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阳区大力推进艺术区拆迁进程的时候，北京其他区域却积极开展艺术区和艺术村的修缮和改造。比如，昌平区政府正在改造上苑5个艺术家村，希望吸引更多艺术家入驻。海淀区政府在支持艺术中关村国际博览会的同时，也在想方设法恢复早期圆明园画家村的辉煌。而经过首都规划委批准的宋庄艺术区意外的成为这次拆迁最大的赢家。与此同时，外地艺术区也开始努力吸引艺术家资源，比如西安曲江当代艺术聚集区、重庆艺术区等。只是不知道在未来的未来，这些艺术区是否还会上演今天这一幕?

拆的是希望，守的是尊严

　　几个月前，一部《蜗居》如两年前的《奋斗》一样，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而《蜗居》与《奋斗》的不同是，它比《奋斗》更现实了，从一个虚构的大城市“江州”来看大学毕业生的蜗居生活，两姐妹和她们周围的人们所演绎的故事凝缩了整个社会的架构，所暴露的社会问题也很直观。其中，拆迁中李老太的坚持和被砸让人揪心，很多人恍然间明白了，她所坚持的，不仅仅是那套房子，而是一份希望，是在这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中她唯一能够获得黎明的寸光之地。不久之后，媒体纷纷披露出电视剧《蜗居》被禁播的消息，不知“蜗居”在这个城市中的故事是不是真的触及了这个社会的敏感话题。而如今，各大影院火爆上映的《阿凡达》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一部外星人反拆迁的故事。

　　拆迁在近两年来牵动了整个社会的重要环节，从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2009年底，“北大五法学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审查拆迁条例”的新闻一出便引起了社会的广发关注，其中钱明星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许多应该修改完善的地方，他近年来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由于拆迁引发的地方相关部门与拆迁户之间发生冲突的事件，频频见诸媒体，也引起了他和沈岿、王锡锌、陈端洪、和姜明安几位法学教授的注意。12月7日，他们5人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建议审查《拆迁条例》。就拆迁条例要进行的修改方面，他们建议“征收、补偿、拆迁各归其位”，“无公共利益则无征收，无合理补偿则无征收，无征收和补偿则无拆迁，无法院裁决则无强制拆迁。”这似乎对于拆迁地区户主本身来讲带来了一大喜事，但是对于艺术区这种特殊的文化项目来讲，则依然需要探究。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表示，对于没有经过政府批准，民间自发设立的艺术园区，政府暂不监管，遇到拆迁问题，只能服从相关规划部门。

　　对于这次对艺术区的大规模拆迁，社会各界给予了不同的看法与观点。对于自身利益受到直接影响的艺术家而言，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似乎没有仅仅停留在直接的利益索赔上，一系列拆迁事件所引发的是艺术家们对社会现状和艺术家地位的思考，他们在努力的以作品和身体力行的方式去寻找解决方式的出口。批评家们对于艺术区的拆迁一直在呼吁，希望艺术区能够借助“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殊性来区别开与其他“拆迁地”的命运，然而，当利益摆在面前的时候，这种特殊性已然消失到无影无踪。当然，这种努力和呼吁终究还是小圈子的事情，到底能够吸引社会上的多少眼球?到底北京朝阳区会不会在未来一年中遭到洗劫?这还是个未知数。自此，艺术家、批评家、艺术媒体们还在努力的呼吁着!

　　草场地艺术区的红房子和灰房子一直在安静着等待着未来，这里的画廊和艺术家都很安静，偶尔的观者才能带来阳光下的影子和轻声细语。从去年夏天，这里也开始笼罩在“拆”与“不拆”的恐慌中，直到如今，依然众说纷纭。艺术家艾未未的工作室也在这里，他已经把艺术区的存在状况看清，他认为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从90年代到如今依然没有什么变化，艺术总是被利用，以艺术和文化成为一种土地的增值方法，土地从没人要到非常抢手，然后再把艺术的作用给清除掉。艺术区就是这样，刚开始建成之后吸引艺术家，三两年土地增值之后，商业用地的眼前利益远远大于艺术的利益，艺术区就这样完成了他的使命，新的艺术区便在更偏远的地方出现，这似乎就是艺术区的命运吧。

