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先生

我习书尤喜临《平复帖》，它是草书演变过程中的典型书作，如冬蛰初醒之龙，乍盘乍行；静中寓动，动中寓静，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平复帖》为西晋大文学家陆机所作，距今已有1700多年，是现今传世最早的墨迹。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虽不足一平尺，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印记，满纸生辉，被尊为“中华第一帖”。董其昌在《平复帖》后作跋文说：“右军之前，元常之后，唯此数行，为希代宝。”该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镇馆之宝。

说到《平复帖》，不能不提到张伯驹。正是由于张伯驹先生的倾尽生命之力，才让它完好无损地流传下来。

张伯驹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他与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清代镇国将军溥侗以及张学良４人，时称民初四公子。张伯驹虽然出身于望门，但不屑于官场生活与名缰利锁之事，而对国之瑰宝的收藏事业视如生命。上世纪30年代初期，张伯驹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第一次见到《平复帖》，深为祖国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所震撼。《平复帖》当时归道光皇帝的曾孙溥心畲所有。1936年，张伯驹得知溥心畲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流于海外，甚为不安，恐《平复帖》亦遭此厄运，立即请人商于溥心畲，恳请愿以6万元大洋相购，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1937年春节前夕，张伯驹得知溥心畲母亲病故急需用钱，便找到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做中间人，以4万元大洋将《平复帖》购得。当时北平有个文物掮客叫白坚甫，为日本人盗买了大量的中国珍贵文物，如颜真卿手书《告身帖》，就是此人卖给日本人的。他的报价就是20万大洋，但没想到被张伯驹抢了先手。可见，再晚一步，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张伯驹眼里，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的价值，超过自己的生命。抗战期间，北平沦陷，张伯驹携眷入秦，为安全计，将《平复帖》藏在衣被之中，虽颠沛流离，但《平复帖》却是安然无恙。从此《平复帖》便与张伯驹形影不离，即使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也不肯转手他人。后来，张伯驹收得《平复帖》的消息传到日本人耳中，便委托白某找到张伯驹，表示愿出30万大洋高价收买《平复帖》。“这是国宝，再多钱也不能卖。”理所当然地被张伯驹厉声拒绝。1941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张伯驹在上海突然遭人绑架，出口要300万元才能赎出张伯驹。张伯驹深知绑匪的目的是为了敲诈他的名墨字画，他悄悄地告诉妻子潘素，宁可自己死在魔窟，也决不允许变卖所藏的古代书画来赎身。绑匪扣押张伯驹8个多月，未见其心志动摇，最后无奈，写一封信给潘素，七日之内不拿出40根金条赎身，请做好收尸准备。张夫人见信泪如泉涌，深感问题的严重，于是便奋不顾身，走街串户，求亲告友，四处筹措，终于感动了一些亲朋好友，大伙解囊相助，最后终凑足40根金条，将张伯驹赎出，而古代书画却一张未动。

1956年，张伯驹同夫人潘素商量，将变卖全部家产和冒着生命危险收藏的《平复帖》无偿献给了国家，国家奖励的20万元人民币也分文未取。同时，他还连同唐杜牧书《赠张好好诗》、李白的《上阳台帖》，宋范仲淹书《道服赞》、宋蔡襄书《自书诗册》、宋黄庭坚书《诸上座帖》、宋吴琚杂书《诗帖》、元赵孟章草《千字文》等7幅书法一起捐献给了国家。这些书法极品，样样都是天价。诚如故宫博物院专家章宏伟所言：“张先生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

更可贵的是，历代的包括帝王在内的大收藏家，都在《平复帖》上钤下了自己的印迹，只有这个张伯驹，却不留丝毫痕迹。就平复帖而言，在它遇到最大风险的时候，有了张伯驹，这是平复帖的福分，也是中国人的福分。

既不为利，也不图名。张伯驹是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

永远的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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