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于传奇色彩的风尘女画家-潘玉良
画家小传：潘玉良，原姓张，后随夫姓，改名潘玉良，又名张玉良，字世秀，安徽桐城人，1895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中国著名女画家、雕塑家。幼年时就成了孤儿，14岁被舅舅卖给了妓院作歌妓，17岁时被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赎出，纳为小妾，改名潘玉良，居住在上海乍浦路。
热爱艺术的她，于1918年考进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朱屺瞻、王济远学画。1925年她以毕业第一名的成绩获取罗马奖学金，得以到意大利深造，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潘玉良是民初女性接受新美术教育成为画家的极少数例子。潘玉良，画家、雕塑家。毕业于巴黎及罗马美术专门学校，作品陈列于罗马美术展览会，曾获意大利政府美术奖金。
纵观潘玉良的艺术生涯，可以明显看出她的绘画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断碰撞、融合中萌生发展的。这正切合了她"中西合于一治”及“同古人中求我，非一从古人而忘我之”的艺术主张。对此，法国东方美术研究家叶赛夫先生作了很准确的评价：“她的作品融中西画之长，又赋于自己的个性色彩。她的素描具有中国书法的笔致，以生动的线条来形容实体的柔和与自在，这是潘夫人的风格。她的油画含有中国水墨画技法，用清雅的色凋点染画面，色彩的深浅疏密与线条相互依存，很自然地显露出远近、明暗、虚实，色韵生动……她用中国的书法和笔法来描绘万物，对现代艺术已作出了丰富的贡献。
1977年，这位旅居法国的一代画家逝世于巴黎。 遗作和遗物，已运回中国合肥市。
富于传奇色彩的风尘女画家-潘玉良
翻开中国近现代画史，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女画家就会跃入眼帘。她是民初女性接受新美术教育成为画家的典型，她以常人难于想象的毅力付出了许多牺牲，用自己一生的承诺实践着对艺术的追求。她，就是我国著名旅法画家潘玉良。以上海为起点，潘玉良曾两次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的巴黎孜孜不倦地从事艺术活动达50多个春秋，完成了她从孤儿----雏妓---小妾----艺术的追求者---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世界艺坛的著名艺术家的传奇一生。她的油画作品融合中西，色彩线条互相依存，用笔俊逸洒脱，气韵生动，赋色浓艳，雍容华贵，别有趣味。作为外国人眼中有艺术天分的中国人，她的作品曾多次入选法国具有代表性的沙龙展览，并在美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举办过个人画展，曾荣获法国金像奖、比利时金质奖章和银盾奖、意大利罗马国际艺术金盾奖等20多个奖项。在她不平凡的一生之中，除留给世人的2000多件艺术作品外，还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潘玉良，原姓张，出生在古城扬州一个贫民家里。一岁时丧父，两岁时姐姐死了，到了8岁时惟一与之相依为命的母亲也不幸离开了入世，失却了生存支柱，孤苦伶仃，被舅舅收养。谁想舅舅好赌成性，在她13岁那年，为偿还赌债舅舅竟把她骗到芜湖，卖给了县城的怡春院，当了雏妓。
在多次逃跑，上吊均以失败而告终后，小潘玉良的心渐渐地冷了下来。在这该受诅咒的妓院里，她从来的第一天起就没有了做人的自由，和其他姐妹们一样，她只是老鸨眼里的赚钱工具。尽管如此，可在她心里，总是有一丝连她也说不清的希望始终藏在深处：我会出去的，我会出去的。她每天都会这么模模糊糊地想。
