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书画检测的部分仪器。图一为“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图二为“Bruker傅立叶变换红外及拉曼联用仪”，图三为“便携拉曼光谱仪”。

　　近日，有冯远、刘大为、苏士澍、欧阳中石、施大畏等众多名家作品参展的“澹然无极——中国书画名家司法保真学术提名展”在北京开幕。书画界2010年的开场戏无意间将关键词聚焦在“防伪保真”之上，折射出这一问题已成影响中国书画产业发展的重症。

　　展览办得热闹，吸引了书画、收藏等各界人士近400人前来参加。对于主办方打出的“司法保真”，参与者多有争议，认为其法律效力还值得商榷；而对于“科技防伪”，则发声者寡，以高科技对书画作品进行防伪，被认为是较之传统经验鉴定更为有效可信的鉴定方法。

　　“ 科技检测无疑有助于书画防伪，不过，科技检测并不等于科学鉴定的全部，传统的经验鉴定也是一门科学。”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研究中心主任尹毅认为，如果说经验鉴定是中医，那么科技鉴定就是西医，治中国书画市场之顽症，需要中西医结合，建立将经验鉴定的方法与科技检测的手段相结合的现代的书画鉴定科学体系。

　　尽管工程浩大而艰难，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正在团结各方力量，以“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等国家课题为平台，打一场规模空前的赝品阻击战。

　　“高仿”之惑

　　2009年上半年，因为工作，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闫贤良去了一趟深圳。

　　这一趟短暂的出差，让他印象深刻。在当地一家著名的印刷企业，他见识到了处于领先地位的无网点印刷技术。近年来，该企业高调进军高仿真复制画市场，通过自身积累的丰富艺术资源和高科技复制技术，将世界名画及艺术精品制作成适合空间装饰的复制画，向市场推出。

　　身处企业举办的展览现场，看着对照展出的名家原作和企业高仿作品，高工闫贤良为文化科技的迅猛发展深深震动：“如果说以往的书画仿品，通过画面上的网点以及没有墨色渗透效果等特点，还可凭眼睛直接辨认的话，现在这些通过无网点印刷技术双面印刷、几可乱真的高仿作品，即使专业人员恐怕也不易辨识。”

　　“ 高仿”书画不仅可以用于遗产保护，而且也能让平时难得一见的高雅艺术飞入寻常百姓家。对于企业倡导的艺术平民化理念，闫贤良深表赞同。不过，这位长期关注公共文化权利的文化科技专家也心存疑虑：在市场秩序尚未进入良性发展的阶段，高仿作品会不会为人所用，转身而成为扰乱市场秩序的赝品？如果传统的经验鉴定在高科技仿品面前无计可施，赝品泛滥的中国书画业又何以立足？

　　这是书画鉴定遇到的新挑战。在尹毅看来，解决这些问题，出路恐怕还在于建立经验鉴定与科学检测相结合的书画鉴定科学体系。

　　事实上，不只是高科技的仿品不容易辨识，许多以传统手段作伪的赝品同样让行家“走眼”。

　　比如以手工制作的书画赝品中，与真品材质相同、手法相近的高仿品，用目测很难辨别；这类赝品，往往几经转卖与赠送，随着时空的转换，藏家的转手，其鉴定难度会越来越大。在水印基础上又加手绘、且与原作材质相同的现代高仿品，辨认难度较大。珂罗版印刷、丝网印刷造制的限量高档复制品，可以达到十分精确的程度，经特殊装裱之后，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而现代无网点印刷的赝品，装裱之后也很难凭目测识别。

　　而这些地方正是科技鉴定这双火眼金睛的用武之地。尹毅说，通过书画鉴定的科学仪器，可以看到书画材质方面的深层信息。以古画为例，不同朝代的书画材质不完全一样，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画纸也会发生变化。通过科技检测古代书画纸的信息，可以掌握各时期书画材质的共性与特点。如果在检测中发现古画的纸绢材质特征不对，就可以判定作品有问题。而墨色、印泥等也都有其成分特征和时代印迹，肉眼看不出来的地方，用科技检测的方法就可以检测出来。

　　历史上，以科技手段鉴定书画真伪的案例不在少数。1965年，慈善家保罗·梅隆把一幅据称是1440年绘制的世界地图(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50多年)捐给了耶鲁大学。这个古代地图事件公布于世后，因其空前精确的绘制挑战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说，其真伪立即成为业内人士关注与争论的焦点。后来，美国的凯瑟琳·布朗用拉曼光谱仪对地图做了扫描，在碳黑墨水下发现了锐钛矿物质成分，而锐钛矿是1925年才被开发启用。根据此地图内部含有的物质成分可以断定此地图是1925年后的绘制品。

