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盛世收藏”已成为当下一道为人瞩目的社会人文景观。

　　但是，我们也应当客观地看到：在利益推动下，有些人对文物的衡量是以金钱为标准的，对藏品的把玩是以谋利为目的的。文物成了某些人圈钱捞银的工具，藏品成了待价而沽的奇货。文物的书香气已被铜臭味所覆盖，藏品的文史性也消解于赢利的火爆味之中。而文物本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藏品本体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却被忽略了，乃至根本无遐顾及。文物界、收藏界的这种不良现象，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警惕。如再任其蔓延下去，是会影响文物界、收藏界的可持续发展及整体性提升的。由此想起前不久逝世的王世襄先生，这位可敬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对中国传统文物、历代藏品尽心守望呵护和全力收集整理，像他这样如此钟情又如此执着地倾情于文苑艺坛，筚路蓝缕而探幽抉微、不计功利而又超越世俗，体现了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化使命精神。可以这样讲，此种精神对于当代文物界、收藏界是极为宝贵的表率和极有启迪的人格感召，由此产生了独特的“王世襄现象”。

　　随处开鉴宝会，各地开藏品展，已成为收藏界一大奇观。君不见，如今的文物界、收藏界可谓春风得意、热闹喧哗。拍卖的槌声时常爆出惊天的数字，收藏的传闻时常令人匪夷所思。然而有哪几个人耐得寂寞、专心致志的搞研究考证？又有哪几部真正有价值、可以传世的文物专著或收藏论述出版？有的只是戏说乱弹，甚至不少基本的常识和年份的断代都经不起推敲，还自封“权威”，自称“大师”，自吹“老子天下第一”。相反，有关抄袭、剽窃的纠纷却老是此起彼伏。有关鉴假为真、替伪作秀、为赝作证的事件却是屡有发生，从而出现了一种泡沫现象和异化业态。当代的文物界、收藏界在相当范围内被炒作所误导，被金钱所迷惑，被功利所左右，被忽悠所搞乱。而王世襄先生在新时期以来是以“京城第一大玩家”所名世的，对于这个“大玩家”，大画家黄苗子赞誉为“玩物成家”，大书家启功称道为“研物立志”。他一生共写了40多部专著，90多篇论文，在王先生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精神。正是这种理性追求和不懈探索，使他成为中国文物界真正的集大成者。从终极意义讲，王先生的出现是可遇不可求的。但从社会现实上讲，王先生的那种格物致知的精神，是可学而可效的。

　　当今文物界、收藏界有些人是只讲获取不讲奉献，只重金钱不重品行，以市场为风向，以拍卖为目的，缺乏诚信、丧失操守、利益熏心，一切向钱看。有些“鉴定家”在高额“红包”的诱惑下，即使是假的也鉴定为真，还有一些“李鬼”式的鉴定家指鹿为马，看钱而定。而有的则是内外合谋，将真的文物、藏品鉴定为假的，让其流出境外，又将境外流入的膺品鉴定为真，以高价抛出。更有甚者为谋利而失去良知，不惜以身试法，在相当程度上败坏了文物界、收藏界的人文传统、生态环境、行业秩序和职业道德。中国文化精神历来推崇的那种文物的历史归属感、藏品的文化象征性都被颠覆于红尘的“赵公元帅”与“欲望号街车”。在当今的文物界、收藏界要寻找真正像王世襄老人那样的“为文化所化之人”，已显得相当困难。记得王先生曾坦言：“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物归其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这可谓是一个文物家、收藏家的大开悟、大智慧和大境界，相当真实而朴素地体现了一种家国意识和奉献精神。这也是践行了千百年来中国文物收藏的传统美德：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王先生生命谱系所展示的学养境界与艺品人格，对当代文物界、收藏界来讲无疑是具有文化标杆意义和人文典范作用。

　　王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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