17岁那年，潘玉良因姿容清秀，气质脱俗，渐已芳名远播，成了芜湖地界令人瞩目的一株名花。这年，正巧海关监督潘赞化来芜湖上任，当地乡绅富豪为了讨好他，特地选玉良来弦歌助兴。在接风宴席上，玉良轻拨琵琶，慢启朱唇，珠圆玉润，一曲《卜算子》古调在厅内婉转回荡：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
曲子重复了两次，凄怨悠远，渴望幸福和自由的旋律，在厅内久久萦回。潘赞化原是桐城才子，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反封建反压迫运动是的风云人物。不意在今天的应酬场合，竟听到如此辛酸悲凉的唱腔，不由他对眼前这位青楼女子细细地打量起来，良久之后，他试探性地问玉良：“这是谁的词？”玉良一声长叹：“一个和我同样命运的人。”
改变潘玉良人生轨迹的人-潘赞化
潘赞化又问：“我问的她是谁？” 玉良象是回答又象自语道：“南宋天台营妓严蕊！”潘赞化暗暗地点了一下头，凝神地瞅了她一眼：“嗯！你倒是懂点学问。” 听到夸奖的玉良有些腼腆不安，红了脸答道：“大人，我没念过书。” 潘赞化感到意外地“啊”了一声，一缕惋惜怜爱之情油然而生：“可惜呀，可惜！”这不过是短短地一两分钟的对话，却被商会会长意味深长地看在了眼里，盘算在了心里。
当晚，潘玉良被满脸堆笑的老鸨和商会会长逼上了车，作为他们孝敬总督的礼物送进了潘家宅邸，要她好生侍候总督大人。当她战战兢兢地来到潘赞化的房门外时，潘大人出乎意料的派人把她送了回去，为了照顾她的颜面，约她第二天去看风景并送了她一包银子给老鸨交差。虽然回到怡春院后，因没达到此行的目的而挨了一顿打骂，潘玉良的心却第一次感到了轻松，在度日如年的漫漫长夜里，她第一次体会了一个男人的善良和爱护。第二天，她如约前去陪潘赞化出游，在美丽如画的芜湖风景里，她恍若隔世般地沉浸于潘赞化对名胜古迹的耐心讲解，忘了自己身份的低微，更忘了世人的冷眼和歧视，这真像一场梦啊，这场景不正是她内心深处的那份渴望吗？敬仰和爱慕使玉良不曾开启的少女情怀如花般绽放。
夜幕又一次不遂人愿的降临了，潘玉良听到了潘大人吩咐车夫的声音：“送张姑娘回去。”回去？她蓦得一惊，老鸨和会长交待的任务又没完成，回去就意味着万劫不复，与其让他们折磨死，不如冒险求求潘大人，这是她目前惟一能够得救的出路了。主意拿定，玉良“扑通”一声跪在了潘赞化的面前，泪水盈盈地恳求道：“大人，求求您，留下我吧！”她的这一举止使潘赞化有些吃惊，他确实同情和怜惜这个文静雅致的姑娘，但是已有妻室的他却从没想过这个念头。望着潘赞化不解的目光，玉良鼓足勇气说：“他们把我当鱼食，想钓你潘大人上钩，一旦你喜欢上我，就找你讨价还价，给他们货物过关行方便，否则就以你狎妓不务关务，败坏你的名声！你若赶我回去，他们就说我无能，就会找流氓来害我，我知道大人是正派人，留下我对你不利，可我没办法啊！”这一席话使潘赞化的面上现出严竣的神色，他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出去，当夜将自己的卧室给了玉良住，自己在书房支了一个床铺。
潘玉良自画像
这一夜，潘玉良辗转反侧，很久没有睡着。潘赞化冒着嫌疑，不顾忌自己的名誉收下她，又让出了房，让她觉得不安。她并没想到自己这一勇敢的决定不但改变了她的一生，而且为中国增添了一名世界性的艺术家，她只想到不用再回怡春院了，是正直的潘大人救了她，她一定要好好报答大人的一片好心。一股莫名的暖流使她有些兴奋，怎么也无法入睡，索性悄悄起床，披上外衣，坐在案前，捻亮了灯，找了一张纸，在上面画起了她从小喜爱并熟悉的莲花。
阳光似乎在一夜之间照亮了潘玉良的生活，她觉得自己一下子有了依靠，有了期待，有了对正常生活的渴望，这种感觉在潘赞化带给她一套新编高级小学课本并手把手教她识字时更为强烈。她不敢奢求什么，只要能在潘大人的身边做一人佣人，能天天看到他，听到他的教诲，她就心满意足了，因此当潘赞化决定把她赎出来，送回老家做一人自由人时，她就像一只从天堂不小心跌进了地狱的羊羔一样无助。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她早已没有了亲人，在她的心中，潘大人就是她的亲人，是她能够领悟生活也有美好一面的明灯，他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她的惟一，离开了他，她将一无所有。于是，她再一次的求他让她留下来，而这次，她的真情彻底地打动了潘赞化的心，他对姑娘的心岂无所知？他长她12岁，又有了妻儿，他不愿意委屈了这位聪明纯洁的姑娘。可外面早已是满城风雨，谣言纷纷，舆论已经把他们的命运联在了一起。
