是要做到能屈能伸。”他又嘱托引领师：“要特别关照慧禅。”有一段时间，我们要“过午不食”，即中午之后不能吃东西。过午不食的习俗来自于佛祖。一日，佛祖释迦牟尼率弟子们去化缘，正是傍晚时分，由于天色暗，开门的一位孕妇吓了一跳，流了产。从此佛祖订下了这条规矩。过午不食是出家人慈悲心的修行法门。

       ▲我受戒前集训时，还不知自己已得了强直性脊柱炎，每天训练非常辛苦，腰背疼得直不起来，经常在地板上小睡一会儿。

      对现代的出家人来说，尤其是汉传佛教，已有所改革，并不强求，但对于初入佛门的释子，体验“过午不食”还是很有必要的。我的饭量大，饿得不行。吃饭时，只喝一种比粥还稀的汤，记得我一次喝过八大碗。后来排队的时候，引领师叫我出来，说大师找我。跟着引领师到了大师那里，看到那儿放了好多吃的东西，星云大师让我吃完再走。

      我的年龄大了，背诵经文很困难，与那些年轻人没法比。星云大师告诉纠察师父，不让我背经。有一天抽号，一下叫到我了，纠察师父也愣住了，可没办法，只得让我背。那天是背《八十八佛》，每一个佛的名字都很长，我根本背不下来，结果是罚站，回去后还要罚抄佛经，抄一百遍。人家都睡了，我还在抄，这次连凳子都没有，我是跪在地上抄的，足足抄了两天。

      ▲这是一幅大透视效果的场景速写，近大远小，排列有序，在佛光山受戒期间画的。

      我们每天起得很早，但必须是钟响后起床。有人为了节省时间，睡前不脱衣服，并把被子叠好，钟一响，就可以出去排队了，但这样做是不合规矩的。这天被纠察师父发现了，就问：“谁这么早起来了？站出来！”站出来就要跪下，我一看没有人应声，虽然不是我违规，但我是班首，就出来跪下了。因为之前星云大师嘱咐过对慧禅要格外照顾，现在纠察师父一看是我，脸色就很难看，说：“又是你，别以为有人护着你就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忍着，不加反驳。在纠察师父斥责我的时候，那几个犯事的人也都跪下了，他们都是当地人。回去后，他们说：“咱们的脸都丢尽了，让大陆来的和尚替咱们承担罪过。”然后他们几个人都跪在我的面前，请我原谅。从那之后，班里人对我特别好，特别尊重我这个班首。

      戒场中，最使我心情愉悦的是每早的功课。天一亮，排好队走进大殿，分站两边，东边是男众，西边是女众，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像，开始做法事。这时连唱带念，有很多赞子，叫作梵呗，还听到敲锣、打磬、打鼓。我特别喜欢梵呗，喜欢集体唱，十分感动。出家前，我就常到庙里听他们唱，一面听一面流泪。现在则是一面唱，一面流泪。

▲身体不舒服时，随时随地都要躺下来休息。

      戒场的时日并不长，但我腰疼得厉害，又实在感觉累，所以总盼着结束的那一天。其实这段生活是很有意义的，不仅加深了对佛教理论的认识，熟悉了佛教的戒律，而且这种磨练，对年轻人的身心也是有益处的，只是我年长了一些。戒场临近结束，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受戒的几百人来自世界各地，每天很热闹，大家建立了感情，现在他们各自的师父要把他们接走了，而只有我剩了下来。

      我的师父是星云大师，我就是这个山上的人。所以戒场结束后，我只能以主人的身份把别人送走。（待续）

       在山上打扫卫生的时候，心里空荡荡的，不想说话，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一样。但不管怎样，我现在是一个受过三坛大戒的正式的和尚了……(请关注史国良《回望红尘》连载29：削发为僧 · 清修)原文来自：大画说（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

史国良作品

史国良
      1956年生，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客座教授。作品《刻经》荣获第二十三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为此又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荣誉嘉奖。1989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为中国画僧的传人，2010年还俗，现定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