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我无意中在网上发现我父亲蒋兆和一九四○年所作的《邵芳》画像。漫游网络，我找到了载有这幅画像网文的作者李昌玉先生。

     他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是这样写的：“邵芳已在二○○九年去世，她的丈夫在一九八七年去世。她有一位养子，我和他没有联系。蒋兆和的画我只有照片。”邮件还附上了一个Word文件，是他写的一部邵芳的传记。这部传记令我惊讶，原来邵芳曾在一九四四年只身去了莫高窟，在常书鸿领导的敦煌研究所工作过。一九四八年她与丈夫赴美国定居，这位临摹敦煌壁画的第一女性画家，国内却近乎无人知晓。

     接着他的第二封邮件说：“幸好我还活着，因为我患肺癌五年了，也七十九岁了。”以后他陆续把所有的文字与图片材料快递给我，问我是否可以找到出版社出版。我读到的他写的邵芳传记完成于二○○三年，十年过去了，这部内部书稿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内却无人问津。这让我产生第二个惊讶。

     邵芳来到美国后学习建筑，曾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建筑大师莱特（Frank Lioyd Wright 1867-1959）的爱徒。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她与丈夫在俄亥俄州与西佛尼吉尼亚州交界的一片森林中建造了具有莱特大师风格的木屋，起名“翼然亭”。晚年的邵芳将她在四十年代临摹的敦煌壁画全部珍藏在翼然亭。正像传记作者所述：说起敦煌，她就两眼熠熠生辉，陷在深情的溪流之中，敦煌永远活在她的心中。

     当邵芳在偶然间认识了李昌玉后，就把一大摞在敦煌的日记拿了出来，这些日记详细记录了那个年代的敦煌生活。而李昌玉来美国是为看望在美国工作的儿子，帮助照看孙子。他是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不会电脑。为了这份可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他开始学习使用计算机，将沉甸甸的几十万字的日记、笔记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电脑。

     邵芳去世后，邵芳留给李先生出版邵芳传记的委托书便成为一份嘱托与责任。在我与李昌玉开始在网上交流的时候，他说他正在做第十七次化疗。我帮助他编排，帮助他找出版社，帮助他找赞助。每一次与他沟通，他在回答我的问题的同时常告诉我喘不上气，化疗很痛苦，但是他坚持着。一天我收到他的快递，打开一看，是两份委托书，一份邵芳给作者的委托书和一份作者给我的委托书。又一天，他打来电话，我听到了他的声音：“你不要安慰我，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我想看到样书。”

     邵芳传记《奔向千佛洞》的样书连夜打印出来，直接送到了济南的医院，还未设计封面的白色封皮上，我写道：时间在停留，生命在延续，打开这本书吧，生命正在创造奇迹。

     李先生在病床上兴奋地看到了样书，奇迹般地给我发来邮件，他说：“是像模像样的一本书，很大气，确实是图文并茂。我感到很好，现在是写不出来了。”“如果你能促成出版就感谢你了。”他还嘱咐我一定要找到邵芳的干女儿张伟民，她可以帮助我。他在邮件中形容“玛丽埃塔邵芳的家，没有熟人做向导，恐怕找不到。从华盛顿去，要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四百公里之间，全是茫茫的森林，只有两个小镇”。

     或许是一种缘分，让我在网上与李昌玉联系上不久便认识了美国的张伟民。邵芳曾资助张伟民完成毕业论文——纪录片《房子的精神》，记录的正是邵芳与她的翼然亭，后来这部影片在美国多次获奖，现在她是美国旧金山大学专授电影专业的终身教授。短短的几次交流便让我感觉出她的热情与四射的青春活力。来往的半年多时间里无论她在印度拍片，还是在加拿大，还是在洛杉矶好莱坞电影节做评委，还是在接待中国电影代表团，她总是从繁忙的时间里及时给我回信。她说本来可以带学生来北京，但是实习的计划改变了，于是她便委托她的朋友和她的哥哥专程从美国给我送来她的纪录片的光盘，以便在编辑这部传记时，可以摘选其中的邵芳精彩的画面。而出书的进展她也用英文与远在俄亥俄的邵芳的养子一次次地讲述与沟通。