潘玉良作品
1913年，潘玉良和潘赞化在陈独秀的证婚下，正式结成伉俪。新婚之夜，玉良改张姓潘，一为显示自己对丈夫的感激之情，二为表示自己新生活的开始。
婚后不久，潘玉良随丈夫告别了伤心之地，来到上海，安置了新居，崭新的生活开始了，她像春暖花开时节的雏燕，迎着明媚的春光，要学着飞向天空。
他们住进了渔洋里一幢石库门房子，渔洋里是上海的一条普通的街道，路窄房低，居住的多为中下层知识分子，《新青年》杂志就诞生在这里。他们所住的院子不大，一条灰砖砌的围墙低矮得像一只桶箍，松散地圈着一楼一平两列排成角尺形的半旧房屋，角尺的空当，长着一棵香樟，地下积了层已变枯干了的像细碎桂花样的樟花余香仍然清洌芬芳。他们花了几天时间购置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布置好了房间，经过玉良的双手，这个小家已显得典雅洁净。她还特地把她画的凝聚着他们爱情的“荷花”，也从箱子里拣出来，贴在他们卧室的墙上。
潘玉良作品
为了不中断玉良的学习，忙于商务的潘赞化为她聘请了个教师，请来的先生每天上午为玉良上三小时课，下午玉良就作练习。她如饥似渴地学习，长进令老师感到惊奇。有一天，她无意经过邻居洪野先生窗口，发现洪先生在作画，从此她就常常偷偷逗留这窗前，屏声静气地观看，尽管每次都是静悄悄，后来还是被洪先生发现了。洪野当时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色彩学教授，在见到了潘玉良自己临摹的习作后，他不相信地看了玉良一眼，这哪像一幅完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的习作，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她激动了。从此，家务之余，潘玉良随洪教授学习绘画，开始了她充满坎坷的从艺之路。由于潘玉良天资聪慧，毅力过人，因而进步飞速。洪野先生给潘赞化的信中欣喜地写道：“……我高兴地向您宣布，我已正式收阁下的夫人作我的学生，免费教授美术……她在美术的感觉上已显示出惊人的敏锐和少有的接受能力。”
1918年，在丈夫和老师的鼓励下，潘玉良报考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面对众多参加考试的考生，她从容不迫地挥动着画笔，顺利地完成了答卷，当洪野老师告诉她，她的成绩是最好的时候，她是多么的激动啊!她以为终于以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别人的肯定，可是在发榜的那一天，她找遍名单也没见到自己的名字，原来当时的教务主任考虑到美专为画模特儿一事已经引起一次风潮，受到了社会的攻击，再接受一个出身青楼的女子入校，可能会把学校的牌子砸了，竟没有录取潘玉良。这个消息无情地粉碎了玉良满是希望的心，她的脸在瞬间苍白了，一路踉跄着回到住处，她竟然连哭的气力都没有。艺术是真实的，严肃的，可是来为艺术制定标准，建立规则的人却是虚伪的，肤浅的。社会的舆论，封建的卫道士，这些就像一条无形的绳子，紧紧地拴在艺术的脖子上，使它在20年代的中国举步维艰。
苏州河边，心灰意冷的潘玉良静静地站着，任河风默默地吹着她的秀发，憔悴不堪的脸上像冻了一层冰。为什么 ，为什么老天对她这么不公？为什么人们总是揪着她的过去不放，而不肯给她一个做人的机会？她原以为嫁了人，远离了事非之地就可以重新生活，谁知恶梦中那狰狞的耻辱竟如此的根深蒂固。 “玉良，玉良！你被正式录取了！真的，刘校长亲自来通知你啊！”洪先生惊喜的声音打断了她的冥想，她回头正迎上刘海粟校长那慈祥的笑容。真的，这是真的，刘校长在真诚的向她祝贺，老天，老天听到了她的呼唤，她一下子哭了出来，可这泪里含着笑啊!
