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曾说：“吾昔日游京师，见溥心畬，作画出入古今，以为平生所见一人。及至上海，识湖帆先生，其人渊博宏肆，作画熔铸宋元而自成一家，甚服我心，乃知天下画人未易量也。”长期以来，吴湖帆始终处于海上画坛“盟主”地位，他因此也就习惯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另一方面，吴湖帆的收藏富甲一方，他还常常喜欢出示，与同道者分享阅画的快乐，再加上他那过于艺术化的人格和爱交游的禀性。“梅景书屋”的访客鱼龙混杂，而其收藏更让人垂涎三尺，这样，灾祸便在不意间到来了。一九四五年冬，吴湖帆突然被国民党驻沪部队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抓捕，并被幽禁于锦江饭店，理由是他与汪精卫等汉奸往来密切。消息传出，整个画坛为之震惊。人们不禁会问，吴湖帆素来清廉自守，何以与奸佞扯上关系。原来，汤恩伯当时暗中取泰州梅姓孪生姊妹为妾，为取悦“金凤”、“金凰”这对姐妹，汤竟异想天开，托钱大钧向吴湖帆商借宋人《汤叔雅梅花双爵图》，因为此画既有“汤”、“梅”，又有“双爵(双雀)”，拟筑“双爵楼”，还准备请于右任题写匾额。吴湖帆与汤恩伯素昧平生，断然拒绝。汤恩伯恼羞成怒，以“附逆媚敌”罪，对吴湖帆实行逮捕。虽说在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和汪精卫、陈公博等汪伪高官偶有接触，相互还有些唱酬之作，但这只是文人间的笔墨游戏，绝没有所谓的“附逆”。后经好友叶恭绰从中斡旋，重获自由，但吴湖帆内心的愤懑和痛苦难以言表。

　　“性格即命运。”吴湖帆是个大艺家，但在为人处事上却如孩童般天真、幼稚，在思维方式上更属于“线型思维”，非白即墨，不会拐弯抹角。这种个性在经历了“幽禁”那样的人生重创后，仍没有丝毫改变。后来，收徒一事又惹来不少麻烦。

　　由于吴湖帆有着高超的画艺，丰瞻的收藏，慕名前来拜师者络绎不绝，而他只要认为属可造之材，便欣然纳入门下。其中有些学生如徐邦达和陈迦庵等原本已有自己的导师，他们愿意成为“梅景书屋”弟子，只是想再多学些东西，况且之前也知会过他们的老师，从而避免冲突的发生。但偏偏有位叫杨石朗的年轻人没有告知他的老师、同样也是山水画大家的贺天健。这小小的疏忽，最终酿成了吴湖帆与贺天健的悲剧。

　　贺天健是被称为诗、书、画三绝的丹青高手，他的山水画更是别具一格，其特点在于南北两宗兼取，或者说既学四王吴恽，亦师四僧梅清，后来更上溯宋人，这在当时的山水画坛是极为少见的。尤其难得的是他取法虽然广泛，但是却善于将前人的章法化为自家的法门。

　　贺天健童年丧父，由祖母一手哺育成人，家境清寒。所以性格上略有些怪僻急躁，且有些神经质。平日里他自视甚高，天真而又恃才傲物，很有些狂狷之士的味道。但他极富正义感，因他体格魅伟，孔武有力，如果邻里间有恶人惹事，他总会挺身抗击，从不妥协。和吴湖帆一样，他也富有艺术家的气质，年轻时常以京剧丑角中的“矮步”取悦于同道，还乐于引吭高歌，“娇娇这个好名词，决计我们不要，我头顶天，天不高，我脚踏地，地不摇……”据说，这首晚清时期女学堂里流布甚广的歌，是他的拿手好戏。虽说生性耿介，但他对学生倒是尽心尽力，往往毫不保留，倾囊相授。陆小曼便是他的弟子。不过，他最看重的学生还是杨石朗。杨石朗比贺天健小二十五岁，出身于农民家庭，因父亲早亡，直到九岁才勉强入学，没读几年，就因家庭实在入不敷出，只得去布店当学徒。但他就是爱画画，用微薄的积蓄，买了一本《芥子园画谱》，每日临摹不辍。可能因为同样的境遇，贺天健对杨石朗视如己出，格外关照，同时也看中了他的才华与天分，故将其认定他为自己艺术上的唯一继承者。在贺氏悉心指点下，杨石朗画艺大增。不久，贺氏又为他张罗画展，并亲自主持、评点。这样，杨石朗便在圈内崭露头角。然而，那时的杨石朗终究还停留在临摹珂罗版的水平，而贺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古画真迹，他无法与那些古人直接对话。于是，他想到了吴湖帆。经王季迁介绍，列于“梅景书屋”门墙，“转益多师亦我师”，杨石朗此举自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他没有事先会知贺天健。得知消息，贺天健自然怒不可遏，伤心欲绝，继而迁怒于吴湖帆，责备他抢夺自己的学生，并断然与吴湖帆恩断情绝，老死不相往来。而吴湖帆事先却毫不知情，自然倍感委屈，向来我行我素的他也不可能因此屈服，两人硬碰硬闹得不可开交。虽然经各方协调，两人关系有所缓和，当时的《新民晚报》甚至还以《吴湖帆和贺天健握手言和》为题发表新闻，但这毕竟只是表面文章，内心的疙瘩很难解开。

　　 但是，没人想到，这桩公案日后居然会影响吴湖帆和贺天健的艺术轨迹。一九五六年筹备成立上海中国画院，叶恭绰提议吴湖帆出任院长。消息传出，各种非议此起彼伏，一时间暗流涌动。经过三年的拉据战，有关方面还是决定请丰子恺出山任院长。有时候，即便是大师，也会有”死穴”，此时的吴湖帆完全没法清高，觉得自己被彻底抛弃了，沮丧、落寞不禁袭上心头，这一切都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没过几年，吴湖帆先后两次中风，根本无法提笔作画。所幸的是，通过治疗，吴氏身体逐渐恢复，并在一九六五年创作那幅《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但他毕竟已没有了往日的那种豪迈与激情，似乎这个伟大的时代与他渐行渐远了。同样，才气逼人的贺天健也再没有实现自身艺术上的突破。建国初期，贺天健敏锐地意识到，快速变化的时代将会对传统艺术带来什么样的巨大变化，因此他开始改力于新山水的研究和创作。他那种新的审美趣味曾得到傅抱石的肯定。贺天健六十九岁那年晋京举办画展，傅抱石还专门撰文介绍。但因种种障碍，他终于没能像傅抱石、李可染那样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新山水图式。所以，有人认为“若不是与曾经作为海上山水画领袖的吴湖帆的芥蒂导致难以收场的局面，在以吴湖帆为代表以“四王”及宋元根基的‘摩登山水’审美遭遇困境的情况下，不但谙熟四王、四僧以及宋元诸家笔墨，而且迅速理解了新兴审美内涵的贺天健，是并非没有可能成为海上山水画坛新一代领军人物的。”

　　只可惜，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中国山水画艺术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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