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河南安阳官方与考古专家等发布消息称发现曹操墓以来,学术圈内专业人士就分作“挺曹派”与倒曹派两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称,安阳方面所公布的证据并非第一手材料,难以服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黄震云也称,曹操墓的认定“相当搞笑”。而北大考古学教授齐东方则称:曹操墓结论合理。
早在半个月前,江苏省书画鉴定小组主任委员、南京博物院特聘书画家李路平就指出这一考古发掘的硬伤——墓主印章缺失,无法认定就是曹操墓。
对此,河南安阳方面的“曹操墓”考古队长潘伟斌在“曹操墓考古发现说明会”曾作回应称,曹操印是金印或玉印,因此不敢放在高陵内而是放在另一个石龛里。结果这一说法立即引来李路平更多质疑……昨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李路平教授称,在经济利益驱动之下,“曹操墓”的发掘学术的严谨性越来越少,反倒像一次娱乐事件了。
不久前,本报就苏富比拍卖行所卖天价玉玺一事采访过李路平教授,他质疑那方天价玉玺为假,顶多值10万。这次“曹操墓”认定,李路平教授又先后指出其中多处硬伤,认为目前所有公开的证据,都无法确认这一说法。
硬伤一:
墓主印章缺失
墓主的印章,是认定墓葬的重要证据。李路平指出,此次所发现墓群的墓主印章缺失,草率认定为曹操墓,有悖考古科学常识。
李路平称,按汉代墓葬习俗,随葬品中印章是必不可少的,大量汉墓中都有印章出土,何况墓主是曹操。已故考古学家,印学家罗福颐先生(罗振玉之子)认为:官职高者,必赐印殉葬,恐有私刻官印之嫌,并附上死者姓名,以示所刻印章为殉葬品。有些赶着下葬的,甚至只在印面上用墨书写。近年印学研究的成果显示:木质印章为汉人专门刻制的殉葬品。
因此即使薄葬,曹操也不可能回避风俗,按正常的规格推断,曹操殉葬应配铜制龟钮官私印,印章是必备的殉葬品,也是墓葬考据的“重中之重”。盗墓贼遗弃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等而取走最为廉价的印章,难道这是盗墓贼的“遗珠之憾”吗?
而考古队所提供的铁证,即为墓中发现的石枕等物。这种把孤证当铁证的做法,不够严谨。李路平称,清乾嘉以来,对古物考证莫不受乾嘉学派的影响,以经证史。二十世纪初,古器物的大量出土更形成“以印证史”的治学方法。近现代史学家、考古学家无不遵从这一定律,此即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无证不立,以旁证作为史料互补、互证,从而来复证提出的论点。墓主印章等的缺失是定性曹操墓的“硬伤”。
显然,把“石枕”等物作为铁证是没有支撑点的。“仅凭经验与直观去做论断是考古工作者的大忌,这是违背科学方法的,西方的考古与定案也无此一例。石枕等这些不确定的孤证只能定性墓的时代,或者说定性此即为‘曹操墓’还有待商榷,用实证主义彻底地判断与审定,若无新证,不可定论。”
硬伤二:
印章“非金即玉”不成立
就李路平之前提出曹操墓无印章为这次考古“硬伤”的质疑,此次“曹操墓”考古队长潘伟斌的回应是,曹操的印非金即玉,因此不敢放在高陵内,而是放在另一石龛里。这一根据《晋书·礼志》记载而来的说法,也遭到李路平质疑:“曹丕受禅后不敢开墓道将印藏在墓道前石室里,那么这个石室在这次考古中为何没被发现?” 只有一个答案,史书不可全信。
“又如《后汉书》记载,曹操将三个女儿嫁给汉献帝,曹宪死后与汉献帝合葬,而事实上曹宪墓葬在安徽亳州,直至1975年7月在亳州曹氏宗族墓地中出土了‘曹宪’、‘曹宪印信’两枚狮钮印章才真相大白。曹宪并非如史书记载与献帝合葬于焦作帝陵,这又作何解释?”