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潘玉良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勤奋刻苦，成绩优异，经常受到教师和校长刘海粟的激励。黄浦江边的晨曦，苏州河畔的落日，虞美人的墓地，黄道婆丝业的遗址，一张张画卷，送走了第一个学年。第二学年开始，班里开设了人体素描课，面对健美的裸体少女，风景画一向优秀的潘玉良找不到了以往的自信，很少挨批评的她第一次感到了难过。一天，她到浴室洗澡，看着雾气腾腾的洗浴间，她的眼睛放出了光彩，虽然开了一年的人体课，画模特儿的机会还是很少，她很不满意自己这门功课的成绩。学西画这是个关键的课程，她很想能多有些机会来练习。这不是个练习人体动态的好机会吗？她放弃了洗澡的念头，就跑回宿舍，拿来了速写本和铅笔，借卧位的一隅，迅捷地画了起来。她沉浸在艺术实践的兴奋中。浴池的哗哗水浪和特有的嗡嗡声响，她一概听不见，她思维的弦紧紧拴在健美的人体和线条之中，灵感启开了感觉的心扉，笔尖流泻出浓淡相间感觉准确的线条，几笔就能构成一个潇洒的体态，几张浴女群像一挥即就。就在她全心全意完成画时，不幸被一好奇的女人看见，于是一场骚乱开始了，混乱中她死死地把画护在胸前，在一位曾在美专做过模特的女孩帮助下，狼狈地逃离了浴池。
潘玉良作品
这一场意外的风波，使她受了不少惊吓，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她决定以自己为模特儿。星期天，她回到家里，插好门窗，拉上布帘，生起一盆炭火，室内暖洋洋的，她坐到穿衣镜前，慢慢地脱去衣服。整个下午，她都沉醉在艺术冲动里，不曾歇息。这张不完全肖似自己的裸体画，她仿佛能触摸到肌肉的弹性，能感觉到血液在皮下流淌，在巧妙地隐去了面孔后，她满意地笑了。这一被命名为《裸女》的习作，后来在学校举办的师生联合展览会上展出，一时轰动全校。校长刘海粟召见了她，亲切地询问了她这幅作品的成因，她如实地讲了。刘校长默默地看着脚下的泥土，脚尖敲打着地面，良久才说话：“玉良女士，西画在国内的发展受到很多限制，毕业后还是争取到欧洲去吧！我来给你找个法文教授辅导你学习法文！”
在征得丈夫的同意和支持后，潘玉良自上海启程，满怀憧憬地踏出了她求学欧洲的第一步。到达法国后中，她先在里昂中法大学补习了一个月法语，就以素描成绩优异考进了国立里昂美专。1923年，又转插到巴黎国立美专，师从达昂·西蒙教授。这期间，她与中国同学徐悲鸿，邱代明等，在巴黎的凯旋门，在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上留下足迹和身影。两年后，其绘画天赋得到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教授的赏识，直接升入该系三年级学习，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艺术之都罗马，它以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和丰富的艺术珍藏称著于世界，在这里，她成了高级学术权威琼斯教授的免费学生。1928年，她油画专业毕业，正式考入了琼斯教授所授课的雕塑班。
远在国外的潘玉良并不知道，这一时期国内虽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但许多军阀却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新贵，引起了人民和同盟会会员的不满。潘赞化的老友柏烈武几乎为此罹罪杀身，他也受到牵连，丢掉了海关监督，只在南京政府实业部给他安排了个专员闲职。本来就很少的留学津贴，早就时断时续，再加上丢掉官职的潘赞化心里不快，也很少给玉良写信。这样一来，即便是节衣缩食，她的生活还是受到威胁。她不得不常常饿着肚子去上课，脸颊有饥饿的侵蚀下渐渐清瘦，变得灰黄起来。
1929年的春天，她一连4个月没有接到家信和津贴，身体虚弱的连走路都觉得有些吃力，雕塑时往往感到头昏眼花，体力不济，但要强的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咬咬牙休息片刻，又继续学习下去。终于她发现自己的视力不行了，离她不太远的模特儿，她分不清鼻子眼睛的位置了。连塑架上的泥胚也模模糊糊。就是自己手中的泥土，她也辨不清颜色了。她一吓非同小可，她要是失明了，那课怎么办？完不成学业，她怎么回去见亲友和老师？她的异常引起了琼斯教授的注意，在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教授的眼睛湿润了：多好的学生，艺术的生命力在哪里，就是无数像潘玉良这样爱艺术，视艺术为生命的人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支撑起来的。 “你一定要去治疗，画家怎么能没有眼睛？”教授激动了，他捧着同学们和自己的捐款，用劝慰的口气说：“这不是募捐，也不是可怜。这是抢救艺术，抢救为艺术而工作的眼睛。快收下吧！”潘玉良犹豫了，她感谢大家对她的关爱，可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她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正在双方相持不下时，她收到了欧亚现代画展评选委员会给她的汇款，上附言：“潘张玉良女士，你的油画《裸女》荣获三等奖，奖金五千里尔。”