　　艺术家在拆迁潮中所受到的最大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索赔，他们属于无处可去的一群人，在城市的爆炸式扩建中，艺术家们似乎成为了城市中的“游牧”一族，而此时，他们所要求的数万或数十万的装修费却也无处可寻。肖歌在机场辅路旁边东营艺术区的工作室，本以为能安营扎寨十年以上，乐此不彼的拿二十一万去装修了这个安静的工作室，谁曾想如今也被沦为“游牧”一族。肖歌作为“暖冬”计划的策展人之一，最近一直在为艺术区拆迁和艺术家的权益而奔波，同时也有将近百位艺术家一起参与了艺术计划。肖歌作为策展人之一，被“暖冬”计划从“上海当代”的VIP商业氛围里拽回了北京冬天残酷的强拆纷争的现实中，自从进入“暖冬”之后，她忙到完全忘记了生活，在博客中她写道：“理由只有一个：‘我们没有做错，是出于正义感，理直就当气壮!’”逐渐地，肖歌从一个简单的策展人的身份，意识到了她新的责任和使命——艺术维权，她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对艺术区的何去何从，对新拆迁条例的建立于完善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她做这些的目的，无非希望拆迁工作“能够多给些时间，做得再合乎规矩些，优雅人性化些，合情合理些”而已。

　　几个月前刚闭幕的以“群落!群落!”为主题的宋庄艺术节，栗宪庭提出这一概念，希望以宋庄艺术节为开端，展开对全国、全世界自由艺术家集群的梳理。老栗不愧为当代艺术批评行业的佼佼者，他对于“群落”艺术计划的提出引起了艺术家们的关注。当“暖冬”计划的第二站在008国际艺术区开幕的时候，老栗也以自由艺术家的身份参加到了行为艺术单元，他之所以加入“暖冬”计划，并不仅仅是来声援和支持，而是维护艺术家的合法权益。他认为，在政府大力倡导创意产业的今天，这样粗暴地对待艺术家的效果只能适得其反，即使需要拆迁，政府也应该为艺术家做好规划，提供出路，而不是简单的驱赶。

　　二十年前圆明园艺术村的艺术家大部分都搬到通州，宋庄艺术区成为新的画家村，杨卫对于二十年前的圆明园画家被赶到现在各个艺术区的拆迁都深有感触。艺术区的成长往往是自发的，而越是政府规划、故意打造的艺术区却没有很好的成长。他觉得，艺术区的拆迁并不是针对艺术进行的，这属于政府行为，他们要利用好每一块闲置的土地，这可以反映出相关部门所看重的土地经济价值，但这对于其城市的人文价值却没有太大重视。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腾出一个区域，让艺术来自发生长，不要规范它。

　　批评家高岭认为，尽管有798等艺术区，但北京还需要更多的艺术园区。目前艺术家大多选择城乡结合部安身，频繁程式化拆迁只会把艺术家逼往农村。“应该给朝阳区政府或者是北京市政府提出一个问题，在未来的建构，北京作为文化、政治中心的初衷，文化中间的艺术，艺术中间的视觉艺术，究竟如何能够繁荣地发展?仅仅靠高等院校，靠高等院校里的教师和高等院校给艺术家教师提供有限的工作室，仅仅靠有限的几个官方美术馆是不够的。”

　　­­­­­由此看来，艺术这个行业并不是人们称的理想行业，这里也融合了社会的酸甜苦辣，触及了社会的敏感神经末梢，不同的是，艺术家敢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去呼吁。