　　辨伪之难

　　以科技检测来辨识书画真伪，也并非能够“处处绿灯”。特别是遇到与古代原作同时期的赝品，以及后人用老纸、老墨等老材料制作的高仿作品，以科研设备来检测真伪就会备感困难。

　　而用科技手段来检测当代书画作品，也存在着很大难题。许多当代书画家的创作用材习惯多变，使用的纸、墨、色、印泥品种繁多。早年家境贫寒使用廉价书画纸，成名成家后用纸越来越讲究的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有些书画家在笔会活动中所使用的书画纸、墨、印泥等材料往往具有偶然性。因此，依据书画家使用书画材质的习惯来鉴定其作品，就难以使人信服。

　　“因此，科技检测必须与经验鉴定相结合。如果说经验鉴定是中医，通过望、闻、问、切诊断病情，那么用于书画鉴定的光谱仪、显微镜等科技仪器，就像西医中的X光和CT。中西医结合，更有利于对书画真伪做出科学的鉴定。” 尹毅说。

　　事实上，辨伪之难不止于此。辨伪先须识真。而无论是从经验鉴定还是从科学检测来说，在识真上目前都有“短板”。

　　一方面，经验鉴定固然是一套科学体系，不过，书画鉴定家的培育需要有条件熟识大量书画原作，而中国书画的经典真品却散布在海内外许多博物馆和藏家手中，有机会看到一部分就很不容易，欲看全部则毫无可能。因此，无所不能的书画鉴定家是不存在的，一个人只能成为某一方面、某一时期或某一领域的鉴定专家。因此，经验鉴定常有局限之处。

　　而从科技检测来说，搜集用以比对的书画真品的信息，同样面临不小的难题。由于书画真品散布于不同单位和不同藏家，要征集尽可能多的真品信息，就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做协调工作。而对于博物馆或者藏家而言，出于藏品安全的考虑，且不说出借藏品或者让他人收集信息，即使让人多观摩一次，也是甚感为难的。为了实施“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这项国家课题，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曾在这方面下过大工夫，尽管得到了许多博物馆和藏家的支持，不过，尹毅他们对于其间的艰难是有深刻体会的。

　　由辨伪到防伪

　　对于古代绘画而言，随着时间的流逝，其纹理会有所改变，书画纸和墨色会褪色，印泥也会渗透和蒸发，这些变化正是科技检测的切入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它们进行鉴定相对容易，而现代绘画，要从材质上辨伪难度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现代防伪系统就显得尤为必要。

　　事实上，为了防伪，已有许多书画家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办法。比如齐白石就在墨里掺过中药；许多画家则采取定制专用纸的办法；也有人在印章上做文章；而采用DNA防伪和指纹防伪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

　　事实上，传统的书画防伪系统——印章与签名面对现代科技造伪手段，其防伪功能已大减。

　　尹毅给记者看了一张表格，是安徽泾县某宣纸厂的库存陈纸、老纸清单。该厂受一些书画家委托，为他们生产了专用纸。之后，宣纸厂又把多生产的库存书画纸出售给他人，以从中牟利。福州书画院1998年定制的红星纸，每刀1.5万元；冯大中1997年定制的书画纸每刀8000元……表格之上，画家、画院的专用纸全部明码标价。“有时候，定制专用纸的画家个人还没拿到这批纸，而用画家专用纸制作的假画就已经出现在北京市场上了。”尹毅说，“如此一来，专用纸搭建的防伪墙形同虚设。”

　　而防伪措施的使用，应该尊重作者的意愿，像DNA防伪、指纹防伪等等，不仅效果有限，还很容易泄露作者的隐私，许多书画家对这些措施都不甚认同。

　　建立现代防伪系统，还需要依赖技术的进步，开发一些新的防伪手段。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书画真伪鉴定中心现在正在建设“中国书画鉴定数据库”。该数据库以传统鉴定的文本资料和科技检测的图像表格等多种格式库存书画作品、书画作者、流派及美术材料等信息。在防伪方面，书画真伪鉴定中心将尝试数据库备案法，即通过科学仪器随机确定信息采集点，采集他人无法复制的信息，并保存在数据库，以此作为将来鉴定的比对数据。

　　无论是辨伪还是防伪，都是系统的工程。要将书画赝品阻击于市场之外，就要对美术发展史有所了解和把握，不仅包括每个时期的画家，包括其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也包括书画材质的演变和技法的演变等等。为了做到“识真”，尹毅和他的团队在开展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研究的同时，也在开展中国画新材质新技法研究、中国画艺术生态研究等相关研究，从美术生态、艺术谱系的角度进行梳理，为真伪鉴定系统和防伪科学系统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规范中国书画市场，离不开研究，离不开科学的鉴定方法，同样也离不开体制的规范和引导。只有多管齐下，各部门合作，才能推动中国书画艺术产业的良性发展。”尹毅坦言。

　　本报记者 汪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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