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在90高龄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曾说：“自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当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今年寒冬，这位国宝级的文化老人去世了，人们又提起这件往事——1947年春，王世襄从东京押运回了107箱善本图书——这是抢救流失文物中，一件开创性的大事，其中曲折却已知之不详。记者循着“107箱善本图书”这一脉络追索下去，在历史的碎片中，读出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

　　单枪匹马赴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也随之传来：为了缓和日本战后的经济恶化，日本商工省建议，用从外国劫掠来的艺术品和古物作为抵押，向西方贷款买粮。

　　用抢来的文物换大米，这简直是对中国索赔呼声的公然蔑视。

　　蒋介石都坐不住了，手谕行政院和教育部，“我国各种文化事业横遭敌军之摧残，应向敌提出赔偿之要求，希即会同有关各机关共同组织，一面搜集各种材料与证据，一面研拟具体办法呈报为要”。

　　找日本人算账，总得心里有数。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我国到底有多少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遭到洗劫，有多少私人藏品惨遭破坏？多年战乱，谁也说不清。

　　由18名专家组成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随即在重庆成立，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杭立武任主任委员，著名学者马衡、梁思成、李济任副主任委员。王世襄经梁思成和马衡引荐，被任命为平津区助理代表，负责清查、接收平津地区被劫的文物。

　　根据“清损会”历时一年的统计，战时我国被劫被毁的公私文物，查明有据的，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仅北平市，就损失公私书籍586万册，古物2800余件，碑帖21万余件。

　　在调查中，“清损会”还掌握了一些重要文物被盗的情况：如原存于北京协和医院实验室中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突然失踪；宝鸡斗鸡台文物被盗三百多件；日伪从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馆运走铜缸、铜炮、铜灯亭等；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移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珍本被劫；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北平和南京两批珍贵文物被劫等等。

　　别看统计数字十分庞大，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私人藏品并未计算在内。

　　按照常理，别说是追讨数以百万计不知下落的文物，仅仅是接收日本归还的古董，也该由政府派个专家团队去东京，可民国政府竟连翻译钱都不想出。

　　1946年9月的一天，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找王世襄商量说：“刚接到南京来信，‘清损会’准备派人去日本，交涉赔偿文物事宜。原计划派博学精鉴的老专家徐森玉先生去，但考虑到他年老体弱，又不懂外语，必须带个翻译，这样便加大了编制。你懂英文，派你去如何？”

　　王世襄正值新婚燕尔，又刚接任了故宫古物科科长，不免面有难色。不过，要拒绝去日本探宝的诱惑，又实在不合他的个性。

　　别看出身官宦世家，王世襄从小就被戏称为“京城第一顽主”，放鸽子、斗蛐蛐、玩葫芦，飞鹰走狗，无一不精。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不但会玩，最后还都玩出了门道，强烈的好奇心和执著的探求精神是他的特质。

　　“抗战”胜利后这一年，王世襄为了找回那些流失在平津地区的文物，和古玩商打成一片，私下里明察暗访，不但过了一把“侦探”瘾，还屡立奇功，收回了几千件被日伪劫去的文物，其中不乏国之重宝。

　　为了向日本交涉赔偿文物，王世襄参编了《中国在日的重要文物目录》，从《现在日本支那名画目录》及《泉屋清赏》、《爽籁馆藏画》等书中辑录被劫文物的下落，注明了的名称、尺寸、藏者、材料来源等。

　　“如果真正能从日本弄些我国的文物回来，倒也值得。”王世襄转念一想，便应承下来。马衡倒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嘱咐他说，在日本工作，如有可为，则可以多待些时日，如果无可为，不如早点回故宫工作。

　　临行前，“清损会”交给王世襄2000美元，说明此款包括差旅费、置装津贴、文物回国运费。就连月薪100元，也得从此款中支取。

　　194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午夜，王世襄作为追讨文物的“清损会”专员启程了。

　　麦克阿瑟作梗

　　泱泱大国,竟连给徐森玉请翻译的钱都出不起，追讨数以百万计的文物，仅派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小青年独行,未免说不过去。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故纸堆”中，记者终于发现了其中原委。

　　早在1945年底，“清损会”就已经草拟了一份出国名单，并向教育部打报告说，准备派张道藩等13人组成的专家组赴日追讨文物，包括团长1人，专家6人，职员4人，英日秘书各1人。名单里的人物，均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物专家，王世襄并未在列。

