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国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谈到了他“现在特别想离开宋庄”，并提到“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艺术本身要形成市场，而不是依靠地产”；另一方面，又有人质问，宋庄已经变成了“泛行画艺术基地，鲜有艺术价值和文化贡献”。而有关北京798等艺术区的艺术机构维权的新闻，也不时见诸报端；自去年以来，广州红专厂要拆除的消息同样是一传再传……听起来，中国艺术区的问题纷繁复杂，似有多座大山压顶。因此，我们邀请业界专家，力图透过现象看本质，揭开国内艺术区的根本性问题和可能的出路。

　　房租压力：艺术家和艺术机构难容身

　　全国各地的艺术区，多数位于老厂房里，像北京的798、上海的莫干山原来都是电子厂，上海的红坊原来是钢材厂，广州的红专厂原来是罐头加工厂……这些地方出租后，被艺术家开发成艺术区。而最近两三年来，一直出现艺术区的画廊等被强行断水、断电，被迫关门等情况。知名当代艺术家、策展人徐子林告诉记者，核心问题就是房租不断增长导致的矛盾。

　　徐子林说，艺术区的空间基本都不是原来的国有厂方直接出租给艺术家或艺术机构的，因此出现了二房东、三房东等奇特现象，如此层层转租，最后导致房租变高。另外，随着城市规划的发展，这些本来位置不太好的厂区，慢慢地进入到城市的焦点位置，房租自然也就逐步上升，譬如798，再便宜也要一平方米四五元了。而艺术机构又不像咖啡店、服装店等小的商业空间，只需要几十平方米就可以充分利用，艺术机构要办展览，对空间的要求会比较“奢侈”。大空间的租金和收益之间的矛盾，让多数艺术机构难以承受，画廊的经营压力很大。另外，租约通常也比较短，一般就是一年一签或两年一签，艺术机构处于一种动荡状态，很难做到长期规划。“如果说为了逃避房租的压力，艺术机构迁移到更加偏僻的地方，又会有人流方面的问题。交通不方便，观众不愿意去，同样很难经营。而在798、莫干山这些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的艺术区，有些艺术机构又抱怨，来的观众不少，但并非目标客户群，很多都是游人或学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些画廊要收两元钱的门票，像尤伦斯则要十元钱的门票，他们的目的就在于拦截一部分非目标群体，同时又可以获得一点资金收入。”

　　曾经参与过全国艺术区调查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总监滕宇宁也表示，2007年，很多艺术家离开宋庄，就是因为租金上涨。“对于处在起步阶段的艺术家，甚至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的艺术家，租金的上涨很容易就影响到生存。”

　　产业化：地产入侵与管控加剧

　　而房租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主导因素？滕宇宁认为，中国的艺术区最开始都是模仿国外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基本构成——画廊、艺术家工作室、艺术空间等其实跟国外很像，但为什么会存在诸多的矛盾，说到底还是机制问题。国外的文化区是一个地理和文化上的概念，而国内的艺术区发展成熟后，有时就会被国家接管，变成产业基地，在管控上日渐加强，不可能像国外那样“野蛮生长”，地产也随时可以打着艺术之名入侵。

　　滕宇宁说：“2005年我们去宋庄调查时，还是很自发的状态，后来也慢慢向艺术地产的方向发展，因此房租提高得非常厉害，很多艺术家难以为继，不得不离开。后来的小产权问题，也影响了艺术区的发展。现在，政府方面还有建动漫产业区之类的规划。798的发展程度高了以后，也变成政府的一个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而最典型的是曲江，文化产业园区带动了地产，房子因此卖得非常好。”

　　滕宇宁表示，艺术区的产业价值一上来，艺术的生存空间却越发狭小了。有些展览，尤其是当代艺术中实验性很强的展览，可能就会被控制得比较严，失去了之前大家聚在一起探索、实验的自由度。“这样的问题，在北京发展得比较成熟的艺术区还可能被看到、被讨论，在南京、西安等地，可能完全被产业化所吞噬所遮蔽了。问题还没暴露，就已经转向了。”

　　至于艺术区里的商业化倾向，滕宇宁认为，本来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在国外，藏家或者大众要买最流行的画作、最新锐的作品，就会到艺术区的画廊去。“而中国，艺术家多数还没有被画廊所代理，没有规范的运作渠道，藏家只能直接到艺术家工作室跟艺术家谈，艺术家也就必须花很多功夫应对市场，根据市场的需求调整自己的创作，因此，商业气息更浓。”同时，滕宇宁又指出，其实，还是有很多艺术家只关注自己的创作，但由于他躲开了商业，在这个商业化程度高的环境中自然会更加“无名”。“如果实地去艺术区走访，还是能接触到这样一批在做实验性探索的艺术家，他们在默默地坚持着。艺术区生态对他们来说也就显得尤其重要。”

　　新尝试：重回原生态

　　滕宇宁告诉记者，去年冬天，他们在宋庄完成了一个“白庙计划”的实地调查。白庙是宋庄边缘上的一个小村子，艺术家们仍然和当地村民生活在一起，继承着最原初的宋庄艺术区模式。“艺术家们也意识到创意的产业化、地产的介入，给他们的生存和创作带来了种种问题，所以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和村民达到一种新的和谐。譬如尝试着联合起来直接在村民家中做展览，探索一种新的方式。”

　　不过，徐子林却认为，像宋庄这类艺术家聚集的艺术区，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初，由于艺术市场处于疲软、冷淡状态，艺术家需要彼此取暖，互相鼓励，因此有其特殊的存在价值。而今天，由于网络的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已经发生急剧转变，艺术家的聚集效应也出现了改变，扎堆的意义已然被逐步消解。“像宋庄的艺术家即便是邻居，也很少有实际的交往。作为创作的艺术区，功能确实在削弱。”

　　对此，滕宇宁却认为，艺术区的意义不局限于交流本身。“艺术家创作时确实不太交流，他们只是向往一种较为自适的创作空间，而且艺术区这种机制肯定比普通公寓要方便一些，大家时不时地聚聚，可以让生活更有趣。另外，藏家去一趟艺术区，可以多走几个工作室，如果离得远，机会成本也会大大增加。因此，很多艺术家还是不愿意放弃艺术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尽管徐子林认为创作型艺术区的功能在削弱，不过，他也强调，无论是哪种业态，政府对艺术区中的艺术群体、艺术机构都有扶持的必要。“艺术家是流动的，可谓城市里的游牧民族，针对这个群体进行扶持，意义更大。目前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看起来交易量很大，其实真正落实到活着的具有探索性、思想性的艺术家身上的，很少。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艺术区，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借鉴国外对艺术的扶持方式。譬如设立基金会的制度，鼓励艺术家、艺术机构自由申请，要做到公开透明，不能有暗箱操作，让草根的探索性艺术获得成长的可能。否则，几年后，我们的当代文化艺术会进一步落后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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