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国良

      应该说，已完成的两个圆，第一个画得还令人满意，它相当圆，从想当画家到奋斗有成；而第二个圆则画得很吃力。与第一个圆相比，第二个只能算是横放着的椭圆。在国外度过的日月，真有羊肠九曲、关山难越之感。压力太大，圆压成了扁的。

      我之所以迈出了国门，一是受到当年那股出国热潮的影响；二是想摆脱创作上的苦闷，探寻新的艺术方向。

      先说第一点。那时，不少文艺界的精英人士出国了。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如陈丹青、白晋州、汤沐黎、张颂南、王垂、张明济，画《百丑图》的翁如兰等，都走了。我在美院的同学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国外。我的不少画界朋友和学生也出国了。不时有国外的消息传回来：某某在国外办展览，轰动了整个巴黎、轰动了纽约，某个大人物来酒会，来给剪彩；某个画家打进了主流媒体，进入了主流社会，由哪家大画廊给他办了展览；丁绍光、陈逸飞在国外如何如何的成功……这些信息让我听起来挺神往的。特别是在国外转了一圈回来的艺术家，人前人后就像镀了金一样，显得分外光彩，这也使我十分羡慕。所以，我也渴望着有机会出去走走。

▲史国良

      二是我的创作与当时流行的艺术风潮相背离，我的内心感到十分压抑，很想到国外见识见识。

      我在北京画院时，正赶上中国画坛上的“八五新潮”，这是美术界针对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革新思潮。有人说中国画走到了穷途末路，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拯救它。他们要引进西方现代派的东西来变革和充实中国画坛。这一变革浪潮来势之猛，对于中国美术界而言，不亚于一场大革命。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很强的要现代、要个性、要创新的风气。这股风气，在美术学院中几乎颠覆了原有的教学体系，学生不再重视绘画的基本功，放弃了传统的训练方式。画坛上，写实的学院派画法被人看不起，一下子被打到谷底去了。发展到后来，有人在美术馆借搞现代艺术大展之名，又打枪，又裸体，弄出许多稀奇古怪的事。一些离奇的行为艺术惊世骇俗：有画家在大街上手淫的；有画家在山头上裸体叠罗汉的；有的人在自己身上拉个口子，撒下麦粒，长出麦苗；还有人吃死孩子，用吃西餐的方式很优雅地吃……

▲史国良作品《金秋》

      画小品是学习中国画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小品画与大型创作不同，它比较轻松、简练、概括，小情景、小情调，生活气息浓厚。它是从速写到创作之间的一座桥梁。小品画起来方便，新的想法、新的构思都可先通过小品画来练习，实际上就是小型创作，为将来的大创作做准备。

      我在那个年代是写实派的代表人物，本来很红，很有些受人追棒，谁知一下被人推下了台，受到人们的冷落，自然不免有很强的失落感。我想这股由西方吹来的强劲之风，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我很想出去看看风头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当时对年轻人起来造反，还是有些同情的。几十年来的创作模式是将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所以作品要“红光亮”、“高大全”，创作的题材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这无疑束缚了人们对心灵的自由表达。所以人们要打破精神枷锁的艺术追求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创作思想与创作技法不是一回事，不能因为要突破思想的藩篱，就将创作技法也一并抛弃了。就拿过去一些成名的作品来说，如《毛主席走遍全国》《说红书》《祖孙四代》《八女投江》《长白青松》《矿山新兵》等等，你固然可以对这些作品的创作观念及主题提出质疑，但它们的表现技法都是很成熟、很值得肯定的。面对新思潮的冲击，我仍然坚持写实的方法，我认为艺术源于生活，如果脱离了生活，抛弃了传统，我相信自己的创作会没有生命力的。

▲史国良作品《大祥图》

       大象是人类的朋友，也是佛教中的吉祥动物，是普贤菩萨的坐骑，它深入老百姓喜爱，也是我小品画中最常画的动物之一。

      我的老师周思聪、卢沉夫妇在当时的中国画坛上是一面旗帜，原本代表着写实人物画的方向，可此时他们阵前倒戈，放弃了以前写实的手法，向西方现代艺术靠拢。老师改变了艺术思路，追随他们的一大批年轻人也跟着搞起了探索。特别是卢沉老师的水墨构成画法，影响非常之大，把人物画中“徐蒋体系”的教学方式完全否定了，解剖课、透视课都取消了，改成了水墨试验。我觉得艺术追求上要创新、要现代、要有自己的风格、要有自己的艺术语言，这些都是不错的。像我的老师，他们有扎实的根基，是成熟的艺术家，提笔造型得心应手，在此基础上去变，去开辟新路，便容易取得成果。而年轻人，特别是在校的学生，还没有掌握基本功，就去求变求新，用我的话说那是悬空造楼。