　　蒋介石不但拨款500万元，还亲自给他们布置了几项任务：

　　调查中国在日各项文物，并将之编制目录；对于各种文物的情况提出调查报告；对如何处置在日本的中国文物提出建议；就近与盟军占领日本统帅洽谈协商，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保全在日本的中国文物，并使之完璧归赵。

　　调查团眼看就要东行，不想却横生枝节，被麦克阿瑟将军给“挡驾”了。

　　别看是战胜国，但在对日追偿问题上，中国根本做不了主，事事都得征询盟军总部的意见。12月8日，盟军总部在复电中称：“目前如果派一两名专家隶属于总部联络员之下，从事工作就较切合实际。”另有外交部告教育部的密电称，“只派一两个专家”是麦克阿瑟将军本人的意思，他认为“目前不便从事大规模调查活动”。

　　“冷战”大幕尚未拉开，但麦克阿瑟有意扶植日本，对中国追讨被劫物品之事显然并不热心。蒋介石寄希望于美国很多，自然不敢公开得罪这位桀骜不驯的将军。这样，组织赴日调查团的计划只好作罢，追讨文物的经费也锐减为10万元。

　　其后，中方改派张凤举作为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中央博物院筹委会主任李济以专委会委员名义赴日随团工作，操办被劫文物的调查和归还事宜。

　　因张凤举是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文化教育组)组长，不能专司追索文物，遇到挫折后，他在工作报告中“发牢骚”说，“美国人大权独揽，且麦帅对盟国对日委员会日渐冷淡，收回古物事必须谨慎进行，希望亦不能过大。”

　　李济是“清损会”副主任，1946年早春他在日本奔走了一个月，参观了大白鹤美术馆，京都佳友、友成及东方文化研究所等，并与日本收藏家梅原等人谈话，总算得到了一些线索。

　　无奈盟军总部在追偿文物上没有动静，李济最终无功而返。就拿追讨“北京人”头盖骨一事来说吧，李济和张凤举曾向盟军总部情报教育组查询多次，但日本人坚持说头盖骨没有运到，盟军总部竟也不再追查。

　　李济回国后，又耽搁了半年，王世襄才把追讨文物专员这个缺补上。他到代表团报到后，被分在第四组工作。当时，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的团长是朱世明。

　　“清损会”既然知道美国从中作梗，自然不会让王世襄打无准备之仗。他此去日本，身怀三个“锦囊”，又或者说是三项使命：

　　一、南京中央图书馆在“抗战”期间，曾将一批善本书运去香港。1941年底，日军侵略香港，将这批善本书全部劫往日本，目前已在日本帝国图书馆被发现，必须安全回国。

　　二、各地公家及私人上报的文物损失材料，寄到“清损会”后，正在整理，以后将陆续寄往驻日代表团，须依据材料，向日方交涉，追查赔偿。

　　三、凡日方无法用原件偿还中国，或原件已损坏或长期查不到下落的，中国可与日本政府进一步交涉，将指定日方用同类或等价的文物作“以类赔偿”。

　　三个任务，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难怪傅斯年对王世襄说：“你去日本工作，追寻文物应和在平津区一样，要非常非常的aggressive(敢作敢为)。”

　　敢作敢为，也许这才是“清损会”选中王世襄的真正原因吧。

　郑振铎劫中求书

　　“锦囊”上写得一清二楚，王世襄在东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完璧归赵，其他文物倒都在其次。有什么文物能排在“北京人”头盖骨前头呢？这批善本就是其一。

　　说起这些善本，不能不提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我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是他在风雨飘摇的上海，聚拢和守候了这部分中华文脉。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江南许多著名藏书楼毁于战火，珍本典籍损失惨重。侥幸保存下来的，也纷纷被藏家后人变卖换钱，维持生活。

　　一包包收购来的古书捆扎待运，堆得像小山似的。郑振铎通过书店的朋友一打听，知道这些书大多都被卖到了哈佛燕京学社和一个专司掠夺中国文物的日伪机构。

　　“这些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国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了。”痛心之余，郑振铎联络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收藏家张凤举四人，秘密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这天“小雨连绵不止，暮春落花时节的样子”，但由于一桩心事终于落实了，郑振铎心情大好，在日记上写道：“我生性好事，怕事实上非多负些责不可。”

