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送地质附中的同学杨来运当兵时合影。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正在为前途苦恼的时候，北京第三师范学校招收美术班，我所在的中学要保送我，问我去不去。那时全国美术院校都不招生了，而这个地方却能学画画，而且上师范吃饭不要钱。如果去得了，那太幸福了。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怎么能不张嘴接住呢？于是我满口答应。

      其实我能上师范，完全是中学政工组的刘国钧老师私下里操作的。他特别喜欢我。我曾为他故去的老母亲画过一张像，是对着一张发黄的小照片画的，照片上的影像十分模糊，画了几遍才画成，刘老师说画得很像。

▲1971年为刘国钧母亲画的像

      他说我有才气，有画画的天赋，于是做主把我和另一个孩子保送到了师范学校去了。那个女同学学音乐，我学美术。待我入学后，中学“革委会”开会研究，要把我弄回来，让我去插队，并派专人到三师这边协调。去的人说：“史国良在政治上不合格，我们决定让他回去。”三师的领导说：“这孩子是块画画的材料，真让他回去，就把他耽误了。这样吧，我们负责教育他。”于是我留下了。而那位送我上学的刘国钧老师，则为此付出了代价，被赶出了政工组。整件事情，我是不久前才知道，这让我吓了一大跳。当年如果没有去上学，而是去插队了，我的人生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阿弥陀佛，我真该好好谢谢刘老师。

      进师范学校，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过去所谓的画画，只是一种兴趣爱好，从专业角度看，不过是没入门的涂鸦。而到了师范学校，才真正迈进了美术专业的大门，开始了我长达数年的求学之路。

▲1975年在三师与同学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人是我，当年19岁

      第三师范学校在海淀黄庄。这是我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父亲母亲真是高兴极了，尽力为我置办行装。我爸动手打了一个箱子，还刷了蓝色的油漆，安了一把小锁。我妈特意做了一条棉裤，不再是我以往穿的那种缅裆裤，前面有了开口；还做了裤衩，我过去从没穿过裤衩；做了一双懒汉鞋，松紧口的；做了一床褥子。打好铺盖卷，我爸亲自送我到了学校。

▲父亲亲自为我做的木箱

      学生分住两个宿舍，奇怪的是，一个宿舍都是工农子弟，另一个住的多是干部子弟。我们这边孩子比较穷，那边相对富裕。他们刷牙用牙膏，我们用牙粉；他们洗脸用香皂，我们用肥皂，自然而然便形成了两极分化。他们那边丢东西，老是赖我们。谁一说丢了东西，我就是特别紧张，可别猜疑到我身上来，自卑的性格已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真正使我开眼的，还不是那边宿舍里穿的用的，而是挂在楼道中的上届同学的作业。画的是石膏球、石膏方块，还有临摹的雷锋像等等。那个球，从这个方向看是立体的，从那个方向看，也是立体的，像是要从画面上骨碌下来。哎呀，画得跟真的一样，我想，完啦，我可画不出来。

▲静物素描

       在师范学校，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国画，什么是油画，什么是山水画，什么是人物画……教我的老师有汪天介、高贵生、华开进、杨全意、绘画水平都不低。他们都是老艺师毕业的，专业学得很正规，所以教得也很正规。当然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不仅完成他们布置的所有作业，而且是超额完成。

▲1974年在长城上与北京第三师范学校杨全意老师合影

      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学素描，画石膏、画鼻子、画眼睛、画方块、还有画水彩，出去写生，这些课程我学得都可以，但从来没有得过五分。我画得最好的是速写，因为这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投入，我根本没有钱去买那些颜料、油画笔、写生盒、油画箱等物品。我对速写很着迷，太投入了，每天都处在亢奋中，一点儿不觉得累。到农村、煤矿去学工学农，是我画速写的最好机会，可能给很多工人、农民画像。

▲早期速写

       我妈答应每星期给我一块钱作为日常开销，其实每次拿不到这么多，能从妈妈那里要出来三毛钱五毛钱就不错了。回家的车票是七分钱，十几里的路程，每次我都是走着回去。省出些钱来买纸、买笔。海淀那边有个废品公司，专门卖白报纸的下脚料，两毛五一公斤，我一次买好多。炭笔便宜，几分钱一根，可以画很久。攒钱攒到够买一张宣纸的时候，我就跟同学借辆自行车，骑到琉璃厂去买回张宣纸来。班里有位叫马国敏的女同学有自行车，走前先给车打好气，回来再把车擦干净。

      短短的两年时间，我不仅基本掌握了有关美术的知识，而且绘画技能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大概是我画得太勤奋了，也招来了不少异样的目光。他们说我只专不红，不写入团申请书，不求进步，走的是白专道路。“白专”在当年可是个很大的罪名，而我完全沉浸在绘画之中，对这些浑然不觉。其实，那时就是有人指点我，我也理解不了自己何以成为了“白专”。