正是这笔雪里送炭的汇款，帮她战胜了饥饿，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和答辩，在即将举行毕业仪式时，潘玉良与在欧洲游历的母校校长刘海粟不期而遇。异国重逢，她无比激动，一把抱住老校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眶里只是泪花。第二天，她特地邀请老校长参观了她和同学们的画室，在老校长的面前，琼斯教授把赞美之词毫不吝惜地给予了潘玉良，异国教授和同学的推崇使老校长为自己的学生感到非常快慰和自豪。当下，刘海粟校长给玉良写了聘书，回国后，聘任她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
1928年冬季，带着圆满和喜悦，潘玉良学成归国，结束了9年异国飘泊的艰辛日子，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西画系主任。两个月后，王济远先生为潘玉良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这次画展共展出了200多件作品，震动了中国画坛，《申报》为此发了专题消息，远在罗马的刘校长得知后也发来电报祝贺。第一次画展的成功给刚刚回国的潘玉良带来了极大的自信，她随后再接再厉， 1932年，她在上海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游欧回国的刘校长亲临画展，校长在那张《浮山古刹》前停住了，他指着画对身旁围观的人说：“你们看，好一座别致有趣的古刹，可谓是淋漓逼真，惟妙惟肖，它说明了作者西画功底坚实，也表现了技巧的纯熟，意境不错。”在场观者无不赞同，可老校长话锋一转：“可是，我不喜欢也不主张这种素描，我主张借鉴西方的艺术，用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绘画艺术……”玉良受到了震动，她认真思量，自己作品缺乏个性，之后，为了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营养，她走遍黄山、庐山、浮山、扬子江等地，以小学生的谦恭，广拜名师，古从石涛、八大、沈石田，近到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黄宾虹、林风眠，采百家之长，酿自我之蜜，在峰巅、峡谷、画室、课堂、河畔、林荫奋战。两年后她展出了别开生而的新作，受到了人们的赞誉。她的第四次画展在明复图书馆开幕，展出了百件近作。其中《我的家庭》、《瘦西湖之晨》、《白荡湖》和《春》引起了画坛的轰动。参观者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把个明复图书馆搞得热闹空前。还有不少美术青年，不远迢迢千里，慕名而来。她常常被他们围住，向她讨教绘画技法。
正是潘玉良事业鼎盛时期，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中国处在了民族危难之中，成千上万的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挣扎在死亡线上。面临着亡国灭种之灾，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掀起了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抗战期间，潘玉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美术界义展义卖活动，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结果受到一些无耻之徒诽谤攻击“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等等谗言污语。玉良不为所动，她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她创作油画“白菊”，寄托自己对艺术，对爱情的无限忠诚。1936年，她举办第五次个人画展，这成为她在祖国的土地上最后一次画展。展品中有幅大型油画《人力壮士》，画面上所表现的是一个裸体的中国大力士，双手扳掉一块压着小花小草的巨石。践踏东三省的铁蹄，虎视神州大地的充血眼睛，怒吼的风云，受难的苍生，人民的呼号，权贵的置若罔闻，在她心中组成了一支悲壮的大合唱。她想藉着对力的赞美，来表达对拯救民族危亡英雄的敬意。前去参观的许多观众久久地停留在这幅画前，默默地感受它的震撼。潘玉良很爱这张画，想自己保藏。然而画展开幕那天，教育部长王雪艇提出要买这张画，她也不好拒绝，以1000大洋定了下来，议定画展闭幕时取画。不料就在这天晚上画展遭破坏，《人力壮士》被划破，边上还贴了张字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旧时伤疤又一次被别有用心的人残忍地揭起，潘玉良呆立当场，望着被破坏的乱七八糟的展厅，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不可遏制地涌上了心头。多少年了，有些人还是不肯放过她的过去，可是现在的潘玉良不再是当年那个柔弱的小姑娘了，多年的风雨磨难在丈夫潘赞化对自己的一往情深中早已使她学会了坚强和容忍。她应该坦然和微笑面对屑小之徒的攻击，这些人的非难，不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己的成就吗？
