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著名画家吴冠中，早年留学法国，浸润西洋艺术，学成回国，立志发扬民族画业，在中国画的现代化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吴冠中百日谈》(东方出版社出版)是他的九十口述，“仿卜伽丘《十日谈》谈民间事，真情实事”而谈他自己的身世，回忆艺术生涯中的“啼笑因缘”，目光真切、睿智，发人深思。

　　吴冠中:"我用相机拍下霍去病墓前巨型雕刻，后将照片寄给熊秉明，他回信时激动地说:这是最雄强的艺术。之前，我曾寄给他收租院泥塑照片，他没有回音，不可能欣赏。"

　　抉择

　　1946年，我和熊秉明、吴文俊、顾寿观、端木正、王道乾、何广乾、朱荣昭等40人考取了留法公费，到巴黎学习。留法公费是中法交换生项目，规定学费和生活费都由法国外交部负责，学费是一次性交给学校，生活费一月付一次，由留学生自己到法国政府领取，生活费每月给八千法郎，当时约合六七十美元，赴英美的留学生每月能领取百十美元，我们留法的学生是最少的，战后法国很穷，黄油都是用的代替品，代黄油，肉也很少吃，食品都要凭票供应。法国政府给留学生提供了很多优惠，吃住都在大学城，很便宜，要是住在旅馆里我们的生活费就不够用了。因为是交换项目，法国也有留学生到中国，这个项目是戴高乐政府主办的，还有一条规定就是旅费由本国政府给付。

　　留学两年，到了1948年，至全中国解放以后，我们这些不过问政治、只埋头钻研专业的留学生，看到国内政局的巨大变化，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赶出大陆，宋美龄频频飞美国求救，秦庭之哭已徒然，我们持的是国民党中华民国的护照，但是对国民党的腐败我们旱已痛恨，改朝换代的大事岂能不波及每一个中国人。留学生中的大多数和共产党无接触，不了解，但共产党在长江中炮打英国军舰的消息真令我们兴奋，受尽歧视的中国留学生渴望祖国的富强。我们40人中也有表现得非常积极进步的学生，虽然还不是党员，已属党的外围组织，他们积极宣传共产党对留学生热情欢迎的方针政策，响应号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国民党驻法大使馆想镇压和打击留学生的“亲共”倾向，威胁将“亲共”留学生遣返到台湾，扣发路费。巴黎中国留学生学生会挂出了五星红旗，组织我们40名留学生到大使馆请愿，要求发放路费。晚上就睡在大使馆，大厅和办公室的地上、桌子上到处都睡着留学生，法国的天气不是很冷，大使馆提供给我们一人一条毛毯，还管饭，学校有重要的课还去上，大使馆被学生占领了一个多礼拜，使馆里乱成一团，请正在出访的陈源教授来劝说，而我们根本瞧不起这位被鲁迅讽为“写闲话的西滢”的陈西滢。使馆里的参赞及工作人员，识政治大局，知道国民党维持不了多久，暗暗支持我们，给我们送冰淇淋送水和食物。最后，学生胜利了，路费争取到了，那时，三年公费未满，一些进步学生拿到路费便提前回国了。学生会召集巴黎的华侨开庆祝大会，五星红旗下，使馆的官员们起义后与会，当时的驻法大使钱泰，成了光杆的国民党末代大使。

　　从讲政治角度看，越早回去，越有优势，而我并非最勇敢的先行者。我第一次接触共产党是在巴黎世界和平大会上，共产党委派陆璀(饶漱石夫人)和区棠亮(蒋南翔夫人)二位女同志参加，我也去旁听了，会后，陆、区二位在一家咖啡店里邀请部分留学生叙谈，介绍解放战争的形势和解放区对留学生的政策，希望大家学成归国建设新中国。每个人面临着去、留的选择，其间关键是各人的专业与回国后如何发挥的问题，对生活待遇等等很少人考虑。