      1974年，“四人帮”在北京饭店搞了个“黑画展”，把一些大画家的作品说成是反动的“黑画”，拿出来示众。当时学校分到了四张票，其中两张是给学生的，一个张给了我们班长，一张给了我，一个是好学生，一个是落后分子。当然，人家不是让我去欣赏名家的作品，而是让我去受教育，明白什么是黑画。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王府井，第一次走进北京饭店，也是第一次看到大师们的原作。我站在那里，震惊了。黄胄①的《任重道远》《骆驼》；还有新疆《猎鹰图》、那个哈萨克老汉歪戴着帽子，驾着鹰，眼睛是斜视的。哎呀，那血肉丰盈的人物带着满纸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我感到了心灵的震颤。再看李可染②画的漓江；黄永玉③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许鳞庐④画的青柿子和白菜……这些画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无论如何也闹不明白，这么好的艺术品怎么就成了“黑画”啦？我问身边的老师：阿老⑤画的白毛女喜儿，穿的是红衣服，怎么也叫它“黑画”呢？老师把我推到一边，瞪着我：你懂什么？回去再跟你说。

▲黄永玉 《猫头鹰》

      那天下午回来，自习没有上，我跑到颐和园写生去了。看了画展，我心潮澎湃，有着强烈的创作冲动。在颐和园听鹂馆下，我一口气画了七八张，老想着画成李可染的样子，尤其画得好的是后面很多古树衬托着一座汉白玉小石桥的那幅。看了那几幅写生作品，自己很得意。

      回到学校，工宣队的人在门口把我截住，问我干什么去啦。我如实说了，他们把我的画拿了过去，说“这不都是‘黑画’吗？”于是把我的画扣在办公室，并通知全校各班班长都来，说：“你们没有机会去看‘黑画’展，现在咱们这里就有生动的反面教材，让你们明白什么是‘黑画’。”然后把我的画全部挂到墙上，办起了学校中的‘黑画’展。

      真没想到，我平生的第一个画展，居然是在声讨中揭幕的。那段时间，我成了批判的对象，他们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要我到各班去做深刻检查。我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写的检查总也通不过，心里感到特别委屈，甚至不想活了，连自杀的念头都有。这件事拖了很长时间，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与第三师范美术班同学聚会。（前排：史国良、修谏，后排左起：李宇、贾文祥、王艺）

▲回母校北京第三师范学校，小师妹向我献花

      这一年毕业，我的同学多数被分配到了中小学，而我却幸运地分到了海淀区少年宫，在那里教孩子们美术。

     原来实习时，我帮海淀区少年宫画了一套幻灯片，内容是讲秦代的改革家商鞅立木为信推动新法的故事。这套幻灯片复制了很多份，拿到各校去放映，反响很好。于是，少年宫就主动要求将我分配到他们那里去。这使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并能在更大的空间中展开我的艺术追求。

      1975年1月，我正式上班了，不仅要对全区的孩子进行课外的美术辅导，推动美术教育工作，而且在那个政治至上的时代，还要配合运动，搞各种各样的宣传……(请关注史国良–《回望红尘》连载7：求学之路·初识名家)

《礼佛图之一》  1994年  史国良作品

     ①黄胄（1925.3—1997.4.23）中国画艺术大师，社会活动家，收藏家。黄胄独创性地将速写融入中国画，开启了全新的人物画笔墨范式，拓展了中国画艺术语言。中国第一座大型民办艺术馆——炎黄艺术馆缔造者；中国画研究院、中国工艺美术馆筹建者；黄胄美术基金会设立者。
     ②李可染（1907.3—1989.12），江苏徐州人。中国近代杰出的画家、诗人，画家齐白石的弟子。自幼即喜绘画，13岁时学画山水，一生行程数万里旅行写生。晚年用笔趋于老辣。擅长画山水、人物，尤其擅长画牛。
     ③黄永玉，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1924年7月9日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祖籍为湖南省的凤凰县城。土家族人。14岁开始发表作品，以后一段时间主攻版画，其独具风格的版画作品饮誉国内外。
     ④许麟庐（1916.10—2011.8），又名德麟，山东蓬莱人。他是中国花鸟画家、书法家、古今书画鉴赏家。
     ⑤阿老，又名老宪洪，1920年生，广东顺德人，擅绘画。现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基础课教授，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老年画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国际大学董事局名誉主席、学术委员会主席。

史国良
       1956年生，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客座教授。作品《刻经》荣获第二十三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为此又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荣誉嘉奖。1989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为中国画僧的传人，2010年还俗，现定居北京。(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