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人笔记野史或今人的著述论文,多将慈禧太后描绘成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才女。

    “传说”中与真实的慈禧

    曾侍从慈禧太后的德龄说,慈禧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比较有名的稗史或传奇,可说的确是有几分研究,为寻常人所不及。曾为慈禧太后画像的美国女画家卡尔说她不但能作诗词,且出笔清新,非同凡响,颇得“大宗气派”；还能以文言写文章,“振笔疾书,洋洋千言不穷,斯真稀有之才……彼于古名家之诗文词,能滔滔背诵,如数家珍。”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明确记述慈禧太后“工试帖诗”,从其所载的两首试帖诗来看,不仅文字对仗工整,而且很有意境。《清稗类钞》还记载她“善书画”“喜作擘窠大字,亦临摹法帖,作小楷。尤喜绘古松,笔颇苍老”。清末学者费行简也说她“书法端腴”。清末太监信修明回忆:“太后喜写‘龙’‘虎’‘福’‘寿’大字,六尺、八尺,极有气魄。”

    2002年至2011年,国内多次举办书画展,均有慈禧太后书画作品展出,有媒体称赞其“画艳惊众人”。

    然而,我们看到的一些慈禧太后亲书真迹,与上述书法、绘画却有极大反差。

    咸丰十一年(1861)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合发动辛酉政变前,她亲自起草将肃顺等人解任的密谕。

    从这封密谕,我们不难看出慈禧太后的文化素养其实不高。第一,字迹歪歪扭扭,看不出有任何书法功底,与世间所传慈禧太后御笔书法大字比,更有天壤之别。第二,她的文字和文化基础并不好。密谕共237个字,其中有错别字12个,达16处之多,而且语句多不通顺。如“进成(城)后,在(再)传旨著恭亲王总理赞襄正(政)务,是(当)否,求兄弟著议”,23个字中有4个明显的错别字。第三,她本人亦知自己文化水平有限,故在密谕中有“求七兄弟(指奕譞)改写”之语。

    光绪三十年(1904)慈禧太后抄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虽较前述谕旨的水平有所提高,但字体结构仍然呆滞松散,笔力稚嫩。将以上真迹与世间所传慈禧太后亲书的“福”“寿”等大字立轴比较,明显非一人所书。

    世间流传多为代笔之作

    笔者认为,世间流传的所谓慈禧太后书画真迹,或多为虽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实由他人捉刀代笔的伪作,理由有几点:

    第一,在中国,书法、绘画都需要基本的技能技巧,故有“书画同源”之说。慈禧太后的文字书法未达精谙之妙,其绘画不大可能有精湛造诣。

    第二,《清稗类钞》称慈禧“喜作大字,用丈余库腊笺,书‘龙’‘虎’‘松’‘鹤’等字,岁多至数百幅”。如此大量的书法作品,已届老年且身体并不强健的慈禧太后恐怕难以独自完成。卡尔曾说,1903年“见太后方持其如椽之笔,濒濡其毫端于一大砚台中。既见墨色已浓淡得中,遂振笔疾书,一挥而就。全字长可四英尺,作‘福’‘寿’等字样,笔力绝劲,不作一毫巾帼气”。但从清宫老照片来看,慈禧太后并不算高,1.60米左右。一位身材不高、年已68岁老人的体能,怎能支持她挥动如椽大笔,振笔疾书横宽“四英尺”的大字?

    第三,徐珂记载慈禧并不擅长用笔端正、力求形似的工笔画,其绘画风格为写意。然而,目前我们看到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的各种画作,却恰是用笔工整谨严、细腻逼真、线条流畅的工笔画,而不是纵笔挥洒、墨彩飞扬的写意画。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绘画风格差异。

    第四,早已有人指出慈禧太后的书画有捉刀代笔者。徐珂指出,她于“万几之暇,辄画扇及立幅以赐大臣。患不能给,乃觅代笔二人。一为归安姚彦侍方伯之嫂,一为云南缪中书嘉玉之妹(即缪嘉蕙)”。缪嘉蕙多次指出,慈禧太后曾亲选18名最优秀的画家,“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为慈禧作画。这些画师被分为三组,每组每月为她作画十天。”太后“在这些画上盖上自己的名章,再请翰林院的翰林们附上几句相关的诗,每当宫里举行宴会时,她就把这些画赠送与人,好像这些画都是她自己画的”。

    上述史料充分证明,现在世间流传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印章的诸多绘画作品,以及大字立轴或对联等,是他人代笔、代书的捉刀伪作。前引诸多著述之所以对慈禧的文化素养多有溢美之词,有的是因为带有个人感情色彩,有的则可能是由于作者并未见过慈禧真迹,只见过代笔之作。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尽管慈禧太后的文化学养并不太高,但与清廷其他后妃相比,仍属综合素质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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