     当我把李先生的图文资料整理编排好时，我写给出版社的信难以抑制激动：邵芳，是一种精神，一股力量，传递给李先生，又传递给陌生的我。现在传递给了你们，敦煌艺术出版社。当我在网上找到你们的通讯地址时，我兴奋，终于到家了。邵芳的遗愿可以交给你们完成了。恐怕没有人知道七十年前在敦煌，有张大千，有常书鸿，还有一位美丽的邵芳。她回家了，带着她记载的敦煌宝藏。

     我很快收到了出版社的回音：“非常感谢你对我社的信任和支持，将如此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作品投递到我社。”

     传记中有段精彩的段落，是这样描述的：常书鸿带着沙娜，迎着塞外呼啸的寒风，怅然若失地告别了千佛洞。邵芳说：“沙娜就像我的女儿。”一路上极尽呵护，关怀，疼爱。

      当我把初步编排好的传记通过美术理论家刘曦林先生传递到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手中时，我接到了已经八十多岁的常女士的电话，她的声音非常激动，她说：“邵芳在千佛洞一七二窟临摹了一幅大画《西方净土变》，当时我就在她的身边，向她学习描稿、勾线、着色的技法”。她欣然挥笔为书写序，并且在她的支持下，敦煌研究院成为这部书的赞助单位。该研究院的赵声良博士参与了具体的出版编辑工作，他一一考证邵芳的画稿，指出画稿中所标识的窟号是采用张大千的编号，与现在的不一样了。关于邵芳的《西方净土变》，作者李昌玉说邵芳存有墨稿，但是画太大，他无法拍照。他懊悔地对我说：“我怎么没有拍照呢，哪怕是一个局部。”已经远离俄亥俄的作者的儿子文青也加入了出书的奋斗中，通过他再次与邵芳养子联系，虽然养子将另外一张作品传了过来，却能让我感受到他们对出版这部书的热盼。最后赵声良博士深入调查后，告诉我这幅作品原作仍在敦煌研究院保存，二○○八年首次参加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敦煌艺术大展。赵博士提供了原作照片，使这本书没有遗憾地展示出了邵芳的代表作。赵博士说，在条件落后的四十年代，邵芳一个人完成这幅大作，其功力是显见的。

     正像赵博士在后序中所说：“由于文献记录的缺失，对于敦煌艺术研究所早期的开创者的历程，我们知道的十分有限。这部书完整地记录了邵芳作为一个画家奋斗的一生，虽然她在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事临摹工作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在她的艺术生涯中，敦煌艺术却一直闪烁着迷人的光彩。”

      《奔向千佛洞》如同邵芳复燃的心，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拨动着北京、济南、兰州、敦煌、旧金山、俄亥俄，连接着中国与美国。正在书即将印刷的时候，济南传来作者李昌玉先生逝世的噩耗。在以后的日子里，一颗心变成了两颗心在跳动。敦煌出版社王忠民社长亲自挑选印刷厂，当王社长拿着成品送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看到书印刷得非常精美，正文八十克纸，加了护封，封面压膜，印刷厂选自深圳，这无疑要增加许多成本。可是社长说书的价值比金钱重要。

     接着我带着书飞抵美国旧金山，作者的儿子与儿媳在机场迎候。随后张伟民开车陪伴我去了作者所描述的那个美国东部的森林中的翼然亭，将书送到邵芳养子手上，为此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邵芳与作者的遗愿。

     我们所看到的翼然亭已经与张伟民拍摄的电影中的翼然亭大不一样，人去楼空，一片凄凉。我们看到了邵芳的老师陈少梅的作品，已经一半霉烂。邵芳的日记原件以及大量的画稿都未能看到。

     我带着蒋兆和的《邵芳》素描画像登上了回北京的班机，在我即将离开美国的时候，墨迹未干的《奔向千佛洞》一书进入了美国国会图书馆。

 

 敦煌文艺出版社

二○一三年八月版

（作者为蒋兆和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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