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马未都来到石家庄燕都紫阁，为省会的收藏爱好者讲述“收藏究竟应该藏什么”。众多收藏爱好者听得可谓是津津有味，获益颇丰。在讲座开始之前，记者对马未都进行了采访。

　　记者：大众应怎样面对收藏？

　　马未都：收藏给人快乐的主要因素是因为文化内涵，而非财富价值。比如随便听一段相声，中国人开怀大笑的时候外国人很茫然，他听不出来，他就是文化不熟悉。对于大众来说，不管收藏什么。比如说有收藏粮票的，很多人只是希望记住曾经有这么一段经历，如果粮票有附加值，就是经济价值，但这个是额外的，不是你追求的，对于一般收藏者应该很明确地知道这一点，如果就是想指望这个发财，最好就不做这个事，指望发财做点别的事，不能靠收藏。

　　记者：你怎样看待现在的全民收藏？

　　马未都：全民收藏是丰衣足食的表现。今天大部分的人摆脱了贫困状态，生活中有了余钱，就有了多种文化娱乐方式，人们可以喜欢收藏，也可以喜欢戏剧、电影、音乐，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不可能用其他东西填满，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社会关注收藏、喜欢收藏的原因——因为藏品的文化含量大，而藏家的乐趣会随着拥有藏品的多寡而感受越强烈。对于文化，人们知道得越多，感受外界的文化信息就越来越强烈，人们就愿意说。文化就是靠这个传播的。

　　记者：你的论著及在百家讲坛的讲座都非常有人气，你怎样看待这些？

　　马未都：“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从小喜欢文学，又从事过十年文学编辑。所以我可能比别人更愿意表达，或者更具表达能力。文物这块知识，在过去的老百姓心目中觉得是一个特别深奥的事，不可以企及的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一个人最大的能力就是能把深刻的东西用浅显的道理讲出来，我希望能够深入浅出地把我们已知的文化，或者我们已有的文明向公众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提倡国学，这是因为大家觉得老祖宗的东西还真是不错。我不能说我能影响这么多人，由于这个领域能够向公众表达，我们说的公众对它不懂，那么愿意听的人就不多。我们过去开会经常就是专家对专家说，老百姓听不懂也没有兴趣。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电视，如央视的《百家讲坛》，包括出书等传播方式，用最通俗的方法，用最通俗的语言展示我们最灿烂的文明，就是这么点事。

　　记者：当代的一些工艺品价格不菲，有的可以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一些省市级书协、美协会员的作品动辄数千元，上万元一平方尺，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马未都：我现在觉得我不能对别人的商业行为做更多的评判，因为我说话得小心，怕影响人家。作为一个收藏者，一个购买者，首先应该对你喜欢的艺术领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直观是不行的，我们大部分是凭直观的。不像找对象，找对象是直观的，一看小伙子胖了，一看小伙子太瘦了，都是直观的，喜欢不喜欢，这个是直观的。但是艺术判断直观是没有用的，你一买回来就会头疼了，行家一看，说昨天烧好的你就买回来了？所以你一定要对藏品有全面的了解，你喜欢这个东西，前后左右都应该清楚，这件东西在中国的艺术史上应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如果不清楚，上去碰很容易出问题。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内心的需求，不在乎其他，那可以。有人买过一个瓷瓶，说这个瓶子不贵，就两千块，我有闲钱，真的假的不在乎。这也是一种心态。若你一定想买真的，不是真的我就上吊去，那你最好还是别买了。我觉得我不向当代所有艺术家，不管是画国画，还是书法、油画、雕塑，都不想做更深的评价，我们社会一定遵循一个经济规律，一个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价值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一定有价值，没价值的东西就很难说了。

　　记者：你搞收藏时有没有遇到“打眼”的问题？

　　马未都：我喜欢收藏的时候，社会上还没有特意造假的事，有的是买错了，比如说买了民国造的清代的假，清代造的明代的假，明代造的宋代的假。你买了回来以为是清代的，后来一看是民国，就是上了这么一个当，这个时间会迅速弥补。而今天不是，是刻意造假，所以今天的人，你不懂得不能过于自信，这个领域跟其他领域有一点儿不同，技术门槛是最高的。因为现代化以后，有很多事很快可以学会，比如说开车，在驾校一个月就学会了，你不见得比别人差。但是文物并不是，文物鉴定并不能让你很快的学会，尤其高层次的东西有点天生的东西在里面，有点像唱歌，一般人五音全了，到音乐学院找个老师教教你，一年之后你出来一张嘴那就有人说你学过吧，听着就不一样。但是想唱成顶级的歌唱家，想唱成帕瓦罗蒂和刘欢那样，那就需要天赋了，你就永远不可能达到了。

　　记者：有了好东西，是“藏”还是“露”？

　　马未都：过去由于社会动荡，使中国人都有一种藏而不露的观念，甚至过去连皇帝都喜欢刻一个小章，叫秘藏、秘玩，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我们做博物馆向公众展示，对中国人来说不过百年的时间，故宫博物院是1925年成立的，才80多年。但是西方人比较早，西方人从严格意义上讲，从古罗马时期就开始把艺术品向公众展示，来教育公众。我认为，今人的财富也无须再去藏着，过去这个东西是没有机会去展示，比如我喜欢的时候，社会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持批判态度，东西展示还会惹来麻烦。今天社会有需求了，我觉得把我的藏品向公众展示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是满足了公众的需要，第二是满足了个人心理的需要，就因有时候我认为展示出来会更加快乐，所以我就做了博物馆。博物馆做了有十几年，最初我想盖一个好的博物馆留给社会，让博物馆有序办下去，而且我还希望它能尽早变成一个公众的博物馆。

　　本报记者 牛珍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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