“公共利益”的牺牲品

　　2001年11月1日起开始生效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是现行所有拆迁行为的唯一法规依据。重庆“钉子户”事件经媒体报道后，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当时最具有争论的拆迁焦点。如今，艺术区的大规模拆迁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拆迁条例》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1月20日，国务院法制办再次组织座谈会，8位法学专家应邀参加讨论修改《拆迁条例》。据与会专家透露，新的条例草案将更名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从名称看，与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比，更强调了“征收”和“补偿”。法学专家王锡锌说，这两个词恰好就是房屋拆迁过程中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在征收问题上，新草案提出了“决策民主，程序正当，补偿公平，结果公开”的原则，为了防止突击征收问题的出现，在征收环节增加了一些程序，如征收公告评论程序(即：征收前要进行30天的公告评论，如果征收范围比较大，则不得少于60天。要以听证会、座谈会等形式让民众参与其中，对其中的专家和民众的意见公示。如果没有重大分歧，政府可以启动征收程序，如果有重大分歧，则要上报上一级政府)，并特别强调了实施过程中禁止“断水、断电、断气、断暖”等暴力行为及其他暴力胁迫等形式。而在补偿问题上，新草案确定了按市场价格补偿的原则，由被征收人通过投票或抽签的方式来确定房产评估机构。评估机构根据市场标准，征收房屋的区位、面积和新旧程度等确定补偿额度，并对评估结果进行公开。如果评估机构提供虚假评估报告或有重大评估错误的报告，要承担相关责任。如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可申请复核。同时还明确了两个2/3保障程序，即：2/3的居民接受补偿方案、2/3的住户签订补偿协议。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但对公共利益如何界定，谁来界定却成为一个难题，其关键点在于，这种界定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的权力空间和利润空间。在新草案建议稿中，公共利益是指法律、地方性法规或县级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所确定的公共用途。但有专家对此提出质疑，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监督和指导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不宜介入界定公共利益这样的具体事务。目前朝阳区的土地储备计划据称将被用于公共利益建设，将根据城市功能定位和区域业态经济发展来确定用途，如居民用地、商业开发、产业服务及绿地等。但这种说法听上去更像是含糊其辞地为商业行为打掩护，于是，艺术区的拆迁便成了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所谓“公共利益”的牺牲品。

　　《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明确指出，合法拆迁须先获得“拆迁许可证”，并公布包括补偿安置方式等在内的实施方案。在合法拆迁中，对经营户，拆迁人除按规定予以补偿、安置外，还应当适当补偿停产、停业的经济损失。如是货币补偿的，应获得停产停业补偿、装修损失补偿和搬迁费用。但据008国际艺术区的艺术家所说，艺术区面临的拆迁不仅“连拆迁证都没有”，甚至连最低限度的补偿都没有。对此，金盏乡政府党委副书记李杰民称，如果没有这次的土地储备规划，金盏乡的确曾考虑待艺术区形成规模后，按园区性质扩大或引导发展。但目前该乡非住宅地拆迁依据的是北京市绿化隔离带政策，绿隔政策讲的是一乡一策，并不完全走城市征地拆迁模式。对于艺术家的补偿，乡政府会积极协调，如果协商不成，只能走司法途径。长店村主任刘金库也表示，村民房屋补偿标准为6400元/平方米，由于艺术区房屋无合法手续，对房东的补偿标准是1080元/平方米。至于艺术家的补偿，只能跟房东协商。面对如此低廉的补偿标准，房东尚且不满意，艺术家又拿什么与房东协商呢?

　　于是，艺术区的合法性问题成了当前拆迁中最为紧迫也最为关键的问题，因为这决定着艺术区拆迁的合理性求证以及艺术家的合法权益补偿的可执行性。其实很多艺术区的开发商都存在一些不合法行为，如不合法租赁、违章建筑等。根据北京008国际艺术区内艺术家刘毅的租房合同显示，租期为30年，用于创作和居住(而该艺术区的出租方长店村村民刘金刚甚至在1998年就以长达50年的时间承包下金盏乡的这块土地，理由是发展养殖业、农产品和工业等)。而正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2001年租赁长店村土地30年，开发了创意正阳艺术区。按照国家规定，土地租赁期限最长为20年，也就是说这两个艺术区的租地合同都不合法。对此，金盏乡政府党委副书记李杰民表示，当年土地违规出租现象比较普遍，大多是闲置土地或建筑用地。为农民增收，只要所建房屋不影响公共、他人利益，乡里并不会强行禁止，而是暂时保留。至于后来土地被承租方大规模盖房出租的情况则属于违章建筑和不合法行为，因为并未取得正规的审批手续。乍看不无道理，细细想来却不是这么回事。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为了农民增收，艺术区就可以合理存在，尽管没有法律上的合法规定;一旦在艺术的名义下土地得到升值了，商业机遇来了，艺术区和艺术家成了“赚大钱”的负荷和阻碍，就又开始拿“公共利益”来说事，强调合法，完全不顾及合理的程序。另外，据某位知情人透露，除了这个原因，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在明知道国家明确的土地规划的情况下，为了获取高额的拆迁补偿，一些不法商贩和少数村干部相互勾结，肆意建造艺术家工作室，加之对艺术家不负责任的空头承诺，于是就有了现实中的拒绝赔偿和强拆行为。正因为地方上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尊”的狭隘观念，艺术区拆迁的征收程序和艺术家的损失补偿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艺术区时代的终结!?

