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黄胄先生(1925—1997)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家，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他和夫人郑闻慧对女儿梁缨艺术才华的培养，不用说教，而是用身教。读这篇文章，可以让我们从中获得许多感悟。

　　梁缨是我和黄胄的小女儿。她生下来的年代，多半都是在搞阶级斗争，在她刚懂事时不是黄胄要外出“当兵”，就是我到山西搞“四清”。我们俩谁也没有意识到在绘画方面给她以培养和帮助。

　　1966年梁缨才五岁，中国开始了“文革”，黄胄被迫搁笔，并迁放外地。我一个人得养活她和她两个哥哥，只能让他们跟着我到河南团中央的“五七”干校。把他们安排在和当地农家子弟一个学校里学习语文和算术，这是最好的选择。那时在中国大地笼罩着一种气氛，谁要搞科学和艺术，就是想要搞修正主义。所谓上学，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可以这么说，基本上是在野地里“玩”。因此她在那儿和她的小伙伴们学会了游泳、放鸭子、打青草、割麦子、捉蟋蟀、拈蜻蜓，还有捅蚂蚁窝。有一天我发现她在地上以石头片画画儿，画的是她和农工的孩子们奔跑捕蜻蜓，我突然觉得这个孩子是具有绘画天分的。但那个时候，我们除了在墙报上画点红旗，大拳头写点美术字，花里胡哨的口号之外，谁要真的拿起画笔画点什么，就要挨批评，说是要搞“复辟”，所以对于她画与不画，也就没有理会。

　　1972年，她的父亲黄胄又能拿起笔画画了，她独自到她父亲的身边读书；下课后，父亲要她为他作模特，为他磨墨，翻找参考资料。这才使她真正地接触了绘画。此时，她父亲也发现她在绘画上可能有一定的才华，但是黄胄本人对于画一直有个信念就是: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所以也没有强求她进行绘画的基础课训练。

　　1979年，黄胄的病有了好转，他带着梁缨到祖国的西北边陲——新疆生活、速写。黄胄的用功带动了他的女儿，天一亮梁缨就出现在乌鲁木齐的集市上，喀什清真寺广场中，用炭铅笔迅速记录她感兴趣的人和事，直到1980年春天。这大半年行程万里的天山南北旅行写生，对梁缨绘画历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80年—1981年她又随她的父亲到苏州，沿太湖到杭州，再到黄山。在秀丽的江南一带写生，一路上聆听她父亲对她谈论中国传统方面的绘画理论，告诉她绘画是要靠勤奋的。

　　美丽的黄山，到处都是画，她满山遍野地去画。画画回来就给她父亲喋喋不休地述说每天的见闻和心得，她的速写竟然乍看起来和黄胄差不多了，特别是松树画得很有气势。从此梁缨从事绘画事业已成为定局。她到广州美院学习基础课，又随学校到了祖国西南几个省，做社会调查和写生，这对于她都是有益的。

　　德国汉堡美术学院向世界各地招生，梁缨寄出了她的速写和在敦煌临摹的壁画，赢得了校方面试的机会。1983年秋天，她22岁，告别了父母，到我们不熟悉的地方，接受另一种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的熏陶；在汉堡美术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她所学的那一套，我们并不喜欢，但黄胄和我一直没有和她争论，因为我们想如果她是一个懒惰的人，她完全可以随着她父亲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地画，会更快更容易地为同业人士理解，让社会所接受。这样做取得成功可能更容易和轻松一些，因此她出国前已经画得很像她父亲的画了。选择现在这种画法，从我们家到她自己恐怕都有一些离经叛道之嫌，而且对于她，在艺术方面的攀登就难多了。然而，她是用她的心灵感受在创作，没有吃她父亲，像我幼时，我的祖母为我咀嚼过再喂我的饭一样。这是她最难得的一点，她具有做学问的勇气。

　　我认为，她的画在描写自我，和她父亲“重教化”，想以其作品起到教育作用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认真对她的作品进行思考和探讨，你可以发现她仍然画的是她自己生活的感受和对以往的回忆。比如“别看你闹得欢，小心以后拉清单”这是她在八岁时，看完电影《小兵张嘎》后，孩子们到处说的句子；《马蜂和乌龟斗》是他们在河南“五七”干校和小朋友取乐见过的，并以这些说明生活中的一点哲理。人们也不难看出不管是她的油画还是版画、水墨画，她还是用着中国的笔墨技法和日本浮世绘版画的表现方法。她笔下的《荷》、《女人和狗》，这些画在用笔用墨上都相当泼辣；《女人和狗》，则吸收了日本浮世绘的精髓，她没有像现在流行的表现派画家们着力于变形和颜色的分布、组织画面，而是真真实实以她平常人的心态，述说她对人生产生的一些灵感。她父亲黄胄临终前对她说过，绘画是一种语言，只能表示你自己理解事物的某一个侧面，要想丰富你的表现手法，就得读很多文、史、哲多方面的书籍，这无疑是对女儿离他的经叛他的道的肯定和告诫。

　　郑闻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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