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习惯“新闻”的读者已经快忘了摄影金像奖“造假”这则旧闻了，而陕西省摄影家协会副会长石宝琇宣布退会的消息，无疑重掀波澜，使沉渣泛起。

　　石宝琇退会的主要原因，是他受不了那份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关于金像奖组委会取消桑玉柱获奖资格一事的情况通报(中国摄协［2010］1号)》文件中的一些表述，比如“还有一些人在互联网上公然借机攻击党领导下的文艺界人民团体体制，攻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

　　“中国摄影家协会不反思在金像奖丑闻中的失察，反而发文件对批评者扣帽子打棍子。”石宝琇在宣布退会的博文中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难道是21世纪的中国最高级的摄影的人民团体所颁发的文件？一种时光倒流的惆怅即刻溢满心头……我惊奇、疑惑；随即我理解；最后我明白了，我该退出了。因为这样的协会已经不是我能接受的协会。”

　　石宝琇退会，显然不只是对丑闻本身失望。这份“1号文件”也只是催化剂而已。早在一年多前，石宝琇就开始考虑退会。在他的印象中，1985年入会时，中国摄协还是个入会严格、用作品说话的组织。而近几年，他却发现有些明显优秀的人才进不来，而个别“不大会照相的人”却轻而易举地成为会员。

　　萌生退意的不止一个石宝琇。部分摄影人看到石宝琇的博客后，也跟帖称早有退会想法。有网友据此推测石宝琇此举将引发摄影家“退会潮”，甚至有人呼吁“有良知、有胆识、有自尊的摄影家都应该像石宝琇一样退会”。不过，几天过去，还没见哪个人采取了具体行动，摄影界也没有出现联名退会的“重磅新闻”。

　　也许，如果没有金像奖“造假”事件在先，石宝琇退出中摄协算不上什么大新闻。因为知名人士退出知名协会，在近些年并不鲜见。2003年，文艺评论家余开伟和老作家黄鹤逸先后退出湖南省作协；同年10月，山西作家李锐发表声明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2009年，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宣布退出北京市作协。

　　作为人民群众团体，摄协和作协本来就是相对松散的组织，会员有入会和退会的自由。但每一次会员的退出都被赋予了悲壮而无奈的色彩，并被视作“以个体之力与体制对抗的英勇之举”。

　　不是不满，就是不甘。石宝琇“就是不想干了”，郑渊洁“对机制不满”，黄鹤逸“为了尊严”，余开伟在离开时说了句“作协会员证就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小本子”。退会是个人选择，没有必要因为一个人的决定去“要挟”另一个人也作出这样的决定。但如果每个“个人选择”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原因，作为被批评的对象就不应该再抱着观望的态度了。

　　与作家们退出作协相伴的，是近年来作协官僚化、作家作品质量堪忧等新闻及言论频现报端。相似的，摄协也被指逐渐成了“名利场”，有圈内人士披露，明码标价地“冠名”或“挂牌”成为这个圈子的主流，官员纷纷入会，安安静静搞创作的人反被“边缘化”。在这种环境中，退出，也许是最后剩下的表达权。

　　金像奖“造假”事件是丑闻，但也可以被视为契机。没有一个团体协会是被批评搞垮的，此次摄协的被关注程度大概前所未有，如果能以此机会，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会员的监督和批评，也许不失为一个涤荡自身的机遇。但如果曲解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和其所产生的影响，就怨不得有会员因失望，主动选择出走。

　　他们之所以离开，依旧是因为对它有所期待。一个团体的生命力与可爱程度，往往不是以从属者和依附者的数量来计算的。

　　王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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