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画艺术网讯 徽州的书画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吴其贞在《书画记》中提起家乡龙宫寺古玩交易场所时说：“余乡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龙宫寺中。”据吴氏观察，龙宫古刹位于村口，每当“秋月百物萃集，为交易胜地，将颓，输金万余锭新之”。

　　实际上，龙宫寺内可能有交易的店铺，吴氏多次去龙宫寺，与那里的古董商人素有交往。如已卯九月五日，他曾记叙在一家古董店里看画，其中一幅还是黄公望所作，名为《赠别图》：“此图在龙宫寺，观于邑中王虎臣令郎手。虎臣笃好书画，收藏甚多。是日所见元人画六幅可一记者仅此。”二十天后即已卯九月二十六日，他又于“龙宫寺中金虎臣乃郎手”。观倪云林《紫芝山房图》小纸画一幅、唐子华《捕鱼图》绢画一幅、王叔明《杉溪图》小纸画一幅、马文壁《山水图》大绢画一幅等四图，另有“黄大痴枫横张纸画册子十二页，董思白跋”，是“金收藏名画也”。可以看出书画的流动十分迅速，而且当中也有名画的存在，想必有专门的艺术品店铺。甚至于，徽州各地均已形成固定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如吴其贞曾于“邑中市上”得“梅道人《竹梢图》”等作品。可知这是一个有专门卖书画的市场，而这类似于店铺的市场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

　　交易方式除了市场购买外，还有各类的古董商登门求售，或鉴藏家之间直接交易。商人的存在，大大方便了商品的交易。

　　既然明末书画的交换如此方便迅畅，那么也不一定仅限金钱交易。其实这时期还有以物换物、报以礼物人情、或留画家在家中款待代替金钱的方式来获得艺术品。如董其昌有次想以黄公望的山水与汪珂玉换沈周《阳冈图》，只是汪珂玉不愿意：“时董太史欲以子久山水相易而未果。”但也看出以这种方式交换藏品已属普遍。此外，还有以人情交换的。万历四十年三月一日，李日华“为海盐郑茂才图四扇”，作为不久前对他“以朱西方村诗集见饷”的回礼。

　　然而，明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书画交易日趋繁荣，出现了“太史之字与画，毋论真赝，即其厮养赝为者，人争重值购之”的景象。不少文人也参与书画作伪，从中牟利。尤其是苏州地区的作伪甚是严重，波及到江南各个地区，徽州自然也深受影响。据沈德符观察：“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人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身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以此作计然策矣。”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作伪谋生的人逐渐增多。尤其在书画市场发达的徽州地区甚是严重。如徽州溪以南吴龙，其“聪明多技艺，多出自己意，未尝学于人。若临界摹宣德炉、接补汉玉颜色、制琢灵壁假山石、修补青绿铜器，一一皆瞒过有见识者，此为溪南神手”。很明显，这种专门人才是在艺术市场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地步后应运而生的，所谓“瞒过有见识者”，正是已经具备了作伪的先决条件。

　　在作伪者日益猖獗之时，鉴定家应运而生。在徽州地区出现了像吴廷、吴祯、詹景凤这样大的鉴赏家，他们的鉴定水平一流。有了这些鉴定家的存在，使书画购买能减少些风险，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市场的秩序。

　　互动交流 市场中心

　　徽州的地理位置优越，离江南地区的余杭、苏州和嘉兴都很近。随着明末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徽州的书画市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地之间的往来逐渐频繁。

　　其时书画交易已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徽州人时常与外地书画藏家互通有无，再带回到家乡本地交易，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流通。如徽人詹景凤（1520年至1602年）就是一位长期往来于江南的徽州鉴藏家。在其书画著录《东图玄览编》中记载了许多徽州鉴藏家的书画藏品，以及他与江南鉴藏家藻鉴书画的事迹。由于奔波于各地的艺术市场，詹景凤对各地的审美趣味有一定了解。他论及江南与徽州地区在收藏及审美喜好上的前后关系：“要以太史短幅小长条，实为本朝第一。然太史初下世时，吴人不能知也，而予独自酷好，所过遇有太史画无不购者。见者掩口胡卢，谓购此乌用。是时价平平，一幅多未逾一金，少但三四五千耳。余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后有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醉悬黎矣。”此段文字中，詹景凤除了夸耀自己的眼力高明之外，还表明在当时徽州的收藏趣味多继苏州之后，徽州的鉴藏家受到苏州书画鉴藏趣味的影响，紧随其后。

