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1日上海一家晚报突然刊登了上海博物院书画研究部三位研究员的联名文章，公开质疑《功甫帖》为伪作。由此引发了20世纪以来规模最大、最受社会关注的真假论战。
      《功甫帖》水墨纸本，写有“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共二行九字。
 
      历史上清代安歧《墨缘汇观》李佐贤《书画鉴影》，翁方纲《復初斋文集》都有记载。近代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大家张衡《张葱玉日记》以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也曾涉及。
2013年9月19日纽约苏富比秋季拍卖，这件仅九字的《功甫帖》一鸣惊人，最终以822万美金成交，购买人为上海著名收藏家刘益谦。
 
      刘益谦1963年生于上海，现任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世纪90年代，中国恢复艺术品拍卖之后，刘益谦成为第一批进入市场的藏家。在十余年的岁月中，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被时代所淘汰，而刘益谦确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长为全球中国艺术品市场中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之一。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全球中国艺术品市场中的多项纪录。
      2013年12月就在人们热烈期待能在上海亲眼目睹这件充满传奇的《功甫帖》时，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的文章，宛如晴天霹雳让中国文物界以及全球中国艺术品市场愕然无语。这不仅仅是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学者及研究员在非专业学术媒体上公开指责私人在市场上所购文物之真假，同时这一行为也似乎公然违背了中国文博界所敬奉的人文精神。
      纵观全球中国艺术品市场，每当天价拍品诞生总会伴随着关于真伪的论战。对此，市场人士和藏家早就习以为常。因为即便是国家级文博机构在市场中的收购行为，也有着同样的命运。
      2002年国家文物局收购米芾《研山铭》，2003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购隋人书法《出师颂》都曾遭遇来自社会各界的无理责难和恶意抨击。
特别是在故宫收购《出师颂》的过程中，更是备受磨难历尽坎坷。
 
      与许多文物相比，《出师颂》这件清宫旧藏珍品，可谓来源清晰，史料详实。故宫博物院为慎重起见又组织当时中国古代书画鉴定最权威的七人小组，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凯、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进行再确认。按理,如此大规模的学术鉴定所得出的结论，已是毋庸置疑。但就在一夜之间不知从何处冒出无数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挥舞着伪学术的大棒伦向这些权威名家。平常为人谦虚、谨小慎微的老先生们，不曾见过此般阵容，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紧接着又出现了阴谋论。揭隐私、挖绯闻，一时间七人小组成员承受了精神与肉体上的巨大痛苦，但最终他们还是主持正义将珍宝收归国有。
      十余年后的今天，历史再次证明了他们的光明磊落。此时此刻，恐怕已没有人再敢妄自菲薄《出师颂》等中国文物的珍贵性。只可惜，那些曾经为此而奋斗的勇士们大部分已长眠于地下，无法听到后人对他们的赞扬与忏悔。
      然而，曾经的悲剧今日又在重演。
      刘益谦尽管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上身经百战，但三位上博研究员的奇袭让他哭笑不得。按理，刘益谦应该感谢三位热心研究员雷锋式的服务。以往，要组织如此规模强大的团队，不仅要提供高额的研究经费，更要看学者对于文物学术价值的认同。真正的学者、专家不会因为金钱的诱惑而放弃自身的道德底线。此时，这三位研究员突如其来的热情，不仅提升了《功甫帖》的地位，而且坚决捍卫了刘益谦个人的利益，毕竟他已经为这件《功甫帖》支付了800余万美金。
      按照苏富比的惯例，如果有二位以上博物馆级研究员对某件拍品提出质疑，竞买人可申请退还拍品。如此一来，各方可谓皆大欢喜。三位研究员获得崇高敬意，刘益谦不仅避免了损失，今后又有三位高人保驾护航，绝对是如虎添翼。但这一切并没有向被设计好的方向发展。刘益谦这位投资界的奇才，偏偏选择了一条荆棘之路。刘益谦认为：“学术应该以科学、严谨以及事实为基础。三位研究员在未见《功甫帖》实物的情况下，断然认定《功甫帖》为伪作，究竟理据何来？”。
 
      面对刘益谦的应战，研究人员又抛出其二、其三之文章，但始终没有说明到底是否亲眼看过《功甫帖》。就在这胶着与混沌之中，2014年1月28日一位自称上海收藏家鉴赏家及刘益谦曾经的密友颜明，发表《致刘益谦的公开信》再次将此事引向歧途。细看公开信的内容，颜明大肆赞扬了上博研究人员的壮举，称三位人员力排众议，秉持学术精神，敢说真话，守卫着公众利益，他们是文博收藏界的良心。同时，大吐苦水，说自己曾为刘益谦鞍前马后，不辞辛苦。甚至于刘益谦在投资北京匡时拍卖之后，又是如何肝脑涂地、呕心沥血，到今天却沦落到如此下场，着实令人伤心欲绝。
      然而，如此一封争宠失恋的公开信，在公众看来并没有丝毫价值。
《功甫帖》事件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不断蒸发扩散。土豪刘益谦，损失五千万，这些迎合了某些公众山寨心理的内容，不断被媒体挖掘放大，同时吸引了更多的群体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
      2014年5月故宫书画专家杨丹霞也发表公开信，力挺《功甫帖》为伪作，并称不用看实物，就知是假货。如此这般一来，上博专家、故宫专家形成强大阵营，誓将土豪刘益谦打入万丈深渊，永世不得翻身。
      然而，事态并没有因此而平息。文博界与收藏界都隐约感到《功甫帖》真假之争的背后，似乎隐藏了一个秘密。剖析此次《功甫帖》事件，围绕刘益谦仅留下三个人的身影，上海颜明、上博钟银兰、故宫杨丹霞。然而公众没有想到的是，这三位表面完全独立的个体，其实早已是多年的合作伙伴，一条无形的利益链条已经将他们紧紧地拴在一起。许多时候如果不通过颜明，你很难请到钟银兰或杨丹霞为你鉴定书画。特别是拍卖行就更加清楚，一件拍品有没有专家文章，直接影响拍品的成交价格。
     由于国家文物局严禁现职专家使用单位头衔参与市场点评与交易。所以敢于蔑视一切又肯为利益署名故宫或上博的专家，一直以来都是市场的宠儿。你敢得罪她，只要一句话就让你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
 
