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书画作品大量流入日本，尤其是清末至二战结束，日本通过各种渠道在中国大肆搜刮书画作品，导致大量中国书画作品流向日本。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通过贸易渠道，流到日本的古代及近现代书画作品也为数不少。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显露颓势，艺术品市场也进入萧条期。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内地富人数量增多，艺术品市场迅速发展，有实力的私人收藏家不断出现，中国艺术品在国内的成交价格逐渐超过日本，内地公私收藏直接引发日本艺术品的回流热。此外，促成中国文物从日本回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文化的转型。二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甚至生活方式日趋西化，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随之下降，尤其是年轻人，不再如父辈那样看重中国书画。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日本回流的书画成为艺术品市场和收藏界的热点。在过去几年，日本回流书画在整个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占有很大比重，一些拍卖公司甚至还举办了日本回流中国书画专场。
　　2000年前后是中国书画从日本回流的拐点，数量和质量都为回流之最。尤其是2002年，成为我国流失海外文物回流的重要节点，高达5000万元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正式启动。当年12月6日，在中贸圣佳拍卖会上，日本有邻博物馆藏米芾《研山铭》以2999万元成交，创下了当时中国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该作被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收藏。
　　2003年，在北京荣宝拍卖[微博]中，有近200件古代书画都是从日本征集回来的，其中包括明人所作《狩猎图》、清代佚名的《集雅图》、清彭兆植的《人物》、萧晨的《雪景图》、蔡远的《巫山积雪图》等作品。
　　2007年，在香港佳士得[微博]秋拍“中国古代书画”专场上，王羲之《妹至帖》唐摹本备受关注。有日本专家推测，该作很有可能是奈良时期经海上航线流传到日本的。只有17字的《妹至帖》估价高达2400万港元，被拍卖公司称为“近年日本回流中国书画中的一件顶级作品”，然而，该作在当年拍卖中未能成交。
　　在北京翰海2008年春季拍卖会中，最为抢眼的当属“瑰宝堂藏画——日本回流重要名家精品”，其中包括徐悲鸿、张大千、吴昌硕、齐白石、李可染等诸多近现代名家作品。该专场总成交额为2360万元，93件拍品成交率达85%。齐白石的《七雄图》以336万元成交，拔得专场头筹，徐悲鸿的《独立》以308万元易手，均创下当时近现代书画高价。在西泠印社2009年春拍中，由日本同一藏家提供，且第一次在艺术市场亮相的15件吴昌硕作品引来众多关注，最终以较为理想的成绩成交。
　　在2010年拍卖市场上，最受关注的当属北宋黄庭坚的《砥柱铭》，该手卷经王厚之、贾似道、项元汴等大收藏家递藏，长期流传于民间。20世纪上半叶，该作通过广东流往日本，被日本有邻博物馆收藏。在北京保利2010年春拍中，《砥柱铭》以4.36亿多元成交，创下中国书法拍卖世界纪录。
　　2011年9月，北京匡时[微博]举行了一场“日本私人美术馆藏中国古代书画”拍卖专场，专场作品均为日本回流的书画作品，囊括明清两代作品，均以无底价形式进行拍卖。最后，427件拍品总成交额高达1.19亿元，成交率达100%。其中，王鉴的《江干秋色》从5万元起拍，最后以920万元成交；王时敏(款)的《仿子久山水》从3万元起拍，在40多轮角逐后，以598万元成交。在2011年10月25日北京保利第16期精品拍卖会上，一件日本回流的乾隆帝(款)《仿倪瓒山水》作品成交价高达2357.5万元。
　　近年来，各大拍卖公司都加强日本藏中国书画的征集工作，连续发现重量级中国书画真品、精品。在拍卖场上，日本回流几乎成为市场上吸引客户的金字招牌，特别是出现诸如日本藤井有邻馆、澄怀堂文库、静嘉堂文库、根津美术馆、出光美术馆等机构及日本战后大藏家的藏品，必定成为拍卖公司及收藏家关注的焦点。
　　正是如此，去日本“淘宝”中国书画的买家也大有人在，日本主要的拍卖公司也加大力度，举办针对中国艺术品买家的专场拍卖。有些日本拍卖公司甚至在北京、香港、台湾等地举行预展吸引中国买家。曾有媒体报道，日本古董店九成收入均来自中国买家，旺盛的购买力和需求也促使大量书画作品回流。
　　然而，自中国艺术品流向日本之日起，就无法避免赝品的混入。虽然中国向日本输入的书画数量庞大，但由于日本和中国在收藏方面的喜好和认知各不相同，两国的收藏实践不同，因而建构起不同的收藏体系，日本在中国书画研究和鉴定方面的知识也有所差异，尤其是在流入最多的时期，虽然其中不乏精品，但赝品亦占相当大的比例。很多流入日本的作品没有详尽的鉴定，更没有著录和流传证明，真伪鉴定尤为困难。因此，在回流书画中，难免会出现泥沙俱下、难辨真伪的情况。
　　更有甚者，有的拍卖公司浑水摸鱼，以一些赝品冒充回流作品欺骗买家。对于回流书画，买家和藏家都应以更为专业的眼光和知识，选取专业拍卖公司，了解拍品来龙去脉，切不可心存侥幸，希望在海外回流书画中捡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