　　其实，当我未回国前，我们，包括所有的同学，在巴黎已多次通宵相互倾吐、分析、讨论回国与否的大问题。我们都热爱自己的专业，不怕为专业而舍身，但对政治，多半不关心，显得幼稚，无知。正当我们生活在被歧视的西方，分外热爱祖国。我们推崇西方先进的文化，奋力学习，但却鄙视媚外心态，自己甚至是带着敌情观念学习的。

　　回国与否的问题，是人生的重大抉择，将决定事业的前途和人生的命运。对此，我和熊秉明在大学城有过彻夜的激烈争辩，争论的焦点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回国的理由:在国外学艺，技术还未学透，还没有熟练地掌握和应用，再者，技术学到手了，回国却没有用武之地。另外，法国画廊兴旺、艺术信息资源丰富，利于画家生存，建功立业。二是回国的理由:艺术诞生在亲切的感情里，祖国的父老乡亲们是亲人，是艺术的土壤和源泉。更要结合实践，探索和创造表现艺术新境的技法。只恐怕，国内思想封闭保守，艺术前途未卜。而学科技的同学，比较容易抉择，国内进行建设急需先进的科学技术，科技人才回国将大有作为。

　　矛盾不易解决，或去或留的决定经过多次反复，与熊秉明等人研讨无数回，最后我于1950年暑假离开了巴黎，投向新中国，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自己也踏入了先行者的行列，做了探险者。这之前一年，我曾给吴大羽老师一封信，倾诉我的心情:“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我的心非常波动，似乎有什么东西将生下来。苦日子已过了半世，再苦的生活也不会在乎了。总得要以我们的生命来铸造出一些什么！无论被驱在祖国的哪一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诚地做，不会再憧憬于巴黎的画坛了。暑假后即使国内情况更糟，我仍愿回来。火坑大家一齐跳。我似乎尝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抛弃医学的学习，决心回国从事文艺工作的勇气。”

　　可能是怀乡情结，故而特别重视梵高的书信中语: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将于此生根发芽，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似乎感到我将在故土长成大树。

　　1957年反右，一直在回国与否间彷徨的熊秉明，下决心将其居室改名“断念楼”。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仍留在海外的熊秉明在注视着我们先行者的命运:吴文俊在数学上做出了杰出成就固然可喜，而在其他专业里也该是精英的，却遭到各式各样的不幸:学哲学的顾寿观，学法律的端木正，学外国文学的王道乾等人……遗憾的是并未能赋予他们充分发挥才华的机缘，尝尽难言之苦。1980年，熊秉明为我的画集作序言:淹留在艺术之都的巴黎做纯粹的画家呢？回到故土去做拓荒者呢？冠中也曾犹豫过，苦恼过。1950年他怀着描绘故国新貌的决心回去了，怀着唐僧取经的心情回去了，怀着奉献生命给那一片天地的虔诚回去了。但是不久，文艺的教条主义的紧箍咒便勒到他那样的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头上，一节紧似一节，直到“文化大革命”，艺术生命完全被窒息。我们的通讯中断了。他最后的信说:“今生不能相见了，连纸上的细说也不可能。人生短，艺术长，但愿我们的作品终得见面，由她们去相对倾诉吧！”

　　在回国与否的天平上，一个小砝码，在关键时刻，左右了大局，就是我的妻子朱碧琴，没有她，我可能不会选择回来。她善良美丽，我们感情很好，不是说她不爱我，是我更爱她，我到巴黎留学前，她已怀身孕，我到了巴黎，心没有离开过她，在她临近分娩期间，我很久没有接到她的来信，担心害怕她出了意外，实在是着急了，我不顾一切地想赶回去，连留学都可以不要了，我要人了，即使她死了，我也得回去抱着她的尸首。我几乎无法控制这样的感情，同学劝我别把感情看得太重，艺术生命大于一切。幸而她未因难产而丧生！我接到了她劫后余生的来信，无数次亲吻她的信。我在信中和她商量回国与否这个最紧要的问题时，她回信说拿不定主意，大主意只能由我自己拿，她自己并不想一辈子住到外国去。她为了我，放弃了工作，住到我的老家抚育孩子，忍受着离别，却无怨无悔，在关乎我的前途命运的抉择时，只一心为我着想，希望我的事业能够如愿，并不考虑她自己的需要，她真挚纯洁的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最后选择回国，确实有爱情的力量。