　　这个时代，做艺术家不易，做成功的艺术家更不易，做不成功的艺术家是最不易的，需要面对一系列难以摆脱的困境和羁绊。一则是艺术教育氛围不够(从基础教育开始，艺术被作为可有可无的副科，从而导致艺术难以被大众理解和接受，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对艺术的价值认识不足(只重商业价格而不重文化价值和教育意义)。二则缺乏适合艺术发展的机制和空间，虽然被纳入到文化产业链当中，但是却很不完善，798艺术区等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逐渐丧失文化氛围和教育价值，取而代之的是高级消费区所特有的商业价值和铜臭气，以及居高不下的高额租金。三则艺术家日益沦为一种赚钱的职业，失去了自身的精英特质，丢掉了“字如其人”的自律品格。就像一位艺术家所说的那样，20年前一群艺术家讨论的都是艺术思想，一谈钱就俗了，20年后同样的艺术家再凑到一起，满口生意经和买卖八卦，可悲啊!

　　而艺术区作为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其发生、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性和线索，包括上文提到的圆明园。其一，艺术家的群体数量极大，其中能被称为成功艺术家的仅仅是这庞大群体中的极少数。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的艺术家都有可能面临经济不景气的困境，加之艺术家在创作需要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且喜欢与同行进行交流和沟通，于是他们在选择工作室的时候会以群体的方式进行，倾向于较为偏远、宽阔、安静的地区，而在北京这样的地区一定是带有城乡结合部性质的乡镇或者郊区，消费低廉，经济相对落后，社会秩序混乱，建筑也多为违章建筑。其二，艺术家在租房时，出租方一般都不是大房东，而是二房东，这些二房东因为没有什么法律依据，所以可以许下夸张的承诺。也就是说，所签的合同大多是临时协议，签约动机仅仅是因为想不到其他好的用途，暂时租给艺术家而已。一旦艺术家在使用的过程中给土地带来增值空间，艺术家就会被排挤出去，赔偿那就更不用说了。对此，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也只能表示遗憾。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北京的城市规划和文化建设。原则上讲，城市规划和文化建设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缺少文化建设的城市规划缺少内涵，沦为金钱俗世，缺少城市规划的文化建设又太过飘渺，难免高处不胜寒。中国的城市建设是世界上的三大建筑系统之一，有悠久的历史，但如今却面目全非。当北京的古城墙被毁掉之后，当熟悉的老胡同一条条的消失，当面目古怪的四合院和牌楼代替了原来的古色古香，这个城市的建筑已经不再属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了，因为人们已经无法在这座城市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根和魂。可悲的是，这就是现实。如今的城市规划完全屈从于商业和经济，市场过度发展的弊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文化艺术的精神价值完全被忽视，成为经济的附庸。于是有了对名人故居的大肆破坏，有了艺术区的强行拆迁。艺术家叶永青说，这是现在的艺术里面遇到的必然情况。很多艺术家都会寻找比较荒芜的地方，但最后这些地方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了城市化的规模，那个地方就必然面临一种改变，尤其像北京这种地方。其实，城市一直在被房地产商左右，这导致了城市公共区域越来越少，现在很多所谓的创意园都是通过规划形成而非自然而然成长的，艺术家无法左右。就像艺术届流传的那句话：艺术是个饭局，摆满了杯具和餐具。

拆迁还在继续，悲剧还在上演。但不管怎样，社会各界还是可以为此做点什么吧!