　　鉴于个人经济力量有限，而流散书籍甚多，“同志会”五人联名于1940年1月5日向重庆当局发电报，要求拨款。几天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来沪，决心挪用“中英庚款董事会”迁建中央图书馆的钱，在沪抢救收购民族文献。当时郑振铎正发高烧在家，闻讯大喜，立即扶病奔走。

　　他们的工作“秘密进行”着，只以暨大、光华及涵芬楼的名义来购书。凡值得国家保存的古籍，一概不吝价钱。为了购书，郑振铎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狂热程度，这在他的《劫中求书录》中便有十分生动感人的记载：

　　从“八·一三”以后，足足八年时间，我为什么老居留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是恐怖，时时刻刻都在敌人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自信于“狂胪文献”的事。前4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4年，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的文献。

　　我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有一个时期，我家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外，我的时间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这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一分力的成果。在头4年里，我吸引了南北的书贾，救全了山西、平津、南至广州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我在购书，敌人也在购书，陈群、梁鸿志(日伪)也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绝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挑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我十分感谢南北书贾们的合作。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乃是国家民族的力量……

　　“同志会”成立后的两年间，郑振铎和他的同志们，为国家先后购得了江南著名藏书家——玉海堂、群碧楼、嘉业堂、蕴辉斋、风雨楼、海盐张氏、南浔张氏适园等一批珍贵藏书。用郑振铎自己话说，在这两年间，实际上等于建立了一个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是论其“质”与“量”都是同样惊人的。

　　娇贵的图书，能在敌人的刺刀和太阳旗的阴影下留存，“同志会”功不可没。

　　“盖章”成为追讨关键

　　图书收购后，郑振铎还要忙于将“善本”分类、编目，“一年以来，瘁心力于此事，他事几皆不加闻问。”尽管工作相当艰苦，但郑振铎一想到这么多好书，一切都抛之脑后。

　　自1941年6月，郑振铎就开始忙于装书、寄书了。这也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随时都会遇到危险，他每天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干，一批接一批地寄。

　　上海沦为“孤岛”后，日寇即派特务进驻上海邮务管理局检查往来信件。当时，郑振铎发出的邮件很多，大都和抢救版本图籍有关，如果一旦被日寇查出，抢救古籍之事将功败垂成。

　　恰好郑振铎有一文友是邮局邮务员，这个“内线”每天在日寇检查邮件离去之后、邮袋封口之前，将委托的信件投入邮袋，以保万无一失。

　　够得上“珍本”、“善本”的2390部(约13000册)明刊本和抄校本，就这样陆续装箱邮寄到香港大学，由在那里执教的许地山教授暂时收存，然后再伺机运往重庆或美国。

　　许地山为使得这批“无价之宝”安全稳妥地存放，托人代制了一百多个内衬铅皮、外围铁带的木箱，然后把这些古籍经有关人员核对、登记后装入箱内，共装110箱。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联系了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先生，准备把这批书运往美国，转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了将来容易辨识起见，工作人员又把木箱重新打开，在每册之上加盖了中央图书馆藏书章和中英庚会的印记，直到11月底才盖完。

　　“盖章”这一招本是用来防范美国人的，日后却成了追回这批文物的关键。

　　不久，许地山先生便因心脏病突发而猝然去世，接连而来的不幸是，香港在“一二·八”中沦陷，藏于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这批珍贵古籍，被日寇劫掠而去，运往东京。

　　“一二·八”那天，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孤岛”也最后沦陷。看到日军军车开入大学，郑振铎挺直了身体，沉毅地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对学生们宣布：“现在下课!”从此过上了隐姓埋名的生活，“同志会”的活动也随即停止。

　　徐森宝在致蒋复璁的信中描绘了郑振铎收书一事，说他“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寥寥数语，便勾画出一身正气。

　　无论抢救了多少书，这个硬汉却仍然终日心不能安。他的儿子回忆说，“父亲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每晚都要酩酊大醉”。在《求书日录》中提到此事时，郑振铎写道：

　　“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夺与烧毁吗?”他甚至后悔自己“多事”：“一念及此，便摸心痛恨，自怨多事。假如不寄到香港去，也许可以仍旧很安全的保全在此地吧?假如没聚拢来，也许大部分的书仍可楚弓楚得，分藏于各地各收藏家手里吧……”