　　几十年来，漫长岁月中摸索着没有同路人的艺术之路，寂寞之路，是独木桥？是阳关道？当遇到政治打压我的艺术时，我向她吐露过怨气:我为你回来的，否则我不会受这样的罪。她听了，默默地，不否认。当我的艺术有了发展，成果显露时，她欣慰地说:你的成功与我有关系、没有我你不会回来。我听了，默默地，内心对她充满了感激。

　　熊秉明

　　在留法同学中，秉明和我的心路历程最接近，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接触最多，思想感情的交流也最多。他是从哲学转向雕塑，我是站在绘画的山头上遥望文学的巅峰，也临近哲学了。我画的画每次都让他先看，愿意听取他的意见，他的眼光是中国品位和西方精神相结合的，对绘画语言体会得比较深入。他外语修养很高，英语和法语比我学得好，读的书也比我广，他酷爱艺术的感情同样虔诚，我分析他的性格既理性又富于感情，在理性思考与刨作热情之间，有一定的矛盾，创作需要忘我，而理智要求反思。他后来研究书法，著有《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他将中国书法解剖得龙脉清晰，这得力于他哲理的思辨、造型的剖析、诗的品位，也由于他给西方人传译东方艺术精神的独特体验，我认为这部书应该得诺贝尔奖。他讲授书法课，对汉字解析得非常科学，但是他创作的汉字书法作品我觉得不理想，不够狂放，特点不够，他本人的面貌未见鲜明。我们的努力是相似的，就是在两种文化的比较中探索新路，他对民族传统中的优秀文化很有研究，对西方文化艺术精神也了解得很透，因此在回国不回国的问题上，彼此都有深层的感触。他很仿徨，我回国时他还是暂时留下了。后来，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反右以后，他已不再考虑回国的问题，甚至将住所命名为断念楼，其实他在忍受着无法断念的痛苦。人在海外，数十年的耕耘，他取得的成果却受到国内人民的理解和热爱，他的文章也好，雕刻也好，是在为国内的同胞辛勤工作。晚年，他住在巴黎远郊一个林区旁，他写信希望我去，在他那里住一个时期，他说“这里有很多你喜欢的大树”，他的孤独、他的乡愁，感同身受。他应更早些回国，也许更能施展他的才能，他同人民之间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但是历史不能倒流，秉明已回不到从前，我觉得是一个悲剧。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时，秉明为母校用铁焊制了鲁迅浮雕像，表达他对母校对祖国深切的情怀，对鲁迅精神的尊崇，无愧是鲁迅精神的后裔。铁是鲁迅偏爱的金属，秉明也爱铁，打铁铸造艺魂，他将铁的鲁迅像手稿送给了我，铁的纪念，我曾以此为题悼念秉明。

　　我返国后，不能通信和秉明细谈，曾寄希望于将来我们的作品能够会面，让作品相互倾吐，彼此人生际遇不同，深挚的感情不变。幸而愿望得以实现，我们的文集在同一出版社同一书系里相遇了，他的雕塑、我的绘画在新加坡举行了联展。

　　顾寿观是秉明最推崇的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同班同学，秉明一直认为自己在哲学领域赶不上顾寿观的才华，顾寿观在巴黎仅读了两年，就感到完全失望了，未满三年即提前返国，回国以后在社会科学院做翻译工作，政治运动中，被当作“白旗”遭批判，要拔掉他这面“白旗”，他于20年前就去世了，曾翻译法国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并根据希腊文译注柏拉图的《理想国》，他的才华随生命而飘零。顾寿观去世后，秉明在巴黎的寓所追悼亡友:一支蜡烛，一杯红酒，一个苹果。

　　学法国文学的王道乾，也是秉明十分喜欢交往的同学，极有个性和才华，思想受到时代洪流的洗礼，他1949年返国时对秉明说:生活根本不需要艺术。他成功地翻译了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却说:我希望我做一个查票员甚于希望做一个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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