1937年，因潘赞化大夫人对自己出身的时时指责，不愿让丈夫为难的潘玉良借为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的画展的机会，再次赴欧，此后就客居巴黎40多年。
她再到法国时，正值欧战前夕，局势紧张，许多留法习画者正纷纷离去。战争期中，不仅生活不安定，绘画工具的材料也十分缺乏，一般的画展活动也不能如期进行，直到巴黎解放，社会才慢慢回复正常。此时的潘玉良较第一次赴法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她开始有选择地从众多艺术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借鉴他人的同时明确地抒发自己的感受和创造，没有凝固在一种风格、一种形式之中。从她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她在艺术上广征博采，融合了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以及其它流派绘画的某些风格和韵味。她积极投入创作，每年定期参加在巴黎的一些团体展，如法国艺术家沙龙、独立沙龙、秋季沙龙等活动。1948年10月，她与刚从上海来巴黎不久的赵无极以及其他两位中国画家举行联展。
认识潘玉良的朋友说，她个性很强，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定合同，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这样的想法，前两者对她似乎不难，但第三项就颇影响她在巴黎艺术坛的利益，特别是战后，艺术家与画廊的合作更形密切，拒绝与画商合作，成功的机会就减少。潘玉良虽不与一般画商合作，但仍有赏识她才华的法国文化界人士，邀请她在巴黎塞努希博物馆举行展览。1953年至1959年两次巡回个人展，使她在日本、比利时、英国、德国、希腊、卢森堡、意大利、都获得成功。她一生最大的荣誉是1959年9月巴黎大学把它设置的多尔烈奖，奖给了她这个中国女子，这在巴黎大学的奖励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型佩章授给了她。主席致词时，盛赞她在艺术上的成就，说20年前，她的画就已经进入秋季沙龙，她的画富有雕塑感，很有创造性；她的雕塑有绘画的风味。
在后半生的旅居法国的日子里，潘玉良还参加过法国的51届、55届、56届“法国独立沙龙展”，油画《裸女》参加1946年“秋季沙龙展”、联合国举办的“现代国际艺术展”，并且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巡展。荣获过“法国国家金质奖章”、“巴黎大学多尔烈奖”、“法国艺术家协会鼓励奖”、“比利时布鲁塞尔银奖”等等。除油画之外，她还创作了雕塑《格鲁赛头像》、《蒙德梭鲁头像》，分别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
今年60多岁的旅法画家贺慕群曾这样回忆他印象中的潘玉良：“侨居巴黎后我和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一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由于她的三不主义，潘玉良在法国的晚年生活过得很拮据。在她有限的生活的圈子里，王守义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真诚成为她极少数的好朋友之一。王守义是早期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与潘玉良是先后勤工俭学的同学。他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后来在巴黎圣·米歇街开了一间中餐馆，取名叫东方饭店。他工作之 余，经常去看望这位清贫的老同学。有时候早上去看望玉良，陪她到公园散步，中午一起到他的餐馆用餐。有一年玉良的画室漏雨，不能作画，也是王守义去买材料修理装修。无论是辉煌的时刻，还是落魄的岁月，王守义总是默默地陪伴和接济帮助这位老画家，给她带来一丝温暖。
1960年潘玉良得知了自己深爱一生的丈夫潘赞化在安徽病逝，她悲痛欲绝，遥望蓝天，忧郁成病。她感到自己的心空了，对回家的希望，对丈夫的思念，对团聚的想象，一切的一切，都随着丈夫走了，她一生中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刻这样感到孤独和寂寞，往事一幕幕在她的脑海中浮现：他偕她漫步荷塘；耳鬓厮磨在灯下给她授课；他端碗热气腾腾的银耳汤药向她走来，一匙一匙送到她嘴边; 他猫腰钻出了假山洞; 他翘首在吴淞口巴望她回来……一合上眼，他就微笑着向她走来。她清楚地知道这只是她的一个幻觉，可她多么希望沉浸在这短暂的幻觉中，品尝这久违的幸福，永不再醒来。
