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等人的陪同下去马涅什展览馆观看画家和雕塑家们的作品展。半个月后，他又在列宁山上和著名的艺术家与作家作过一次对话。著名画家鲍利斯·朱托夫斯基当年参加了这些会见，并做了详细的记录。据画家的记录，赫鲁晓夫在参观展览时，把抽象派美术作品斥责为：“ 这是诲淫作品， 而不是艺术。”不仅如此，他把涅伊兹维斯特内伊的作品说得一钱不值，认为“一头毛驴用尾巴也能比这画得好”。

　　———一头驴子的作品也比抽象派艺术家的作品好，这就是赫鲁晓夫个人对艺术的理解。而赫鲁晓夫作出如此迥乎常态的评论，究竟是因为自己的无知，还是出于权力的傲慢？想来，也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

　　那么，赫鲁晓夫认可的那些“比驴子尾巴的创作要好一些”的作品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近日读陈丹青先生的《纽约琐记》才明白了一点。陈先生在一篇题为《斯大林的选择》的文章里写到，美国纽约近年来曾经搞过一次画展，主题就是《斯大林的选择》。这次画展，规格很低，但是所展出的作品却是当年前苏联红极一时的作品。陈先生评价说，自己当年就是看着这些作品成长起来的，今天看来，其中有些作品就是宣传画，呆滞、刻板、缺乏生气。但是这类作品却在当时的苏联国内受到青睐甚至得到苏联当局最高领导层的奖励。

　　其实，陈丹青不说大家也明白。在一切领域都以政治挂帅，动不动就要求大家“上升到政治任务”的角度来理解和执行命令的时代，艺术作为政治的婢女想保持一点尊严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即使评价艺术的标准，也要以所谓的政治立场为准。而评价的标准，则以领导的意志为准绳———不论这个领导人是否懂得艺术、是否知道尊重他人劳动的价值、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那都是不重要的。

　　当然，在政治挂帅的年代，说艺术没有一点用武之地也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在前苏联，高大的集体农庄雕塑、场面热烈但是呆滞而刻板的宣传画铺天盖地。在这个时候，艺术发生了完全的异化，一切造型艺术和非造型艺术都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绘画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宣传和教育群众”。艺术的工具性被发挥到极致，怎么说都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还是回到上面的叙述。

　　画家鲍利斯·朱托夫斯基写道：赫鲁晓夫把涅伊兹维斯特内伊的作品说得一钱不值，但是涅伊兹维斯特内伊恰好在场，他接受不了这样的评价，马上直言相问：“ 您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您有什么根据说这样的话？”他的话大大地触犯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即反驳说：“我当矿工那会儿是不懂。我当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逐步升迁的每一台阶上我都不懂。可我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了，难道我还不懂吗？”

　　上述往事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当年艺术家们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更无法想象当时他们的内心活动。赫鲁晓夫的逻辑很清楚：一个人，一旦走到了权力的最高峰，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了，就是万物唯一的裁判者。在共产主义的苏联，就是先知先觉和领袖；在其他国家，就是圣人和主宰者。艺术算什么？

　　今天，当我读着上述资料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赫鲁晓夫的那副蠢像。尽管我知道，当年前苏联之所以能够结束斯大林的残酷统治，赫鲁晓夫是起过决定作用的。

　　没有被驯服的权力或者说绝对权力，在艺术面前，不，在世人面前，本身就愚蠢得像一头驴子。

　　寇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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