　　徐勇(艺术家)：在整个城市规划计划和拆迁计划过程中，被忽略的实际上就是艺术家群体。“艺术家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由于政府特意的规划，也并不是由于当时农村乡政府的一个规划，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状态。”对此，艺术家应该联合起来，形成呼吁力量，让政府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不能忽略艺术家群体的现实存在，给予艺术家群体以适当的条件或者给予一种方案，拿出一种安排的方案，因为这个群体对于北京城市的文化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高岭(批评家)：如果分散在朝阳区崔各庄乡一带村落里的艺术园区面临着拆迁的话，是不是朝阳区应该考虑开辟一块地方，由区政府出面，和开发商合作，作为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区来规划，“把重点落在具体的措施上，”“以低成本的土地租金，提供给来自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地的优秀艺术家，这样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本。”

　　2010年1月24日，艺术家李象群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向北京市人大递交了提案 《关于规划朝阳区东北部艺术区艺术家聚集地及过渡安置工作的建议》，提出了妥善处理艺术家的腾退时间与赔偿问题、保证正常的水电及采暖供应、及时制止开发商的欺诈性质的建筑和租赁行为、保留黑桥艺术区等年轻艺术家聚集、在朝阳区东北角规划新的艺术区等可行性建议。尽管如此，李象群觉得现实并不乐观，这些艺术区“必然会拆迁”，因为城市发展太快，艺术家被驱逐成为一种宿命。而驱动这个宿命的正是强大的经济利益。1月25日，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马路也在北京市十三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关于艺术家工作空间问题的提案。他表示，艺术家的工作室在没有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艺术家的流失是必然的。从2008年到2009年秋冬，一年多的时间，政策的转向如此之快、之大，产生的后果让人震惊。原来是浓郁的艺术创作气息吸引着全国的艺术家，尽管工作室浅陋，现在却是每天为工作空间发愁。所以，北京应该留住艺术家，特别是高素质和有发展潜力的艺术家，避免优秀艺术家流失，更应该吸引艺术家，让北京成为艺术家向往的地方。北京不但要继续保持全国艺术中心的地位，而且要有成为世界艺术中心之一的胸怀。而针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暖冬”计划由艺术维权衍生出一个新的计划，即：对未来艺术区及艺术生态的规划，本着开放、合作的态度，艺术家相信政府会以最合理、有效的方式来安置艺术区。

　　与此同时,艺术家黄锐也提出,北京市政府最近提出了三步走“打造世界城市”的城市建设目标，那作为城市的最重要公众文化领域之一的美术馆、博物馆以及艺术区的建设就应该提上议程。他建议：第一，将松下电子管厂的工厂建筑利用改造计划可发展成兼艺术、设计与设计商品综合的地区;第二，望京公园可建设两至三个公立美术馆、博物馆或图书馆，利用已有的自然环境设置一个参观并可散步的风景区;第三，草场地以东至电影博物馆似乎还可兼容至少三五个私人美术馆，或者大型艺术中心。再加上已成形的798艺术区和草场地画廊区，使这一带成为北京最集中的城市文化生态区域。

　　艺术是一种特殊存在，是一种精神的探索方式与表达方式，只有在相对宽松的土壤上才能更好地创造价值。现在看来，曾经红极一时的艺术区只不过是一场美梦，梦中的乌托邦差一点成了艺术家追求幸福的终点站。但可惜的是，梦醒了，现实依旧残酷，金钱的力量依旧强大。就像草场地艺术区的设计者艾未未说的，“政府要拆任何一块地方都是一样。因为它没有程序，连最简单的程序都没有，哪个领导一拍脑门子说行，我们明年储备多少土地，一折算，一倒手，会给我们的GDP带来多高的增长。那就是一个目标，分到各个部门执行”。真的希望，在城市发展规划上能少一些强权，多一些空间;在艺术区的租赁程序上能少一些贪婪，多一些真诚;在拆迁过程中能少一些暴力，多一些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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