此后，潘玉良的身体时好时差，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的衰退，她更加思念故土和亲人。有体力的时候，她常在塞纳河桥头徘徊了，累了便坐在河边石椅上望着桥呆呆地出神。这里多像苏州河上的乍浦桥啊，特别是眺望着落日的河面，和河对岸刚刚露出黄嫩叶子的几条林荫道时，河水在春风温和的吹拂下，微微起伏，这常使她想起黄浦江不息的波澜。从前，她常常站在乍浦路桥上，远眺晨曦慢慢挑开黄浦江的朝霞，近观苏州河畔落日的壮美。她怎能忘记那血红的火海呢?在对人生绝望的时候，她曾想在那里找个归宿。这时，两位恩师来了，把她从血海的边缘拉了上来，赐给了她一张人生通行证，把她引进了艺术的门槛。从此，她敢于行走人间，才走到这里来了。有谁能真正理解和体会到她对上海---她终身视之为第二故乡的怀念呢？
1964年中法建交，黄镇任首任驻法大使。黄镇早年毕业于上海艺专，作为校友他几次去看望潘玉良，向她介绍祖国的发展情况。潘玉良顿生回国看望亲人，从事写生创作之念。她写信给她的儿子，要他办理回国探亲手续，可惜宿愿未了，“文化大革命”烽烟已起。等到运动结束，她已是百病缠身，医生不允许她再作长途旅行。她是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运回祖国，给亲人一睹真面目啊！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像束灿烂的流星速然消失在巴黎的夜空。临终前，她托咐照顾了她后半生的王守义一定要完成她的遗愿——日后回到祖国，一定将当年她与潘赞化结婚时的项链，和她第二次来法国时潘赞化送她的一块银壳怀表归还给潘赞化的后人。项链系有潘玉良和潘赞化新娘、新郎照片同心结。怀表是蔡锷将军送与潘赞化的珍贵礼品，潘赞化在黄浦江边送给潘玉良做临别纪念。王守义两手紧握项链和书有“蔡锷”字样的怀表，眼含热泪，哽咽着点点头。潘玉良慢慢地闭上了眼……
安葬那天，墓前鲜花遍地，中国大使馆献的花圈陈放在醒目的地方。墓地云集着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美的追求者和法国人民，人们手里捧着象征哀思的翠菊和紫红色康乃馨花束，表情悲哀，流淌着思恋的泪水。艺术界的朋友以最诚挚的感情悼念她;以最能慰藉她的方式安葬她。平滑如镜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镶嵌着长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悬挂着10多枚造型各异而又美观的奖章；右边是一行用中国汉隶体镌刻的碑文：“艺术家潘玉良之墓(一八九九～一九七七)”。
在中国艺术家里，潘玉良是第一个以雕像作品走进巴黎现代美术馆的，在这世界艺术珍品的宝库中，她以她对艺术的追求为留下了中国的足迹。她克服了重重困难，顽强地与不如意的命运抗争，把她的生命和所有的才华，全部奉献给了人类的艺术，被誉为两艺齐名的艺术家，她对现代艺术的贡献和她在画坛上所占的地位，是她奋斗不息，孜孜追求取得的。她的油画在现实主义、印象主义及野兽派等众多西方绘画流派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传统艺
术的线描手法，将中国艺术的意境、韵律和诗情蕴藏其中，构图大胆而夸张，色彩绚烂而宁静，有较强的律动感和独立的审美意识。她的国画一反文人画的淡雅，充分发挥西画背景烘染和后印象派的点彩手法，同时又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质朴、浑厚、沉静的韵味，成功地将中国的笔墨精神和西画的实体质感融于一体，呈现富有独创性的审美情趣。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派中央美术学校、广东美术学院有关专家专程赴法国将王守义为潘玉良在法国巴黎博物馆保存的3000余件艺术作品完整地运回祖国，在安徽省博物馆收藏。1992年上海美术馆和安徽省博物馆联合在上海举办了“潘玉良画展”。2002年国际三八妇女节，由上海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联合举办“潘玉良人体绘画精品展”，使更多年轻一代的观众欣赏到潘玉良的艺术作品美，从中看到了她为艺术奋斗的不懈足迹。
由于她的三不主义，潘玉良在法国的晚年生活过得很拮据。在她有限的生活的圈子里，王守义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真诚成为她极少数的好朋友之一。王守义是早期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与潘玉良是先后勤工俭学的同学。他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后来在巴黎圣·米歇街开了一间中餐馆，取名叫东方饭店。他工作之 余，经常去看望这位清贫的老同学。有时候早上去看望玉良，陪她到公园散步，中午一起到他的餐馆用餐。有一年玉良的画室漏雨，不能作画，也是王守义去买材料修理装修。无论是辉煌的时刻，还是落魄的岁月，王守义总是默默地陪伴和接济帮助这位老画家，给她带来一丝温暖。
