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批斗艺术家，那时的批斗会大致就是这样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说杨主任参加过三青团，是历史反革命。还说前几天有人看见她和一个叫黄翔的校长两人下班不回家，在一起喝酒，可能在一起住了，等等。其实那些事情完全是瞎说。但当时我还小，不知道在一起住是什么意思。学校“文革”的负责人让我画漫画，画他俩在那里喝酒，喝完后躺在一直被窝里睡觉。画了好几套，他们到处去贴，学校里、街道上都贴了。结果，没过多少日子，杨主任自杀了。漫画上没有点名，只称作“杨狗”和“黄狗”，而且她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这在那时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她也因此被挂着牌子批斗。所以她的死，与漫画可能没有太大关系。但她确实是在漫画贴出后自杀的，漫画是不是压夸她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呢？我至今仍然非常自责，仍然觉得自己有罪。而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认定她的死与漫画有关，于是经常在梦中惊醒，觉得自己成了杀人犯，怕有人来找我，怕追查这件事情。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人们都疯了，全国人都疯啦。这连我们这些小孩也到处找阶级敌人，经常盯着老师，看谁都像反革命，都像坏人。比我们年龄大的红卫兵把老师揪出来批斗，挂牌子，剃阴阳头，拿鞭子抽。他们从轮胎里抽出很多线，蘸上胶，捻成绳子，做成鞭子，抽人特疼。他们押着“牛鬼蛇神”老师去游街，老师头上都戴着高高的帽子，还让我在帽子上画些王八什么的。不画不行，画完之后又害怕。

▲“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专栏

      自从杨主任自杀后，我心里就有个阴影，总觉得干了坏事，怕别人说三道四，于是便力图表现得积极，总想真的抓出个阶级敌人来，立功赎罪。那时，上边今天打倒“刘、邓、陶”，明天打倒“杨、余、付”；说这个是变色龙，说那个是小爬虫。班主任申老师在课堂上讲解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一个个点那些被揪出来的政治人物的名字时，失口说林彪也是变色龙。这完全是口误，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还在继续往下讲呢，可我们这些孩子却听得清清楚楚。她敢说林副主席是变色龙，她是反革命！我坐不住了，跟同桌嘀咕一番，结果没等下课，我俩就非要去厕所，其实是跑到革委会报告去了。

      “革委会”的彭主任，听我们讲后很兴奋，说申老师是地主出身，家里还挂着“五世同堂”的扁，念念不忘她那个地主家庭，现在竟敢说林副主席是变色龙，无疑是典型的反革命！然后警察来了，让我们写材料，写好后，按手印。一按手印，心里就害怕了，那时看过电影《白毛女》，杨白劳卖喜儿被迫按手印，现在让我们按手印，肯定是特别严重的一件事情，于是浑身哆嗦。旁边人就安慰我：“不要紧，你们革命小将警惕性最高，毛主席早就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要勇于和阶级敌人做斗争。”

▲速写《画黑板报》

     申老师叫申世恩，平日对我特别好。她做家访，总是夸学生，从未在家长面前告状。她常夸我会画画，对我父母说，这个孩子特别有才气，将来说不定就是一个画家，叮嘱我父母在这方面要多培养我。我爸我妈十重视我画画，与申老师的提醒与鼓励分不开。我上课画画不听讲，申老师当然不高兴啦，但她激励我说：“你要多考一分，我就让你画。”她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我的画，每次她找我，即使是批评我，但我一看到玻璃板底下的画，就特别高兴，特有成就感。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师，我竟毫不犹豫地出卖了她，可见那时的政治氛围对一个孩子的心灵有多么大的伤害。

      抓申老师的前一天晚上，她还来我家家访主。她的脸色很沉重，轻轻地问我：“你真的听到我说林副主席是变色龙了么？”我点了点头。她长叹一声说：“唉，我怎么一点儿都不记得呢？”她临走对我妈说，不怪史国良，她是个孩子，不懂事。老师走后，我妈追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她一听就火了，拿起笤帚疙瘩没头没脸地抽打我。边打边责骂：“这么点儿小孩怎么变得这么坏，这是缺德的事，害人的事……”往常她打我，我会躲，这一次我没躲，让她抽打，只是一边哭一边看着她，我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这么做，明明爱那些老师，却去伤害她们。现在回想起来，我妈每一下抽打，都在唤醒我潜在的人性。（待续）

     申老师被关进了牛棚，让她干重活，拉砖坯。看着她被批判、挨打，我特别难受……(请关注【画说】史国良–《回望红尘》连载5：年少的记忆·忏悔)

史国良
      1956年生，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客座教授。作品《刻经》荣获第二十三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为此又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荣誉嘉奖。1989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为中国画僧的传人，2010年还俗，现定居北京。（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稿件来源：大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