      钟银兰，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员。50年代初期，钟银兰从一个初中生成为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1959年由于鉴定人才青黄不接，组织上特别安排钟银兰正式开始学习古代书画鉴定，期间她刻苦勤奋，终于在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中有所建树。在钟银兰的一生中，最辉煌之事莫过于挽救北宋王诜名画《烟江叠嶂图》。50年代大师谢稚柳鉴定《烟江叠嶂图》为北宋王诜名画真迹，但无人相信。谢稚柳为此蒙受多年不白之冤。此后，正是由于钟银兰的努力，不仅证实了这幅名画，同时也洗刷了谢稚柳大师的冤屈。至此，钟银兰逐渐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不畏权威，敢于挑战。
2003年就在故宫决定购买《出师颂》之后，钟银兰同样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钟银兰认为“出师颂有一个破绽，就是晋墨二字写在了有五爪龙的纸上。而宋时只有三爪龙，四爪龙，没有发现过五爪龙，因而这两字不可能是宋高宗所写……”。当时，古代书画七人小组都还健在，其权威毋庸置疑。但钟银兰依然敢于大胆提出异议，否定权威定论，可见其性格中的挑战之精神。
 
      杨丹霞1965年生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父亲杨臣彬50年代学习于南京军事学院，后到故宫从事书画研究，师从徐邦达。正是由于父亲的言传身教培养了杨丹霞对中国书画特有的聪慧。杨丹霞在进入故宫之后业务能力更是突飞猛进，从中国近现代书画到中国古代书画，可谓无一不精无一不晓。正是由于杨丹霞的自信，使她同样敢于挑战。
      关于存世三幅郎世宁《平安春信图》的真伪，杨丹霞与宫廷画研究权威聂崇正的论战，至今让人回味。
      如果你在网上检索一下，许多拍卖公司和鉴定中心的顾问都有杨丹霞的名字。不知道她真的兼职其中还是名气太大，被所有人利用。但杨丹霞高度介入拍卖行业就连她自己也并不否认。杨丹霞在接受一些杂志的采访时谈到：“当初跟随我挑选场中精品，一掷百万金的内地买家，曾几何时，是意气风发，聛睨一切的场中王者……”。
      颜明早年是混迹于上海滩的文物掮客。由于他一副斯文外表，为人又聪明好学，曾博取过不少上海老藏家的欢心。终于，颜明抓住了了一次机会。在他的精心计划与游说下，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著名资本家的旧藏，从此一跃成为收藏家、鉴赏家。
      刘益谦由于为人豪爽出手大方，身边总是汇集了众多的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即为他掌眼又给他提供藏品。颜明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刘益谦和颜明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与信任。刘益谦在购买古代书画时，颜明的判断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从颜明曾经发表过的言论以及对刘益谦的赞扬中，可以感受到颜明对刘益谦的谦卑及尊重。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俩人的关系出现了隔阂。对于颜明来说，如果失去刘益谦这样的客户，其损失之大不言而喻。在危机之下，颜明一方面加强与学者们的情感交流及利益输送，同时暗中出钱出力利用电视媒体抢夺业界话语权。据市场资深人士透露，市场上一直流传着书画鉴定专家一手托买家一手托卖家的传言，似乎都与颜明有着某种联系。
      在上海颜明更是把钟银兰照顾得无微不至。据市场传言，钟银兰的经纪人同时也是她儿媳妇高某所经营的欧懋国际，承揽了上海多家拍卖公司展览所用展板工程，其背后活跃的也是颜明。虽然此消息尚未证实，但传言所涉及的细节颇耐人寻味。
      2014年5月26日，北京天问国际拍卖公司总经理季涛状告故宫书画专家杨丹霞名誉权纠纷案，在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颜明再此期间特意飞往北京与杨丹霞约见，这一切看来并不是偶然。
 
      我们在颜明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到颜明把自己描绘成一位道德高尚的君子，坦坦荡荡不为利益所动。但我们不禁想问，就在全国人民为钓鱼岛之事愤慨之时，2013年11月，颜明悄然访问东京，秘密参加了日本右翼反华势力的聚会，为帮助他们筹措资金，颜明主动参与鉴定并协助其变卖中国文物。对此事，颜明颇感自豪，事后特意将他与日本首相安倍的合影在行业内广而告之，以彰显其人脉与实力。
 
      此次刘益谦在决定购买《功甫帖》之前，颜明曾极力反对并联合众人劝说刘益谦放弃购买。对颜明这一反常举动，有人说；是因为他与纽约苏富比中国书画主管张荣德之间的私人恩怨，又有人说；颜明想重新获得刘益谦的信任……。总之，围绕《功甫帖》所发生的这些奇奇怪怪之事，让人充满了疑惑。
      此时此刻，关于《功甫帖》真伪的学术之争，似乎已成为某些人图谋称霸艺术江湖的工具，而《功甫帖》事件的背后，又是谁策划了这起艺术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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