1960年潘玉良得知了自己深爱一生的丈夫潘赞化在安徽病逝，她悲痛欲绝，遥望蓝天，忧郁成病。她感到自己的心空了，对回家的希望，对丈夫的思念，对团聚的想象，一切的一切，都随着丈夫走了，她一生中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刻这样感到孤独和寂寞，往事一幕幕在她的脑海中浮现：他偕她漫步荷塘；耳鬓厮磨在灯下给她授课；他端碗热气腾腾的银耳汤药向她走来，一匙一匙送到她嘴边; 他猫腰钻出了假山洞; 他翘首在吴淞口巴望她回来……一合上眼，他就微笑着向她走来。她清楚地知道这只是她的一个幻觉，可她多么希望沉浸在这短暂的幻觉中，品尝这久违的幸福，永不再醒来。
此后，潘玉良的身体时好时差，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的衰退，她更加思念故土和亲人。有体力的时候，她常在塞纳河桥头徘徊了，累了便坐在河边石椅上望着桥呆呆地出神。这里多像苏州河上的乍浦桥啊，特别是眺望着落日的河面，和河对岸刚刚露出黄嫩叶子的几条林荫道时，河水在春风温和的吹拂下，微微起伏，这常使她想起黄浦江不息的波澜。从前，她常常站在乍浦路桥上，远眺晨曦慢慢挑开黄浦江的朝霞，近观苏州河畔落日的壮美。她怎能忘记那血红的火海呢?在对人生绝望的时候，她曾想在那里找个归宿。这时，两位恩师来了，把她从血海的边缘拉了上来，赐给了她一张人生通行证，把她引进了艺术的门槛。从此，她敢于行走人间，才走到这里来了。有谁能真正理解和体会到她对上海---她终身视之为第二故乡的怀念呢？
1964年中法建交，黄镇任首任驻法大使。黄镇早年毕业于上海艺专，作为校友他几次去看望潘玉良，向她介绍祖国的发展情况。潘玉良顿生回国看望亲人，从事写生创作之念。她写信给她的儿子，要他办理回国探亲手续，可惜宿愿未了，“文化大革命”烽烟已起。等到运动结束，她已是百病缠身，医生不允许她再作长途旅行。她是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运回祖国，给亲人一睹真面目啊！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像束灿烂的流星速然消失在巴黎的夜空。临终前，她托咐照顾了她后半生的王守义一定要完成她的遗愿——日后回到祖国，一定将当年她与潘赞化结婚时的项链，和她第二次来法国时潘赞化送她的一块银壳怀表归还给潘赞化的后人。项链系有潘玉良和潘赞化新娘、新郎照片同心结。怀表是蔡锷将军送与潘赞化的珍贵礼品，潘赞化在黄浦江边送给潘玉良做临别纪念。王守义两手紧握项链和书有“蔡锷”字样的怀表，眼含热泪，哽咽着点点头。潘玉良慢慢地闭上了眼……
安葬那天，墓前鲜花遍地，中国大使馆献的花圈陈放在醒目的地方。墓地云集着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美的追求者和法国人民，人们手里捧着象征哀思的翠菊和紫红色康乃馨花束，表情悲哀，流淌着思恋的泪水。艺术界的朋友以最诚挚的感情悼念她;以最能慰藉她的方式安葬她。平滑如镜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镶嵌着长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悬挂着10多枚造型各异而又美观的奖章；右边是一行用中国汉隶体镌刻的碑文：“艺术家潘玉良之墓(一八九九～一九七七)”。
在中国艺术家里，潘玉良是第一个以雕像作品走进巴黎现代美术馆的，在这世界艺术珍品的宝库中，她以她对艺术的追求为留下了中国的足迹。她克服了重重困难，顽强地与不如意的命运抗争，把她的生命和所有的才华，全部奉献给了人类的艺术，被誉为两艺齐名的艺术家，她对现代艺术的贡献和她在画坛上所占的地位，是她奋斗不息，孜孜追求取得的。她的油画在现实主义、印象主义及野兽派等众多西方绘画流派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传统艺
术的线描手法，将中国艺术的意境、韵律和诗情蕴藏其中，构图大胆而夸张，色彩绚烂而宁静，有较强的律动感和独立的审美意识。她的国画一反文人画的淡雅，充分发挥西画背景烘染和后印象派的点彩手法，同时又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质朴、浑厚、沉静的韵味，成功地将中国的笔墨精神和西画的实体质感融于一体，呈现富有独创性的审美情趣。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派中央美术学校、广东美术学院有关专家专程赴法国将王守义为潘玉良在法国巴黎博物馆保存的3000余件艺术作品完整地运回祖国，在安徽省博物馆收藏。1992年上海美术馆和安徽省博物馆联合在上海举办了“潘玉良画展”。2002年国际三八妇女节，由上海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联合举办“潘玉良人体绘画精品展”，使更多年轻一代的观众欣赏到潘玉良的艺术作品美，从中看到了她为艺术奋斗的不懈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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