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台湾地区美术史上，杨英风（1926-1997）是一个特别的个案。因为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20世纪中日美术关系史，研究20世纪台湾地区美术发展史，杨英风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个案，都是需要精心研究的课题。其意义表现在：1、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包括台湾的日据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其经历与这个时代的关系；2、在20世纪中后期中国艺术发展的变局中，杨英风的时代使命给与艺术发展的影响；3、20世纪中国雕塑艺术发展过程中本土雕塑家的成长经验；4、20世纪中国雕塑的发展与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景观艺术与公众生活的提升；5、在现代艺术教育的影响下，20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与佛教造像的时代特色；6、造型艺术从平面到立体、到综合，现代艺术的时代演变，其历史过程所表现出的艺术发展的规律；7、艺术的多样性表现与多样性表达的艺术，所反映出的艺术家个体创作的经验，在观念与技术方面的辩证关系，对于21世纪艺术家艺术素养的要求；8、杨英风的成功经验对于21世纪中国艺术发展的借鉴。

　　在杨英风这一个案中，“回到中国”的经验又成为个案中的个案。对于出生在台湾，接受的是日本文化教育，而中学时期学习在北京，又有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留学一年的经历，而后于抗战胜利后回到台湾，在台湾生活和创作了50年，其间还于60年代在欧洲寓居了3年。在这样一份艺术履历的对应下，会有可能产生各种各样发展轨迹的联想，或倾向于日本文化，表现出日据时代殖民统治者意欲斩断与中华文化联系的影响；或融汇于欧洲的艺术时尚，连接这一时期台湾现代艺术思潮的前沿；更有可能皈依于台湾本土，成为回归本土文化思潮而有所成就的范例。可是，发生在杨英风身上的一切都出于常态之外。这是因为杨英风21岁时利用暑假前往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惊慑于中国佛像雕刻的庄严与恢宏，杨英风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最重要的领悟就是‘回到中国’的这个大主题的寻觅和彻悟。”——这是他第一次对中国文化发自内心的感动。自此在“魏晋美学”的影响下不仅与“佛教雕刻”结下了不解之缘，更重要的是将这一美学思想带入各个领域的创作之中，将生命的、生态的、生活的美融入到时代的肌体之中，为20世纪中期之后的台湾艺术带来了时尚的古风。

　　带给杨英风一生以重大影响的第二次感动，是从1963年到了欧洲之后，寓居欧洲3年，目中所见与心中所想完成了他心灵的洗礼，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经过一段“无形”的时期走到了“抽象”的迷茫和彷徨，杨英风进入到一种新的“写实”和新的“具象”之中，却和原有的“写实”和“具象”又完全不同。而支撑这一转变的则是他骨髓中的东方美学体系。不同于他人的是，他在现代艺术的思潮中没有迷失于观念，在罗马的行旅中也没有迷失于西方，反而更坚定地“回到中国”。

　　可以说，“回到中国”是杨英风一生成就的基础，从代表性的凤凰题材和佛教主题，到基于中国传统的景观设计，他“循着自己民族的经路，探索着时代的动因，表现了‘心眼’所见”，为台湾造就了时代的艺术景观，也改变了台湾的艺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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