　　为了这批“命根子”，从来不讲迷信的郑振铎竟然跑到城隍庙去求签问卜，也许是他的一片真诚当真感动了上苍，经过4年的痛苦煎熬，古籍的行踪终于有了端倪。

日方被迫还书

　　根据现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档案记载：1946年2月中，有人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帝国图书馆中，看到了该馆所藏的《永乐大典》上，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印章，接着又陆续在其他书上发现了同样的印章和嘉业堂藏书印等。经过我驻日代表团的深入追查，终于在帝国图书馆地下室搜获了两万五千册古籍。另外，在伊势原乡下又起出一万册珍品。

　　真相这才大白。日寇占领香港后，日军把看守冯平山图书馆的人赶了出去,门外钉上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枪杀”等字样。他们盘问了馆长陈君葆很长时间,始终不信那110箱里边装的是书,非要馆长承认是古物不可。

　　此后，又有三个“专家”到冯平山图书馆鉴定那批书。1942年2月2日，在日本谍报人员竹藤峰治的指导下，他们运走了该馆所存图书。除中央图书馆善本110箱外，还有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

　　中央图书馆的这批书，辗转交到帝国图书馆，由该馆委托版本目录学者长泽整理。战争结束时，为了避免美军将帝国图书馆连带这批书一并接收，长泽挑出了一万册精华善本，送到乡下一位村长家，在土窖中隐藏起来。

　　“驻日代表团查明真相后，限令日方编造目录全部归还，共3286部，34970册，于1946年8月18日正式交接。”

　　到底是谁发现了这批书？目前有三种说法：

　　一说是日本投降后，蒋复璁亲自往日本查访，因全书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章”，日方无法抵赖，故全部追回。

　　还有一说是，这些书为上海戏剧学院创始人顾毓琇所发现。

　　记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说法，这些书是被驻日代表团侨务专员刘增华发现的。在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史料中，有一份刘增华呈交外交部的电报，大意为：1946年元月，教育部嘱有关部门代为查找中央图书馆流失善本一事。后经刘增华专员四处奔走，终于在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发现了这批书。

　　不论是谁发现的，幸亏这批书不仅加盖公章，而且登记造册，有据可查，并分别经过了几次清点，账目非常清楚。否则，日本怎么会轻易吐出嘴里的这块肥肉？

　　王世襄抵达东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存在代表团的10箱书，也就是从伊势原地窖中起获的珍品运回了上海。

　　当时，有两架中央航空公司专机送代表团人员及家属到东京来，回程无可装载。王世襄相机行事，用这两架飞机将善本运回了国内。不想，“清损会”对此并不满意，杭立武来信责怪他不该擅作主张，理由是为此教育部要承担部分回程费用，其次是万一飞机失事，这批善本岂不就毁了。

　　空运的做法受到了批评，看来，存于帝国图书馆的107箱书只能走水路回国了。

　　使命“已近失败之途”

　　其他两项使命，可就没有头一件这么顺利了。看到联合国关于赔偿文物的条款后，王世襄不禁大为失望。

　　规定写明，要求偿还的文物必须经证明确为“抗战”期间被劫夺或盗窃的，还要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对被劫夺文物要列出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劫夺等；如被日军劫夺，要说出番号等。只有完全达到这些要求，才算材料完整，联合国才能督促日本政府去追查其下落。

　　王世襄查看了国内寄来的材料，可以说没有一份够得上“完整”。多年兵荒马乱，在国破家亡之际，又有谁能留下文物损失的“完整材料”呢？ .

　　至于要求写明日军番号，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军队番号向来都是保密的。联合国的规定条款如此苛刻，难道不是在偏袒庇护敌人？

　　王世襄对如此苛刻的条款，自然十分气愤。虽然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规定只对日本有利，对中国不利，但他仍不屈不挠地用“不合格”材料提出追寻要求，结果只能是屡战屡败。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为什么在外交上处于如此弱势的地位？究竟是谁让联合国作出这样荒唐的规定，为追偿文物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王世襄很快就看明白了：在美国对日管理的体制下，追偿的决策方是远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执行方是盟军总部，实际上就是麦克阿瑟元帅在扮演日本“主人”的角色，他又怎么能让日本吃亏？盟军总部、日本政府都不积极配合，单靠几位身处异地他乡的中国专家奔走，又怎管用？

　　王世襄仍不死心，拿出了第三条“锦囊”。他向驻日代表团请示，准备向日本政府提出“以类赔偿”的要求。这意味着，日本侵略者劫夺的中国文物，原件已毁坏，或长期查不到下落，中国政府有权要求日本用同类或等价的文物来赔偿。