李路平又指出,汉代印章的等级严格,印章所用材料、印章的钮的形制是代表佩带主人的身份。在汉代,印是随时佩带在腰间,所以只要人们看到主人的印章、印章的式样、质地、系印章的印绶颜色等即知主人的官阶等级。《太平御览职官部》引《汉旧仪》说:“王公侯金,二千石银,千石以下铜”。具体地讲,以曹操之武王级别,应为金印,龟钮,系的印绶为紫色。东汉的用印制度很规范,印章的制作和掌管由专门机构来负责,《续汉书·百官志》中有详尽的记录。
“ 问题是潘伟斌知其一不知其二,官印在官员离任或死亡后都要上交。官位高者皇上才赐铜制印章以随葬,也有用木质刻制充当官印殉葬,违者‘僭越’(即满门抄斩)。所以曹操殉葬印是铜制而非金印,金印随葬只有皇帝、皇后才有此规格。近几十年出土的东汉金印如‘广陵王玺’等只有几方、而玉印仅有‘皇后之玺’。曹操建安二十五年一月去世,二月下葬时身份为魏武王,至十月受禅后曹丕才追封曹操为魏武帝,所以墓葬必为铜质印章。”
硬伤三:
头骨鉴定“美人”没听说
按史书记载,曹操立嘱墓葬不得有妃子或夫人相伴,葬礼同民俗规格而不特殊。那墓葬中的女性为何人?考古队尚金山的说法为:“不是皇后应是侍卫和侍女,因此我推断是:这骸骨应该是曹操身边的侍卫,即使是女侍卫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可李路平指出,根据古代墓葬考察,商代以人殉葬达到高峰,惨无人道,至汉武帝始,已立法禁止人葬,即人葬是非法的。多以制作木俑、陶俑为陪葬品来代替奴婢,取缔以人陪葬。
既然如此,陪葬两女又从何而来?李路平认为更为滑稽的,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位知名专家指着曹操墓出土文物照片说,看这个头骨的头型非常圆润、光滑,头骨发育和保存都非常好,生前应该是个非常标致的美人,怀疑是服毒死亡。
这在李路平看来已不是考古。“简直就是想入非非的臆断。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朱绍候干脆提出这两个陪葬女可能是‘从死’的。那么,什么人会为曹操‘从死’呢?朱绍候卖了个关子,说是还不到说的时候。这些故弄玄虚的专家们啊,真不知哪种说法为真!”李路平有些哭笑不得。
疑点太多,无法定论
李路平指出,考古队的说法不一,前后矛盾,其论点的依据说更强调根据史书记载以示“大有来历”。“似乎只要有人站出来质疑,就是没有读过史,都是不专业、不够火候的。实际上这些所谓的专业考古专家们,丝毫没有严密的考证系统,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这一定律,在这次考古中也不复存在。”
“ 考古队有没有全面综合东汉的墓葬制度来考察出土文物?能否提供一个缜密的研究报告,来论证、公示?曹操遗嘱是按照当时的风俗办,只强调不要厚葬,但还是要按民俗正常规格进行。而这次墓中并无任何关于姓名、官爵、生卒年月等简单记录的说明,按这次考古队的说法,那只能说曹操根本不是薄葬,简直就是草草入葬了!实际上此墓的规格为典型的‘汉画像石墓’大中型墓,而从时代特征与社会风俗来定性,此墓显然缺失铁证为曹操墓,墓中为何毫无反映墓主的信息的文字记载?”
一系列疑问无解,作为业内专家的李路平指出,这次考古队的仓促定性太草率,有悖学术规范。而以政府为背景的考古队专家们,因为有着优越的话语权,只好放些“烟幕弹”,声称有新证,不必公布云云来搪塞质疑者……
李路平的建议是,在没有更多铁证出来作定论之前,大家不必急着去现场买票观看,不妨先把这次考古看做一次娱乐事件。
本报记者 吴聪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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