       ▲油画创作，自己画自己的现象很多，但是在国画中却很少有这种事，我在做这种尝试。

       面对国画界中的新思潮，我成了保守的典型，朋友们开玩笑说：“史国良你再不变，我们几个联合起来揍你一顿。”其实，那时我很孤独，也很消极，很失落。就在这时，我获得了蒙特卡罗大奖，这使我大为振奋，找回了自信。这个奖是西方人发的，看来在西方，所谓的现代派也未必是一统天下，写实主义作品在那里大约也有人欣赏，我有心去探寻个究竟。这时有人提出协助我出国，我马上答应了。

▲（速写）山西吕梁山区的村干部

▲（速写）二歪他爹是山西山区的一位老汉

       找我谈出国的人一个姓张，一个姓陈。老张喜欢鼓捣画，在画家圈内有些熟人。他们说我得奖在加拿大很有影响，有一家画廊主动要给我办画展。后来我知道，那时加拿大政府有个特赦令，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可以在加拿大申请移民。张、陈二人是想赶上这趟车，所以忙着办出国。那时出国审查特别严格，他二人没有出国的条件于是打出了办画展的幌子。办画展，一是要有国外的邀请，二是要有画家。他们之所以找到我，是因为我刚拿到国际大奖，在国内正红着呢，各种报刊都说这个事儿。我到了加拿大后，国内有关的新闻报道还没完呢。出国的事都由张、陈二人办，等待签证的期间，我去了西藏。到西藏没两天，他们的电报追来了，说都办好了，让我回去。就这样，我匆匆忙忙地出国了。

      我的那幅《刻经》，在获奖后被一位新加坡人买走了，所以我手里有了一点儿钱。我自已留了五千港币，其余的钱给了我妻子和我妈。给我妈的是三万块。那时人民币还没有百元面值的，最高额是十元钱一张。三万块钱拿回家，往床上一放，花花绿绿的一大堆，这可把我爸吓坏啦，忙问我：“这么多钱从哪儿来的？不干净的钱咱们可不敢要，不敢花！”我告诉他们：“这是我挣的，全是干净钱，放心花吧！”我爸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他摸钱的手直哆嗦。我在说“这是我挣的”这句话时，觉得特别自豪。我没告诉爸妈我要出国，怕他们担心。

▲（速写）西藏江孜地毯厂女工

      出国的前一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妻子玉梅把头扎在我怀里嘟囔着：“走远路，你可小心点儿，千万别让人家骗了。”说着，她坐了起来：“你把咱家的钱都带着，穷家富路。”我说：“那怎么行，孩子还小，用钱的地方多了。我能画，可以卖画，实在困难了，我就到街上去给人家画像。”我安慰着妻子，说一到就打电话给她。

      这天中午的航班，我的朋友申军谊一早就赶来送我。他在《乌龙山剿匪记》中演钻山豹，演活啦，在社会上有很高的知名度。他见我身上的裤子太旧，马上把自己穿的脱下来，跟我换了。我俩长相、个头差不多，衣服可以混着穿。

▲1989年出国前申军谊前来送行

      到了机场，检票员核对我的护照时看了我一眼，又盯着看了一会儿，像是在琢磨什么。这架势让我很紧张，心提到了嗓子眼，直冒汗，好像自己真有问题似的。半天她才说话：“怎么看你都像钻山豹呀，怎么叫史国良啦？不是叫申军谊吗？”

      真的，自从《乌龙山剿匪记》开播以来，这样的事常见。一次，我骑自行车和一位女士撞上了，她一边走一边骂：“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拍了几个臭电影吗！”还有一次，我同申军谊一道逛街，见到的人说我是真的钻山豹，他是假的。去西安，我被宾馆中的一群服务员围住了，又是照相，又是签名。我不能签史国良，那会扫人家的兴；又不能签申军谊，那样做成骗子了。处在这样尴尬的境地时，我一律都用帅帅的字体签上“钻山豹”。当然，偶尔也会有人将申军谊误认作史国良。提起这样的事，我俩总会大笑不止。申军谊是我十分要好的朋友，有时他拍完一场戏，戏装未卸，就直奔我家，一聊就是大半宿，很是投缘。

▲与于蓝老师在机场相遇

      这次出国，坐的是国航的大飞机，我是第一次坐这样宽敞的飞机。稍稍安定下来，我抬眼看到前面坐着一个白发老太太，是大明星于蓝。她是我从小的偶像，她对我笑了笑点点头，我赶忙上前和人家握手，说她拍的《烈火中永生》《龙须沟》《革命家庭》《林家铺子》等影片，我都看过。她很谦虚，说：“不行了，老喽！看你们年轻人的了，你那钻山豹就演得不错，很有个性。”坏啦，她也把我当成申军谊了。飞机上这个有趣的小插曲，暂时消除了我离家的愁绪。（待续）

       到了加拿大，我才知道根本不是自己所想的那么回事……(请关注史国良《回望红尘》连载22：移居加拿大 · 圈套)

《拉萨街头》 史国良作品

史国良
      1956年生，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客座教授。作品《刻经》荣获第二十三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为此又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荣誉嘉奖。1989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为中国画僧的传人，2010年还俗，现定居北京。（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源文来自：大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