　　然而说到底，这也是市场的互动所产生的影响。比如，徽州收藏以“元四家”等南宗画家的作品为主。30年前，在董其昌徽州交游之前，那时的市场基本状况是：“吾族世蓄古书画，往时吾新安所尚，画则宋马（远）、夏（硅）、孙、刘（松年）、郭熙、范宽，元颜秋月、赵子昂，国朝戴进、吴伟、吕纪、林良、边景昭、陶孟学、夏仲昭、汪肇、程达，每一轴价重至二十余金不吝也。而不言王叔明、倪元镇，间及沈启南，价亦不能满而三金。又尚册而不尚卷，尚成堂四轴，而不尚单轴。”而30年之后，王世贞说：“画当重宋，三十年来，忽重倪云镇以逮沈周，价增十倍。大抵吴人滥筋，而徽人导之。”

　　徽州繁荣的书画市场及丰富的藏品，吸引了大批外地知名的画家、收藏家过来游玩作画及购藏，使徽州的书画得以迅速流通。史载沈周、董其昌、陈继儒等都曾经到过徽州，并在徽州留下不少画作。许承尧《歙县闲谭》载：“董其昌为诸生时，游新安。江村江一鹤迎馆于家，克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遗书画真迹最多。”董与上文中提到的吴廷交好，来西溪南时一般都居住在吴廷的“余清斋”，此斋的匾额也是董其昌亲笔所写。著名文人收藏家钱谦益也曾来此地购买书画作品。他曾从丛睦坊购置了一定数量的宋元人书画作品。吴其贞记载，1642年十一月，他在吴子含“去非馆”遇到钱谦益，并从他手上观赏了王蒙《九峰读书图》和黄公望《草堂图》及其他作品：“以上二图在子含去非馆中观于虞山宗伯手。是日，仍见宗伯行囊中。入记中者有：黄大痴《洞天春晓图》、王右丞《雪霁图》、萨天锡《云天图》、王右军《平安帖》。不入记者：褚河南《西竹经》、米元章《多景楼诗》、米元章《题定武兰亭一记》”。以上皆得于溪南丛睦坊者。还有沈周游“新安时，江念祖师事之，延诸村中，为作《瑞金秋霏》、《长湖烟雨》诸图”。

　　除了这些知名的收藏家来徽州购买书画。一些当地的书画中介者也会把徽州的艺术品带到江南各地去卖。出现了专门从事艺术品交易的中间商人，即“牙人”。他们时常往来于徽州和江南之间，出入嗜好艺术收藏的富商及文人之宅，成为当时艺术品交易的经纪人。我们熟知的吴其贞就是一名牙人，他在江南各地四处游走，买卖书画。他曾得梅道人《竹溪泛艇图》小纸画一幅于常州陆家达那里。在丙午秋七月五日，又偶获宋徽宗《金钱羁雀图》绢画一小幅于杭城九曲巷施四老家。壬子八月廿二日，购僧梵隆《高僧图》纸画一卷于苏州吴子敏手。吴其贞还曾得到黄公望的《剩山图》，后来转卖出。有了这些书画交易人，使徽州与周边地区的书画交易变得异常顺畅，书画市场日臻完善。徽州书画大都流向苏州、杭州和扬州等地。

　　除此以外，还有一大批徽州人长期居住在外地从事书画买卖或收藏。如居住在嘉兴的歙县籍藏家汪珂玉，是徽州地区重要的收藏家族。他的家族三代极富收藏，钱谦益与他多有往来，并称：“新安汪宗孝（珂玉）收藏金石古文法书名画彝器古玉甚丰。”吴其贞在《书画记》中也多有提及他与徽州汪氏的交往，如崇祯十二年（1639年），他在汪氏处获观盛愚《古木垂钓图》：“此图得于汪中绥手，仲绥为人蕴籍，雅能博一占，目力超众，前辈鉴赏家。每每推敲于彼，故世人呼为古董秀才。时巳卯三月之既望。”此外，徽人在外地亦多有开设艺术品店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载了一位开铺于杭州岳庙前十余年的歙人，其人名项宠叔，号玉怀道人。另有江苏扬州的吴振鲁，讳藩，是“歙之南溪人，商于淮扬。好古玩，所藏重器，得于榆村程氏、丛睦坊汪氏者多。”

　　然而，明清易代，战乱不断，使社会经济严重受创。战乱后的徽州，书画交易萧索起来，藏家不少家道衰败，收藏品也随之大量流失消散，或遭破坏，或流往经济发达的其他地区。对此，吴其贞有切身的感受。1639年（己卯）四月初三至四月十四，吴其贞在溪南吴氏家族观画时感慨道，昔日徽州艺术市场的繁盛已了无踪影，诸多“海内名器，至今皆渐次散去，计其得失不满百年。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20多年后的康熙六年（丁未，1667年），吴其贞再至溪南，触景生情，不禁感慨：“忆余昔到溪南观古玩，如登山阴道，应接不暇；今来两日，搜寻得见四画，人事可知。”

责任编辑：陈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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