　　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有充分理由的正义要求，在中方内部却产生了不同意见。张凤举甚至认为，现在中方有求于联合国的事情太多，怎么可能在追还文物这个问题上斤斤计较呢？

　　团长朱世明则搬出“外交辞令”：此举牵涉到联合国的原则性规定，必须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呈，请政府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才有可能讨论这个问题。

　　显然，这都是推脱之辞。当时，蒋介石的注意力全在收回被劫武器和机器上——这是他发动内战的军需品，哪有心情为了文物的事去“打架”？

　　战后，我国虽追回了部分文物，但与实际被抢劫的数量远远不能相比。例如战时损失的书籍，不下300万部，有证据的重要被劫案件也有15245件。但运回国的，主要就是那107箱善本图书。

　　作为一介书生，王世襄对当时特定的政治、外交环境并不甚明了。如今回头来看，在全球“冷战”和国内内战的阴影下，王世襄等人的使命，正如代表团在总结里写的一样，注定“已近失败之途”。

“侦探”东京折戟

　　1946年5月13日，日本政府迫于国际压力，曾经通令全国，没收劫自我国的文物。但他们却狡猾地将所劫文物的时间点，规定为“七·七”事变之后。

　　中国驻日代表团当即指出，中日战事自“九·一八”起，要求归还被抢劫的物品，也应从 “九·一八”起算。不过，盟军总部对此却未表态。

　　此后，日本政府虽奉命调查，但“多系敷衍了事，结果不是说遭毁灭，就是说调查无迹踪”，对此，“盟总既无进一步之办法，又照例不准申请国径向日人追究或调查”。有了这些限制，所丢失的文物基本是收回无望。

　　一再碰壁后，王世襄想起在国内当“侦探”，追寻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的经历。

　　来日本以前，他是平津地区的“接收大员”。这位官老爷不坐办公室，而是混迹于古玩市场，四处和古玩商们“闲聊”，果然得到了重要情报：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多数被纳粹德国商人杨宁史买去。

　　查出杨宁史是禅臣洋行经理后，王世襄立即到他的公司去暗访，恰好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文件内容是青铜器目录。王世襄一把将目录抓到手中，女秘书只得招认，目录是德国人罗越交给她打的。

　　随后，王世襄又逼着罗越跟自己去天津，持目录和杨当场对质，令其不能抵赖。看着杨宁史张口结舌的样子，他别提多得意了。1946年1月12日，经过王世襄的努力和官方出面交涉，杨宁史收集的127件古青铜器和136件古兵器被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正式“捐献”。

　　在东京，王世襄也想出去碰碰运气。他谋划着，先从美国设在日本的文物调查机构下手，挖出中国文物的线索，等拿到证据，再向日本政府提出具体偿还要求。

　　一天下午，王世襄到该机构“套瓷儿”，这里的两位负责人，一个郝利斯，一个谢门李，恰好都外出了，接待他的是一个低级工作人员。

　　这个接待人员十分热情，带王世襄去看他们编好的卡片，足有十几个抽屉。王世襄看了几个抽屉，已到下班时间，其中内容多以古建筑、古迹遗址为主，不是流动文物，于是约定第二天再去。

　　不料，第二天清晨，这个接待人员就慌慌张张地跑来找他，说昨天犯了错误，不该带他看卡片，因此受到上级的责备。他怕王世襄还要去找他，特意跑来通知，今后若想到他们那里，必须履行约定手续，否则不予接待。

　　此后，王世襄几次通过代表团约定时间，都被美方托词拒绝。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确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不愿意让中国流失文物归还原主。这里面除了政治、外交的因素，某些个人的因素也发挥了作用。

　　1948年，王世襄到美国，听说郝利斯已成为古玩商，这才恍然大悟，如果文物归还了中国，他的生意就没有办法做了。

　　善本楚弓楚得

　　至此，在日本追偿文物的工作已是处处碰壁，寸步难行，王世襄深感空耗时间，不由想起故宫的工作来。故宫博物院从成立到抗战胜利已经有二三十年，但有些文物仍被压在尘土之下，更别提分类和编目了。一想起这些，王世襄就觉得自己也被压在尘土之下一般。

　　显然，回故宫去做些踏踏实实的工作，比在日本待着要有意义得多。于是，他直接写信给杭立武，详陈在日工作无法开展，请求准予回国。杭立武起初不同意，认为派个人去日本不容易，既来之则安之，工作一时不顺手，可徐图之。并说除非有特殊任务，否则不要回国。如欲回国，须得到代表团团长的批准。

　　为了速回故宫，王世襄硬着头皮找到燕京大学时的师长吴文藻、谢冰心二人，请他们带着去见朱团长。朱团长倒也开明，他说：“既然杭立武要你带着任务回国，那你就把107箱善本书押回国吧。”

　　押运善本回国看似简单，其实不然：

　　由于善本书在东京，轮船码头在横滨，而横滨又没有妥当的库房可以存书，不能先将书运到横滨等船。所以，对横滨开往上海的轮船，必须事先了解有无货舱空位，又必须知道它在横滨停靠三天以上，才来得及与日本文化省办理提书手续及联系运书车辆。这样，才能保证书一到横滨，即可当天上船入舱，不致发生失误。

　　货船在码头停靠多久，往往视上下货多少而定，如果多等一天，则得承担几千美元的费用。王世襄想出了个唯一妥帖的办法，就是到码头上去，看到船停靠后，再从公司查明，与货船核实，确知其停靠三天以上。

　　在运书前的十几天中，他每天上午都去横滨打听消息，晚上再回东京。经过十多天奔波，终于找到了一艘停靠三天又有空舱位的船。

　　次日，美国宪兵骑着摩托开路，七八辆卡车浩浩荡荡，将书箱运到了码头。交了约800美元运费后，王世襄眼看着船员吊放妥当，锁好舱门，心头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不知不觉中，他为了这批书，已瘦了十几磅。

　　“楚弓楚得，这回是真正的楚弓楚得了。”船到上海，欣喜若狂的郑振铎派助手谢辰生、孙家晋二人来接书。现任国家文物局顾问的谢辰生先生，回忆起这段经历，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结实的箱子和每本书上的印章。“要没有这些印章，怎么能追得回来”，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多年，他深知海外追讨之难。

　　将所剩的几百美元交到“清损会”后，王世襄也终于了结了这趟历时两个多月的追宝苦旅。1947年2月，这批善本“清查无损失”，安然存入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

　　国运，书运，命运

　　1948年，国际上“冷战”开始，国内解放战争也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美国对日政策公开转为扶持，甚至劝说其他国家放弃对日本索赔。

　　1949年6月23日，远东委员会将文物补偿案提出表决时，11国中虽有9国赞成(苏联弃权)，但因美国使用否决权，而使此提案搁浅。自此，中国对日文物索赔已失良机，以后就更是不了了之。

　　国民党从大陆败退时，这批古籍又经历了一次颠沛流离，与故宫文物一起，辗转多省，运往台湾。蒋复璁后来说：“现今台湾的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几乎全是由这个‘同志会’抢救收购的。”

　　107箱书在战火中安然无恙，又在战后从帝国图书馆的地窖中完璧归赵，多少栋梁为此殚精竭虑！然而，让郑振铎终生遗憾的是，这些书最终没能入藏北京的国家图书馆；而王世襄直到耄耋之龄，仍为“说不清”的问题难以释怀。

　　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王世襄成了故宫“三反”运动中被重点清查的对象。当时的“理论依据”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

　　历时14个月的审讯，并未查出一件贪污案，但他没有得到一个清白无辜的结论，只得到一纸命令，被故宫除名，必须离开故宫博物院古物科——这个他“以身相许，准备一辈子为之献身的地方”。

　　王世襄拿着除名决定到文物局讨说法时，恰好在办公室遇见了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郑振铎手拿通知，半晌无语，只望着窗外的白皮松。王世襄知道除名不是他的决定，也不愿再为难他，就取回通知，匆匆离去了。

　　1958年，郑振铎率领代表团出国，飞机失事，以身殉职。

　　经历了种种磨难后，王世襄多年心有余悸，直到1999年5月才为此释怀。他写道，“我今年八十五岁，已届垂老之年。过去的一切，我都不计较，但只计较一点，即要求得到正确、公正的理解。……我相信两岸终有一天统一，善书未被日寇抢走而永为炎黄子孙所有，幸甚。”

　　近年，王世襄又重燃了为国家追回国宝的热情。2003年，他为“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赋诗一首：“为赎中华国宝还，悬金求索不辞艰。一朝展馆容瞻赏，万众欢欣尽笑颜。”其诚心可见一斑。

　　12月初，文博界大家集体出席了王世襄追思会。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它不仅证明了王世襄的清白，还彰显他为抢救中华文物所立的功勋。

    本报记者 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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